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潮商张弼士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张弼士的一生，是19世纪末华人亦官亦商、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一个典型。由于受到荷属殖民地统治者的青睐，张弼士由一个“卖猪仔”出身的小商人，在短短30年间成长为南洋首富；作为著名的爱国侨领，“客家八贤”之一，张弼士更是清朝的“红顶商人”。
就官位而言，张弼士曾获赐一品顶戴；就财力而言，张弼士资产达8 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大清国库年收入也只有7 000万两白银，其可谓“富可敌国”。张弼士不仅留给后人天文数字般的财产，更以创张裕葡萄酒而传世，留下一个令人敬仰的百年老店。而美国人称他为“ 中国的洛克菲勒”，这可能是唯一获得这样称呼的中国人。类似的只有人称“民国第一银行家”的陈光甫，被美国人称作“中国的摩根”。
楔 子
1858年盛夏时节的一天上午，在大埔通往汕头的山路上，一队青壮年男子正逶迤而行。这是一支下南洋的队伍。这一年，大埔一带遭灾，下南洋成了很多乡下人唯一的活路。
几百年来，这条山路上不知走过多少支这样的队伍。这些下南洋的青壮男子，因为家贫买不起船票，几乎全是以“卖猪仔”的形式卖身前往的。多少年来，这条山间小路，背负了多少望郎妹的希望，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眼前这支队伍的最后，是一位清瘦高挑的年轻人，他一袭青灰长衫，肩挎简单的蓝花布包袱，双目恋恋不舍地看着路两旁的青山绿水。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埔黃堂乡的青年张弼士。张弼士的父亲是山村教书先生，母亲是普通村妇，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
与别人不同，小张家中还不至于吃不上饭，他下南洋是为争一口气。
前几天，小张到姑父家帮忙放牛。一次疏忽，他放的牛吃了别人田里的秧苗，被人告到姑父家，姑父气得对他又打又骂。张弼士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要混好了……”姑父却挖苦他白日做梦，把张弼士气得脸色发青。一气之下，张弼士跑回了家，正好碰上一位在南洋经纪当铺的乡亲来拜访他父亲，这是他父亲从前的一位学生，现在在南洋混得还不错。这让一直为未来苦闷不已的张弼士一下子找到了希望：对呀，为什么不下南洋？出去怎么也比在家憋死强！
这天早晨，17岁的张弼士，跪下向老父频频叩首后，毅然转身离去。父亲身边，母亲与刚刚成家的媳妇陈氏相拥而泣。
山路弯弯，碧草青青。山风吹过，不远处飘来牧童的歌声：
满山青草无红花，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买回阳伞送大家。
这样的山歌，张弼士自己不止一次唱过。今天听来，别有一番感受，那急欲改变贫困命运的歌声，再一次让他热血沸腾。家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为了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好男儿自当四海为家。
“别了，故乡！”走上山顶，回望愈来愈远的家乡，张弼士深望一眼后，坚定地转身向山下的韩江走去。那里，下南洋的大眼船已经升起风帆。
蛰 伏
到了印尼巴城（现雅加达），张弼士才发现，茫茫大海上,坐猪仔船时吐得一塌糊涂的痛苦日子，简直是一种幸福。因为，那时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揣着滚烫的希望，觉得远方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而上了岸，虽然浓郁的异国风情让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感到新奇，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怎样才能挣到白花花的银钱寄回家。而在异国他乡，除了父亲的那个学生，张弼士可谓举目无亲，工作很不好找，更不要提发财了。那种失去希望的巨大失落，让这个17岁的年轻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经过几天的失望徘徊后，小张重新振作起来。
在巴城，经过老乡们的辗转介绍，张弼士当过米店杂工，做过矿工，最后到一家姓温的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帮工。此时，已经3年过去了。忙忙碌碌中，暴富的奇迹没有发生，但小张总算站住了脚，能养活自己了。
一次，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拎着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的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很奇怪，对这位海员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张弼士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等复查清楚再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
不管箱子里有什么，一穷二白的小张能这样做很是难得。虽然远在他乡，小张还是恪守为人的本分。因为小时候，他就从乡邻嘴里知道父亲拾金不昧的高风亮节。“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己知。”张父一贯以这“五知”来教育后人，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张弼士什么时间打开这个箱子的，人们不知道，但很多人猜测小张肯定是得了意外之财。但人们发现这个小张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人前人后他还是那样朴素、那样勤奋。这是一件当时传得很远的奇事，尤其是后来张弼士发迹后，传得更是邪乎，说他是走“天财运”发家的。张弼士这个人生性热情，在初来南洋的头几年中到处奔波，也接触过不少来南洋的欧洲人，也许是哪位曾接受过小张帮助的人以匿名的方式来报答他，不然确实无法解释这个海上漂来的“馅饼”。
在温氏纸行，一开始，张弼士纯粹打杂，裁捆包箱、搬运送货、打扫卫生，样样都干。
纸行里，一个最常见的活，就是对纸张裁捆包箱。这个活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当时的包装材料多是竹箱竹索，要想又好又快地整利索，那是要篾匠功底的。这时，小张以往学过的篾艺显现出来。
