史学家吴相湘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抗战军兴。在其心理上，有一个从文化人到军人的转变。他看到国军机械化第二百师在长沙郊区整训，不禁升腾起从军愿望。“我国新式机械化部队第二百师即驻扎这公路附近，德国的战车炮车，满涂迷彩，或隐蔽于树木中，或训练行驶于公路上，雄壮军容，辘辘车声，使我精神兴奋，更自惭形秽。”

　　吴先生本来具有参谋的潜质。对战略精神的辩证思索，战争进与退、战略大纵深，其思考极有见地，从而纠正了历史上长期讹误。这种讹误包括大文人、史学家的隔行如隔山的错误。吴相湘抗战胜利后复归其史学专业，开拓出崭新的境界。

　　他于1937年10月中旬到长沙战区司令部谒见薛伯陵将军，奉派为参谋处编译股编译。从此穿上军装。

　　在战区参谋期间，发挥他史学专业的长处，与参谋处其他科组的作战参谋交流。八年抗战期间，他也曾深入敌后，并在敌占区腹地生活、办报、侦察等。

　　第一、二、三诸课主管作战、情报、后勤等业务，与编译股同在一幢房屋内，各课的参谋与吴相湘等人朝夕相处，非常融洽。他常常请教他们兵学术语以及研读军用地图，作战参谋也问他一些史学问题。每逢一次会战结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及各部队战斗详报先后集中参谋处，编译股同仁就开始研读及编纂；参与作战、策划的参谋人员随时答复其问题。

　　吴相湘先生说：“我国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兹大将论“后退作战”，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尽势穷的状态，尤非要塞和民众的协助不为功”。

　　会战结束以后，参谋处和赵子立提及国史上是否有“后退作战”先例一问题时，我曾指陈：众所熟知的三国大胆将军姜维是这一后退决战法的最早创议人，时在258年，实行于263年（《三生有幸》87页，中华书局）。

　　寻求得失之源：张恨水的战争文字

　　摇笔杆的摇出许多独特见解，可算一种广义的特殊的幕僚。

　　抗战八年，张恨水先生居重庆，作了若干村居杂诗，其中一首是：

　　茅草垂檐漾晚风，蓬窗斜卧一衰翁。

　　弥留客里无多话，埋我青山墓向东。

　　发表在重庆报纸，香港等地报纸多有转载。日本文化参谋嗅觉过于灵敏，自负从中嗅出味道，于是字里行间拿放大镜看，辅以心理分析，得出结论说，张恨水死了。日本参谋这样判断：这是他的绝笔。并发挥说，中国文人，可别再抗战了，许多都早夭了，还不如投降。

　　日本参谋大多很鬼，神经过敏，但这一次他们却马失前蹄了。其实张先生写的是村间所见，所谓衰翁的感慨，第三句末应加冒号，第四句应加引号。但日本人自忖有汉学底子，拿出其分析结论就当宣传。

　　日本人的重视，目的是反宣传，每到这样急迫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成分都是想当然的成分很多。

　　张恨水先生写于1938年初夏的《攻心》一文，分析日军对我空军机场的夜袭。同时讲明我军历史上首次对日本本土远程空袭的背景。那次空袭在战史上有名，因为扔下去的是几十万份传单，而不是炸弹。他归结到攻心的意义上来发挥，由这次军事上的成功，战术精妙筹划，来衬托别的方面的拖后腿，更议论到政治的不上轨道。

　　他对军事地理、战术战略、新式武器的比较，后勤与经济实力，人心的向背，民众动员以及吏治的澄清，战争可能出现的转捩的因素，都有论列。

　　如用引证古代军事案例来作比较，他也充分顾及到古今时空的变化，寻求得失之源，绝无隔靴搔痒之感。

　　要说潜在的影响社会的幕僚，张恨水就比其他一些人他们合格得多了。同样是报人，同样是名头响亮的知识分子，同样要对军事形势、甚至具体的战事作出事前事后的评论、评估，都是要披露在报纸上直接面对读者的，张恨水先生就比他们都站得住脚。一者他研习的兵书多，二者他的观察立场客观，三者能设身处地着想，四者绝不迂阔。

　　《湘北寇溃赘谈》，将观察的焦点集中在日寇士气的消沉，征诸战史，总的格局是很正确的。

　　虽然是秀才纸上谈兵，但读者十分地为之着迷，前方一开打，就等着读张恨水先生的专栏，希其分析解读，如果偶因出差暂时休笔，想读而未读到，则忽忽若有所失。

　　他的《肥猪拱门之乐》，论湘北大捷，时在1942年1月。大战有如三国上的伏兵计，无非是这着棋。但这一着，每次出手的不同，敌人就猜不着，他反正是想攻，攻来就上当了。且我炮兵火力已大为增进，敌人未估计到，成了端猪头拱庙门之姿态，我军摆好的阵势，就有肥猪拱门之乐了。

