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的孟良崮战役，国军采取的是“硬核桃”配“烂葡萄”的部署，即中间是王牌主力，两翼为杂牌或乙种部队。张灵甫率部孤军冒进，其行动计划被华东野战军技侦部门破译，被解放军30万大军包围，陷于绝境。

　　张灵甫突击冒进，接触到华野主力，吃了大亏，判断坦埠附近集结着解放军重兵，遂决定向南面的孟良崮、垛庄撤退集中。转进路上受到侧面袭击，损兵折将，伤亡不小。到了孟良崮，在此喘息。他的两个高参，这时候的主意反而截然对立。也许最后的机会就在这对立意见的选择当中。

　　参谋长魏振钺认为，这里是突出而无屏障的孤山，虽然险峻，并非连绵，无所谓纵深，如在此固守，显系触犯兵家大忌。魏振铖后来在半山腰率部作战，被首先攻入主阵地的华东野战军一部活捉。

　　而他的副参谋长李运良则认为，此虽为独立之孤山，但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可以扼守，大可作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打算。

　　张灵甫斟酌，接受后者意见，并立即布防。他和李运良的关系似乎要亲近一些。

　　解放军方面，起码有五个纵队将其围困包围并分割，另有多个纵队截击阻挡前来增援的部队。

　　5月15日夜，华野发起总攻，密集炮火轰击。而此时国军已被压缩在几个近距离的孤零零的山头。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转圜措置的余地。

　　幕僚误事，也不尽然。

　　其一，蒋介石的幕僚或是他本人没有料到，凡是敢于向大军挑起战端的对手，必定已有强大的实力，试看太平天国初期志在必得的劲头，惊飚卷澜般的速度和战力，可知一斑。

　　其二，如郭汝瑰等人事后的回忆，国防部卧底拟订战略，指挥大局，大势受控而不自知，此仗没法打。

　　其三，74师幕僚关键时刻的意见对立。而张灵甫仍以种种因素的影响，关键时刻选择浅表站不住脚的意见，被动之势已成，在毁灭性的打击之下，没有任何金刚不坏之身。

　　其四，我们且做一次事后诸葛亮，此时盘踞在山东境内的王耀武、邱清泉、胡琏等精锐部队，起码有数十个师旅，倘若在74师颓势初现之际哪怕以1/3的兵力，放弃既有阵地，迅速回师，加上已在周围的黄伯韬、李天霞部队，分头向鲁南集中，对华野十个纵队实施反包围，则张灵甫当可有救，而整体形势尚可逆转。国府当局首鼠两端，患得患失，要守的地方太多，各个地方又自顾不暇，被动挨打之势已成。假如此次实施反包围，虽然一时丢失多地，但对对手有生力量的消灭，则是根本意义上的战略优势的取得。果如是，失城失地再度收复，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张灵甫王牌军的彻底覆灭，他的幕僚和他本人要负小责任，而中枢指挥须负总责。像74师这样的部队，绝不是不能打，绝不是不经打，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在任何情况、任何时段下都可以包打包胜。没有，确实没有，求之隆美尔、古德里安，以至麦克阿瑟，也不能例外。

　　同样是五大主力的邱清泉第五军，此时同样在山东境内作战，他的战策就较张灵甫为灵活，自决的空间较为踏实辩证。一年多后，他在徐蚌会战中，也因最高当局战策错误，退无可退，退不及退，和张灵甫的命运一样，陷入重围，被压倒优势的兵力所钳制，死于非命。盖以当时华东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并未真正全面动员，也未形成重点进攻。以各个战场并非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颠来倒去，反而陷入被动挨打之局面。

　　据当时在74师（整编74军）当连长的李怀胜回忆，说是张灵甫表示很后悔当初没有听魏参谋长的意见，不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的。可见张灵甫对参谋长的意见最后认可了，当然，也于事无补了。

　　又据74师辎重团长黄政的回忆，张灵甫最后关头征求自杀意见时，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与他感情极深，当即同意，而“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心怀异志，不愿同死”。