下南洋前，张弼士已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竹篾工，他经常编箩织篓做鸡笼，技艺远近闻名。迎娶陈氏时，因为家贫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他硬是靠一整套编织精美的家用竹器讨得了老丈人的欢心，最后抱得美人归。
这一回，他干的活也很讨老板喜欢。如此干净利索的包装功夫，温老板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时，张弼士不贪意外之财的故事也在当地传扬开来，温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便提升他为买手。
张弼士在家读过3年书，记账收款不在话下。小伙子学语言的天分很高，除了南洋通行的各种华族方言外，他还能讲英语、荷兰语与马来语，这大大有利于他迅速成长为一名称职的推销员。此时的小张同志，二十出头，口才好，善交际，不但风华正茂，是一个生意好手，而且已隐然露出巨商潜质。
这样的好青年，当然是好人家女孩的心仪对象。
就在张弼士成天在温家店里店外忙碌时，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经常在窗帘后面偷偷地打量他。这位怀春的少女，就是温老板的独生女儿。看着年轻干练的小伙子，温小姐心中的爱苗滋生了，心头小鹿乱跳了。然后，温小姐就怂恿她的爸爸，给小张同志加薪升职；最后，干脆向父母挑明心思——自己看上了小张同志。
于是，温老板再次给小张升职，让他担任账房，这已经是将他当自家人看待了。不久，看小张同志表现得依然可圈可点，温老板终于决定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
好事从天而降，娶了温小姐意味着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但小张却兴奋不起来，毕竟他已经是有妇之夫，他不能抛弃家中望眼欲穿的陈氏，也不能耽误温小姐的花样年华。当温老板一提起亲事，小张就坦陈了自己的婚史，希望温家另择佳婿。
听说小张家有贤妻，温老板很失望。奈何温小姐已经深坠情网，非君莫嫁。温老板只得顺应女儿的心意，劝说小张同志笑纳温小姐做偏房。既然人家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再不同意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于是，21岁那年，张弼士同志在温家纸行举办了平生第二次婚礼。随着张弼士的发迹，志在四方的他，在南洋各地又娶了多位姨太太。因此，后来他至少还要举行7次类似的婚礼。
没过两年，温老板去世了，温氏纸行也就姓了张。张弼士当家后，没有沉湎于眼前的小康生活，他决定以现有财产为基础，进行扩张。
经过一番考察，头脑灵活的小张发现，当时巴城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他们经常出入夜总会。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欧洲的富商，他们非常需要高档的洋酒，但当地几乎没有。这样的市场空白真是天赐良机呀！小张果断地调拨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专营各国酒的商行。
商行开业后，大鼻子们看到张弼士经营的真是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价钱也适中，便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很快火了起来。
发 迹
张氏商行的洋酒生意火爆后，张弼士已经不是那个到处找活干的失业青年，而是意气风发的小张老板。
在入赘温家之前，虽然还没有能力大把大把地往老家寄钱，但小张一刻都没有忘记家中年迈的父母，没有忘记盼归的娇妻。那时，他在为生活而奔波忙碌之余，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甚至砍柴用的钢锯和挑水用的铝制水桶给家中亲人。父母在家收到这些物品后，村里人都说张弼士有出息，陈氏也觉得脸上有光，因此，虽然独自一人在家，但再苦再累她也心甘情愿。
自立门户后，随着生意日渐兴旺，张弼士可以给家中定时寄钱了。这时，他在南洋再娶的消息也传回家乡，家中父母唯有叹息，而陈氏在伤心之余也能理解：毕竟那年头男人三妻四妾不算什么，何况张家父子始终视她为正房，家庭主妇的地位在家族中已经确立，有名分、有依靠、有希望，女人一生图的不就是这个吗？！
远在南洋的张弼士，当然知道家人的想法。他觉得，虽然是时势使然，但无论如何，对陈氏还是有所亏欠，唯一能补偿的，就是更加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让家中亲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此时的小张，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多年的闯**，让本就聪慧机敏的他磨炼出一双洞察世事人情的利目，遇事能屈能伸、能发能收、善于权变；而长期淳朴的家教，让他能对人仁义宽容，深知“来者都是客”的经营要诀。精干与宽容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这使得他走到哪里都挺有人缘，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亨利的荷兰籍青年军官经常来张氏酒吧喝闷酒，有时不付酒钱，甚至无理取闹。店伙都觉得这小子是个无赖，但张弼士不这样看。他告诉手下伙计：“这位军官看上去气质不凡，时常买醉闹事可能是因为有什么难言的苦闷，大家以后对他不要冷眼相看，也不要向他要酒钱，相反，还要以礼待客。”店伙依言行事，让这位年轻军官甚为诧异，便探问究竟。店伙如实说明，让这位年轻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命运真是神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一度在酒吧买醉的荷兰青年，若干年后会重返巴城，并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亨利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曾经无私帮助过自己的年轻的中国商人，上任伊始，就故地重游，亲自登门拜访张弼士，以示感谢。