　　张恨水的议论，既深得兵法辩证之道，又从一个侧背，看出国军反攻态势下，军中各级幕僚策划的周到。

　　《假如中国不抗战》，从战略战术的设问、诘问来反证中国必须抗战。角度很别致，全在军事一端的包举判断：

　　假如中国不抗战，日军必夹攻苏联，莫斯科已沦陷多时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土耳其休想中立，伊朗的油田也决不是美苏的了。

　　假如中国不抗战，太平洋便是日本湖，也许用不着打，日军已经席卷全球了。

　　其深广的战略眼光，在这样铜锻铁铸的句子中，越显其高明。

　　张恨水先生1942年春作《研究日本》，谈太平洋空战之消耗，从每月消耗量的平均数析出每月消耗量为400架，据当时美国估计日本日产能力，又分析战船，造一年的船，只够三个月的消耗。他根据报纸披露的数据作分析，对中国军民精神上颇有鼓励，而他的文章对军队中下级的影响至大，所以他的军情分析文字很能影响官兵的修养。

　　《美用一年我用二百年》，此文根据美国当年的财政开支为1420亿美元这个总额，以当时中国全年所需包括得到的借款，连打仗带日用，为七亿美元。如是，100年也只是700亿，才美国一年用度的一半。他笔锋一转批驳日本，说是只有金元的美国，才可以作此豪用，用这些个钱，什么事办不动？日本乞儿要和如此豪富的人家比势力，岂不是太不自量？

　　这是就财力运用于军力的效应着笔。

　　《古上党郡的寇氛》，几句话，让读者知道军事地理的大概，对我军有所理解。还有《戴安澜师长之死》，虽以通俗史事解读之，不少含着兵家的至理。

　　1942年8月所作《声东击西》，对读者也富有启迪，对军事人员来说则颇具参考价值。他论述骑兵与快速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要义，谈论余程万守常德之功业，均属见解深刻的笃论。

　　张恨水先生和常德保卫战渊源颇深。抗战胜利，已六十多年了。取材于中国军民八年艰苦抗战的文学作品可谓难以枚举。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抗战小说，直接表现当时中国军队震铄古今的血肉战却是少而又少。因为一般作家，流离转徙，仓惶之状如幕燕釜鱼，更因战事的机密，最多从新闻纸上了解大概，难得有细致深入的采访。令人吃惊的是，一向以言情小说名家的张恨水先生却以他丰沛流畅的如椽大笔，创作了第一部长篇抗战小说：《虎贲万岁》。贲音奔，音义皆同，典出《尚书》，形容武士像老虎奔入羊群一般，所向披靡。这两个字，是57师的代号。

　　1943年8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日军以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常德全城被夷为平地。守城部队57师，师长余程万，弹尽粮绝，一度退出县城。后王耀武亲率57师残部，会同大批后援部队反击，又经两天激战，收复常德，《虎贲万岁》叙写的就是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战史。

　　《虎贲万岁》收尾只写到1943年年底国军欢庆收复失地。书中主要人物余程万结局如何呢？内战期间，他先后留守广东、昆明等地对付动摇的地方势力。在云南，临解放时被卢汉扣押，后与李弥等人一同获释，任二十六军军长，先后防守海南、云南蒙自等地，均因大势颓败而节节溃退。1953年5月在海南，以“带罪之身”，潜往香港寓居，一直未回台湾。1955年8月27日晚，他年轻的夫人为香港黑帮绑架，愤激之中，亲自携枪出面营救。然而，老手颓唐，蛟龙失水，他这风中独木也就无复当年的勇谋了。也许是劫数难逃，枪战中，连中对方杀手所发数弹，一代抗日名将，就在潦倒蹭蹬的晚境中，结束了泡影一样的人生春梦。当时张恨水先生也未必知道，余将军竟是这样的结局。12年后——1967年春，“文革”开始不久，张恨水先生也在北京去世。这部小说，近些年来只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新刊本，列于《张恨水全集》之中。

　　潜在的变形幕僚

　　像胡适、张季鸾等人，可说是一种变形的幕僚，他们的言论或观点，富有实力影响力，往来议论区划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有的被中枢采纳施行，这在某些时候，比专职幕僚还起作用。盖因角度不同，作用力也不同。

　　胡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帝师，20世纪20年代初，他和溥仪会面，回来后曾半开玩笑说：“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有点自嘲，有点自得，有点自卑，有点自在。