　　魏振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46年被任命为74师少将参谋长。他被俘后，任职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史教员。副参谋长李运良因出身张灵甫的基本部队58旅，即整编前的58师，所以极受张灵甫的信任，参谋长魏振钺反而掌不了实权。

　　知识分子：外围与潜在的幕僚

　　超级智囊王韬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已呈颓势，王韬反而向太平军表示归顺，积极筹划。

　　政府军与太平军战于上海市郊，从战利品中发现一封怪信，是写给太平军“总理苏福省民务”的官员刘肇钧的，署名黄畹。清廷侦查效率颇高，并且很快查出该信作者就是王韬，指他犯有通贼大罪，要求英国将其交出法办。这时他在墨海书馆工作，英国人拒之，送他到香港躲避。以后他就长期在香港办报，为中国近现代报业之鼻祖。

　　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时候，是三十三四岁的样子。

　　创办《循环日报》之前，他编纂撰述成《普法战纪》14卷，将外国一次重大战争，背景、策略、对垒、战事来龙去脉，叙述得如此清楚，在中文书中，尚属首次，该书在东瀛受到热捧。

　　他对太平军的进言，要点是，太平军不应进攻上海，对于洋人“宁和而毋战”。此点表明王韬颇具战略眼光，因李秀成进攻上海确为一大失误，与洋人结怨，诸般不利。如从上海抽身，可集中兵力与湘军战于长江上游，“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石达开）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清有矣”。显然，他的军事地理也极其熟稔。其间，不仅李秀成与石达开未能合作，就是和陈玉成，因洪秀全的干扰，也未能连成有力的两翼。所以王韬的进策假如能为太平军切实所用，则鹿死谁手，尚难定论。

　　大概是嫌太平军不识瑰宝，不久后他又将类似的战策献给曾国藩。王韬认为太平军不在长江上游努力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所以他建议湘军“我之所以平贼者，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

　　其间有战略的纵深，有退路，有战略物资的汇集等的考量。

　　王韬湛深经术，宗法汉学。他可以说是参谋之中的参谋，幕僚之中的幕僚。韬略之宝库，一切后来者，无论为帝王师，还是为时代所用，皆可从其羽变而来。稍加化用，即成佳酿。为后来者行事判断的借鉴、参政的意义经久不磨。

　　他的谋略长处在于全面性。正如他的循环论，“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较专言洋务者高明，可运用于实际者多多。

　　古人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却是道不行，以文字为后来者鉴。

　　他和中山先生的会面在1893年，他们虽然年龄悬殊，但全球化的视野令其多有会心之处。王韬以其斐然可观文笔替孙先生润色《上李鸿章书》，刊布于《万国公报》，并向李鸿章的幕僚鼎力推荐。

　　他庞杂的著作，诸如《火器略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弢园尺牍》《瀛濡杂志》《老饕赘语》《遁窟谰言》《海陬冶游录》《花园剧谈》《艳史丛钞》《翁牖余谈》等，充溢可供实用的种种战策，以及制度优劣的比勘，可谓锦囊妙计的百宝箱。

　　军事、国防、外交、军备、舆地、行政、商贸、工农业……均有成套的、成系统的论述和建议，而且可操作性极强，警切处有似耳提面命。

　　至于兵法总揽要则，他的把握可称高屋建瓴，“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

　　白先勇感叹那永远的尹雪艳，他则是永远的王韬，永远的超级智囊。

　　重视潜在幕僚的意见

　　面对强横愚昧、进逼不已的日本军阀，爱国救亡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忍辱负重有苦说不出的国民政府，形势激**，错综复杂。

　　抗战前一年，国民政府特地派遣刘健群和张道藩专赴上海，协同地方政党当局，尽量做一点疏导的工作。

　　他们到了上海，首先找到市长吴铁城，由吴氏出面，邀约上海名流教授达四五百人，在市府大礼堂召开茶会。刘健群将中枢的策略阐述一番。上海是人才集中藏龙伏虎的地区，尽管这种场合，多半不会有人发表意见，公开赞成与否，但就一般情绪观察，也还算是了解与同情的成分居多。会后他和张道藩就自己的熟人，分别前去交换意见。如章士钊、褚辅成、沈钧儒、章乃器等，他们都曾登门拜访，交换意见大抵还算融洽。刘健群认为，当时就他们所接触的知识界，对抗战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偏见。