多年前结下的善缘，终于开花结果。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的张弼士，在亨利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中标。在这同时，张弼士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几样生意成本低、利润高，这让小张老板的资本迅速增长，不久就变成巴城的大富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弼士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来南洋淘金的众位乡亲。许多潮州人借助于张弼士的帮助，在南洋各地办起典当行，很快形成业内垄断，并进而发展成雄霸一方的潮州帮，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与亨利的友情，成为张弼士真正发迹的基石。这是善人善报，更是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这样的故事，今天依然在东南亚一带不断上演。因缘际会，张弼士有意无意中走上这条道路。他坚定不渝地走了下去，从巴城走到东南亚，又从东南亚再走回中国，而且越走越宽广，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既得陇，更望蜀。这不仅是军阀们的天性，更是商人的本能。
腰包迅速鼓起来的张老板，没有在“当地富商”这个称号面前止步，他的商业胃口已经被大大地刺激起来，巴城已经圈不住那颗急于扩张的心。
在拿下酒税与典当捐务后，张弼士又将目光投向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很快，这项业务就被他拿到手，还趁势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一统烟土税江湖后，张弼士又把目光先后投向了垦殖开发、开矿、房地产、药材经销。
当时的印尼，地广人稀，大片的土地都处于原始状态。荷兰殖民政府非常鼓励有钱人从事垦殖开发，那阵势真是不开白不开。
从1866年起，张弼士先后创办了多家垦殖公司。这些公司开发的地盘之大，让人吃惊。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其中一处，直径百余里，雇工数万人。家人坐马车去玩，清晨从农场大门进去，笔直往前行驶，到日落竟然还没走到尽头。
张弼士小时候就听说过，不少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开锡矿，留下许多传奇故事。他先后结识了下南洋的客家商人张煜南（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然后跟着他们亲自到马来西亚的霹雳州拉律和吉隆坡的暗邦等地考察，拜访客家前辈富商。在那里，这些商界新锐亲眼看到马来西亚锡矿事业兴旺发达，他们当即决定到马来西亚开发锡矿。当时正逢欧洲工业革命，锡的价格飞涨，单是锡矿开采和出口，就使张弼士获取了巨额利润。
哪里有市场空白，哪里就有张弼士的身影。当时，随着印尼经济起飞，许多人因垦殖、开矿发了财。钱一多，人就想显摆，衣食住行都要求上档次。而当时印尼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张弼士看在眼里，计上心头。
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张弼士选择最佳地段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这些高档别墅美轮美奂，吸引了大批欧洲及华裔富商前去购买，从而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了**。
此外，张弼士还开办了主要承兑华人华侨储汇业务的日里银行，建起了沟通欧洲、东南亚与国内的中西药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 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 000万两白银）还多1 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 000万两白银以上。
从卖身的“猪仔”到南洋首富，张弼士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这其中的因素很多，除去个人的勤奋与因缘际遇外，经营上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有这么几条：一是主攻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二是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三是效仿狼群战术，依托商帮投资。
上 书
富而思贵，乃人之常情。
难得的是，张弼士不愿意在异国做官。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已经在南洋富甲一方。英国、荷兰属南洋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要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年下南洋，只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衣锦还乡，实业报国，才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衣锦还乡，这是当时很多侨商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致富的最大动力。
张弼士在南洋发家后，老家的亲人当然是苦尽甘来，更有无数乡亲南下去投奔他。那时候，张老板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的偶像，有心人将他的事迹编进山歌，传遍四里八乡。其中一首山歌这样唱道：“莫笑唐山小毛虫，飘到南洋长成龙。看牛阿哥过番去，摇身一变大富翁。”
更深层意义而言，这不仅仅是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是商业利益所在。当时的南洋，对于张氏商业帝国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腾挪空间。只有在辽阔的中国，这只已经翱翔九天的商业雄鹰，才能找到最广阔的天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建功立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包括光宗耀祖在内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而此时的清朝政府，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之后，国库空虚，治国无方，基本上处于病急乱投医阶段。对于下南洋的众生，清廷以往是死活不过问的，随着华侨财富与影响快速地增长，一向高傲的清廷终于开始正视这些国外子民。