　　胡适曾建议，由蒋介石当总裁，国民党一分为二，使这两派竞争、竞选，轮流执政并互相监督；而作为过渡办法，无论哪边胜利，蒋介石都是胜方的总裁。苦心孤诣，处心积虑，亏他想得出来。但从策划上而言，堪称绝妙，非寻常幕僚所可为。

　　事情的缘由是，胡适以为，没有人敢批评蒋介石，这是不正常的，于是他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让这分开的两部分实施竞争。蒋介石对其献策未置可否。这是在1953年的1月份。

　　其实早在内战的紧要关头，胡先生就曾明确提出此一转圜的考量。熊式辉《海桑集》第五编第五节，转载其个人1947年1月9日记，当时熊式辉从沈阳飞至北平，当天和胡适见面，胡适向他谈及时事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胡先生所谈要点：其一，军队纪律大不如前。其二，经济之纷乱至为可怕。其三，国民党内部极其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介石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哪一部分承继，另一派名目可新设，领袖则暂时可处于超然地位。

　　胡适的策略，真是动了脑筋，不可谓不聪明。但是套到现实的头上，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不是太窄就是太宽，总之不大合辙。盖以当时并非没有分立的团体，他所针对的只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实为拆台。分立的团体，应为自然分化，经一番熔铸接洽碰撞重组，达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强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达成良性竞争，结果绝不美妙。此举，一是易招话柄；二是反对者众，吃力不讨好。

　　再说对现实的考量及对策，他和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出发点也颇歧异。1938年春季，蒋介石因抗战初起，又考虑战后复兴问题，遂对党派欲加抑制，对党派思想之宣传，欲加羁控。但又不愿出之以鲁莽，遂一相情愿，欲将其他党派融合在三民主义的统一信仰之下。

　　陈布雷说：“蒋氏的意思是要化多党为一党。如果其他党派同意此议案，则国民党也可相应改动党名，或酌改组织结构。但反对的声浪甚高，此议也就无疾而终。”

　　那些文化型参谋们

　　还是19世纪的末叶，王韬就提出通才办报的观念，这是强调记者的知识结构，他同时又提出史家办报的观念，则侧重于记者的忧患意识。他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专论，倡导在省会设立西式报馆，并邀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操笔之人，需对中外时政、历史经济娴熟于心，发为可用可采之政论时文。

　　他们的意见往往写成文章，或以文化名流身份接受记者采访，将其意见公开发表。而其意见，对于时代、国族，就别具一种可能性及参考价值。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

　　日寇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这和中美空军的反击强弱有关。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断裂。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敌寇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他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

　　刘文典性格耿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也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吴稚晖。他醉心潜心学术，不善治家，也无积财，在昆明时，往往弄到无米下锅，才知囊中羞涩。

　　有一次飞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他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曾经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大知识分子幕燕釜鱼的情形中，尚有开玩笑的心态，是一种放松的精神状态，是心灵的优胜。其间，也常常包含着文化之评议。

　　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疯狂呢？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玩笑，或欺侮调笑，实则在内里，它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心中充实而有光，这不是酸腐，更不是头巾气。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唯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

　　经受几乎亡国的铭心刻骨的打击，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上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在重庆，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形式很“先锋”，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人员的过问。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他靠写作成了红人，实在是因为他的笔路极其宽阔，赢得显赫之国际声名。抗战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人员费尽移山心力，难得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文说事，而林语堂以个人身份在其报上纵横驰骋，版面尽有，多为呼吁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林语堂先生的《日本必败论》，后收入《拾遗集》。文长近两万字，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7月。此文注意到的人不多。

　　实则此文有它相当的重要性，文分七部分。

　　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于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又断言，此战争为两败俱伤，中国若胜，日本固然是失败；即中国不胜，日本亦败。

　　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之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

　　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此为导致其政治失败的关键。认为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国际知闻；日本对中国平民实施狂轰滥炸，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为抗敌要具，期间也谈到八路军的民众组织的成功。

　　四则论经济。为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此节相当详尽，细数日本之军工和商用原料、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公债、准备金……林语堂先生依据美国报纸及他种媒体的数字，列出日本当时几年中的财政预算，有几十组数字支持他的论点。

　　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他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最后还有《撮要》等章节，要而言之，眼光远大，论事则高屋建瓴，观察则气势夺人，观点则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

　　林语堂先生此文也鄙视汉奸的作为，有警句曰：“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可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

　　从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到直接进入战斗序列，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

　　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多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仿佛天鹅肉般的**。此时若需作局部的牺牲，也竟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怡。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战后，有的大知识分子厌倦与日俱增，乃是在付出绝大牺牲后，对政治不上轨道的严重失望，竟至结束性命，如戴季陶、陈布雷先生，实在是久闷不舒变本加厉的深悲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