　　至于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活动，所谓“七君子事件”已经是超越常情。刘健群以为其间含有为了个人出路，乃道出偏门，更可叹可笑的是促成了君子的产生，“当然早已不是衡情说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再加以拘捕的办法，实在是有些笨拙，反而使根本不具备任何君子条件的人，都变成君子了。是笑话，也有些令人浩叹了！”（《传记文学》总第25号，1964年）。

　　抗战前的外围幕僚多是大知识分子，对社会有着多侧面的绝大影响力。

　　从牯岭会议开始以备咨询为第一次。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大打出手到态势已极明显。在此情形下，中国抗战高层主持召开了庐山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发表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精神总动员令。知识分子和军政高层云集庐山，茶话会等于幕僚动员会。

　　黄埔路为第二次。随后的八月初，又在南京黄埔路举行午餐会，蒋介石邀约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和陶希圣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蒋介石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

　　国防参政会则为第三次。就在此前后，国府高层组织了一个幕僚式样的咨询机关，即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国防参议会。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曾琦、陈启天、沈钧儒等，陶希圣亦在内。第一次会议上，陶希圣在其回忆录中记述：

　　黄炎培那一套“悲天悯人”的神气，一连串的会谈，仿佛一家大照相馆的玻璃窗一样，陈列着军政大员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发言：“我想教育应该改革……我想……我想……”说不完的我想。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着漱溟说：“梁先生！今天不是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想的全没有用。今天要打仗，要打胜仗。你要把学校教育制度推翻，实行你的书院，更是荒唐。”漱溟的话就这样半路上打住了。

　　虽然并非直接议论军事，但是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中枢的决策，他们的信心就是国人的信心，其意见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巨细各个层面。

　　潜在幕僚不甘寂寞

　　罗隆基有明显的幕僚心态，那就是求能被用、备用。

　　罗隆基之类是潜在的参谋、幕僚，他的行止，表明他实在好这一口。

　　对上，他希望当局用他。对下，他希望国人听他。

　　但是，军事的进展，虽有理路可寻，有时却连老毛奇这样的人都不敢下肯定的断语。或以为苏德不会妥协，可是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或以为日本不敢摸老虎的屁股，珍珠港偷袭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所以，硬撑着要当赛诸葛，却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头判断豁了边儿，错得不成样子。

　　料事如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市场，芸芸众生总有思想的惰性，正如生理上的贪图安逸一般，庸众总是懒得动脑筋的，所以，不少赛诸葛们在一定时段很能收效，成其声名。

　　萨孟武先生《中年时代》，回忆国民参政会那一节，说到参政员的与会情形，不少人有上乘表现，但也有可笑的，他以为最讨厌的就是那所谓的六君子，“罗隆基本来只想在考试院内做一科长，因为目的不达，就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攻击国民党为事，终而成名。”他的文中还提到沈钧儒，穿长袍，执纸扇，讲话声音很小，又无内容，“其状有似冬烘先生。”

　　罗隆基这种人呢，也可怜，也可恶。

　　为什么呢，生于悲剧时代，更兼悲剧性格，不特影响社会，即对其个人，也是蹭蹬坎坷，处处都触霉头。

　　本来在民主国，想当行政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州长市长……皆无不可，而在以愚民为事、民智蔽塞的专制国，为官乃攫利之具，正人君子有所不取。罗隆基等人处乱世，乃以做官、做大官为鹄的。求官于官方不遂，转而压宝于他方。而彼方利用之后弃如敝屣，进而予以灭顶之打击。此固时代共有之悲剧，却也有个人心性难以逆转的缺陷。同是在这个参政会上，还有中西医之争，萨先生说，其实不必，各有各的优长。中医把人的气质分为金木水火土，有似西医把人的血型分为四种。这也可以借来说明性格影响人生的关系了。