1893年春，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为祖国作贡献。
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的接待。在接风宴会上，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龚照瑗听完这番理论，啧啧称赞。他拉着张弼士的手，诚挚地说：“君并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祖国如何？”
张弼士早存“实业兴邦”的夙愿，当即欣喜答道：“怀此志向已很久了，愿君指点！”
见张老板欣然同意，龚照瑗一点不敢懈怠，马上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开始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
30年的开拓，不但让张弼士富甲一方，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形成了以他与张煜南、张耀轩兄弟为核心的商业同盟。这一切让张弼士不仅在当地华人华侨间出类拔萃，还让他更敢于直视欧美人的傲慢与挑衅。
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携一位洋姨太太从新加坡赴中国香港，他们打算搭乘德国一家轮船。出乎意料的是，这家德籍轮船的头等舱船票只售给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侍从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当时勃然大怒，把侍从买来的船票撕得粉碎，抛向大海，怒吼道：“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头等舱，简直欺人太甚！”
这类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张弼士一人，可谓千千万万的华人。企业家中类似的还有卢作孚、陈光甫等，正是外国人这等民族歧视的偏见与规定，激起他们的创业**，从而产生了民生航运、中国旅行社这样影响巨大的著名民族企业。
卢作孚、陈光甫受歧视时，尚未发迹，只能将愤恨暂时藏在心中；而此时的张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里肯吃这个亏！为给华人争气，张老板决定立即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清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张乃登广告于西文各报，招聘船员，购置商舰，往来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专载华人华货，价照德公司减半，盖誓毁家以与德公司竞也。”
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这家轮船公司损失惨重，其经理赶忙托人向张弼士道歉求情。张弼士直言，必须改掉不准华人乘坐头等舱的陋习方可罢战。为避免破产，德国佬只有被迫答应。
这场商战只是张弼士一生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此刻的张老板，更多的心思还是在如何实业报国上。
自1893年应诏归国后，张弼士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趁此机会，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归纳起来，张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思想：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
1903年，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唯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清廷君臣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钦命载振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这个事件影响颇大，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提出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在奏折中，他建议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在策略上，他提出：“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就是将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见识，在张弼士的商业实践中，其实算是常识。最能开人眼界的，还是他建议在闽粤两地开设特区。
张弼士在奏折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
光绪皇帝当时正急于改革，他认为，国外华商能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除了聪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们的理念正确。因此，清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华商投资。
为借张弼士的国外影响力，清廷还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据当时记载，返回南洋后的张弼士，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
买 路
18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但能被载入史册的不多。一百多年后，2000年的中华世纪大典，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这一年能被铭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张弼士做的。关于这件事，铭文是这样写的：“1892年，壬辰，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张弼士答道。