　　西方行政官员，如欲得遂做官之愿望，须对选民负责，决定他命运的，是选票，而非长官意志或个人攀附。与此相反的机制里面，那就要压宝观风，见风使舵，也就是说他必须投机取巧，才能往上攀缘。一旦沦于投机的地步，他的意志和思想，都随之变换形状，如软泥一般，随便拿捏，除了个人的目的，金钱和名位，国计民生不可能在其考量之内。这种情形之下，和他的投机同类的庞大人群，乃构成其命途的随时的威胁，矛盾激化就成大型运动，其间纠葛多多，矛盾重重，决战之际，或一蹶不振，或身败名裂，甚至肝脑涂地身首异处，任人宰割，如此悲惨的命运也就不是他们所能羁控的了。其致命弱点仍是缺乏真正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重依附，重投机，于是不免命运的捉弄。在乱世的权力文化烂泥坑里翻滚，这批沐浴过西风的仙鹤也未能免俗。

　　他的后半生到了《最后的贵族》里面，果然吃亏只为强出头，以部长之尊，直线下滑，沦于贱民。际遇之惨，令人欷歔。然而就在对他同情的同时，却也免不了嫌恶。乃因投机取巧的性格，也已置换为一种基因，融会在他的血液中，离可敬可爱越来越远。

　　罗隆基20世纪50年代写有办报回忆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在天津办《益世报》，他突然就主张对日作战。其文《枪口对外，不可对内》哄传一时。他的观点就和当时的《独立评论》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同。全不考虑策略和转圜的余地，盖当时军队和武器等硬件都极端落后，而地方割据的情形，使中枢难以利用全国资源，仓促应战，实自取灭亡。但罗氏这一类人全然不管不顾，口号震天价响，目的乃是火中取栗。结果最不爱国的企图以最爱国的面目出现，所谓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几乎渗透人身成了国民性了。

　　钱钟书先生的名作《猫》，写了几个文化界的时髦人物，其中袁友春乃林语堂，曹世昌即沈从文，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而马用中就暗讽罗隆基了。小说中他是一个政论家，他喜欢就时事暗示或预言，他名气大，口气也大。在私人沙龙里面，“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像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做得主一样……”其不甘寂寞、热衷显摆的神态跃然而出。

　　老报人张林岚先生的回忆录《腊春前后》，说到抗战甫胜，在重庆的时候，美女名记蒲熙修，她“身材颀长，端庄清雅，笑靥上有一对酒窝，很是妩媚而性格豪爽”，她对罗隆基情有独钟，认为罗隆基的口才好，中英文都很行，下笔千言，她不讳言她的倾倒，“风度也是没得说的”……浦熙修的迷恋，实在可说是看走了眼。一者罗氏的政论空洞而欠踏实，文笔也很枝蔓，精彩之处久觅不得；一者看他的照片，神情也是充溢无端的自大做作，总之人与文的趣味都欠妥。当时重庆文界对其评价“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委实入木三分，字字点中他的痛穴。

　　吴宓先生在文革中大受冲击打压，身心颇遭巨创，他1961年8月30的日记写着：“我辈本此信仰，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说的就是这班跳来跳去、不甘寂寞终被玩弄的“时贤”。

　　曹聚仁的感慨

　　曹聚仁关于江淮军事地理的分析，大处着眼，他以为，欲图东南，必争江汉，欲规中原，必得淮泗，因为江淮辅车之势相依。他的军事时评，作战前后的分析意见，就大势的概貌而言，多可采纳征信。

　　徐蚌会战，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李延年、黄维、孙元良……这一众大员，曹聚仁先后都见过他们。谈起来，无不摇头叹气，说是无人负得起责任。曹聚仁以为，一是要蒋介石负责，他自作主张啥事都要听他的嘛；二是刘峙，摆在剿总位置上，是“事无大小，都要听令而后行的饭桶”。

　　曹先生更感慨道：“我一听到刘峙就任剿总，就知道这一仗是完全完蛋了。”当时记者组团赴前线采访，曹先生看到蒋、刘指挥，心凉半截，干脆退出了采访团。曹先生有时候易犯冬烘之病，不过就他对徐蚌会战的战略布棋看法而言，是在当下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和后来军史的检讨颇有会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