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回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中最成功的一家。而张老板的创业动机竟然来自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
1871年的一天，巴城，在商界已鼎鼎有名的张弼士受荷兰籍总督亨利邀请，去参加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会上，张弼士对法国葡萄酒赞不绝口。看到他对葡萄酒如此感兴趣，法国领事就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位法国领事是英法联军的一员。当英法联军占领烟台后，他们发现烟台的山中有大片的野生葡萄，于是士兵们便用随身携带的小型制酒机，用野生葡萄酿出了葡萄酒。而这些酒的味道，堪比法国本土的名牌葡萄酒，给这些期望对酒当歌的英法士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法国领事酒酣耳热之际顺口说出的一段往事，却让张弼士牢牢记在心里。要知道，张弼士在南洋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洋酒销售，更不要提客家人喜欢酿酒喝酒的悠久传统。
20年后的1891年，张弼士应时任登莱青兵备道（辖登州、莱州、青州三府，道台衙门设于烟台）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的邀请，到烟台考察。对于盛宣怀来说，把张弼士请回来，当然是想借此完成国外招商引资的任务，让他到烟台去开矿、建铁路。
按官场规矩，张弼士到迎宾馆住下来后，盛道台自然要先招待他吃喝玩乐一番，然后便带他参观港口，参观这个参观那个，以激发他的投资热情。但张老板这次回来，最大的兴趣还是在葡萄酒上，对修路、开矿他也不是不可以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借此机会，张弼士对烟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全面考察，他发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
考察一番后，盛道台询问张老板的投资意向。沉吟一阵后，张弼士问：“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种葡萄？”盛宣怀当时就愣了，这根本不在计划之中嘛，怎么回事？张弼士重复并解释理由后，盛宣怀说：“我可以给你1 000亩荒山种葡萄，但你种葡萄干吗？”“我想酿葡萄酒。”
盛宣怀琢磨，反正酿酒也是办实业，只要是在我的地盘上就算我的业绩。因此，他爽快地同意了，并答应提供像修路开矿一样的优惠政策。末了，盛道台又问：“那你打算给这个葡萄酒厂取个什么名字呢？”“张裕！”张弼士是脱口而出。
其实，这个名字张老板已经琢磨很久。既然决定办酒厂，就要起个好名字，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张裕公司的创办，在中国葡萄酒产业史上属于破天荒，而且，这还是张弼士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企业，犹如娇女上轿，新妇生子，怎么也得起个好名字！
创始人既然姓张，公司挂块“张记”牌子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用不着格外在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翻遍张弼士的生平年谱和所办企业名录，大小二十几个企业，裕和、裕兴、裕昌、裕益——“裕”字比比皆是，唯独找不出第二个“张”字，奇哉！
办酒厂，钱不是问题，张老板有的是钱。但问题是执照难办，因为这涉及公司采用什么章程，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人合股？这些在当时流行的办厂方式，张弼士一概不用，他要独资独办。
至于其中原因，张弼士在一次与李鸿章的对话中说得很清楚：“政府要办，须先设办公机关，派人采购……工厂尚未建成，资金已耗去大半；开工后，折扣、浮冒、种种弊端亏损难以预计，安得获利？”
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作风之下，申办这样一家独资企业必须要得到朝廷的点头许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鸿章终于为公司亲自批示：“准予专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15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这应该算是清政府批准的最早专利。
执照拿下来了，但张弼士心中还是不踏实。他已经计算过，办这样一家酒厂，至少要有200万两白银的投入，耗时更是无法预期。如果不把路子铺垫好，到时候半途而废，那损失就太大了。
虽然已经结识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大臣，但张弼士深知，要想确保在国内投资的安全，让自己的商业建言落到实处，就必须打通政治势力最强的环节。说白了，就是要直接搞定清廷真正的主人慈禧太后。
1903年，慈禧太后召见张弼士。当日恰逢慈禧寿辰，他顺势奉上一笔厚厚的觐见礼——白银30万两，此举轰动清廷内外。为此，清廷赏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而且体恤其年老，特准其见太后与皇帝时可以不跪拜。
从此，张弼士成为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此后，张弼士在朝廷内外不仅做事一帆风顺，而且遇事总有贵人相助。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名满天下，人品学问高人一筹，书法又精到。张裕葡萄酒动工时，张弼士动了请他题写厂名的念头。以翁同龢的练达，当然知道张弼士非等闲之辈，乐得送个人情。翁大学士当下大笔一挥，朴茂凝重、气韵天成的“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大字一气呵成。翁的书法润格一向让人望而却步，这次特意破了例，每字仅收白银50两，算是意思意思。
一百多年来，这六个镏金大字一直镶嵌在张裕公司大门上方，透着不同凡俗的富贵大方气象，既抬高了张裕的身价，也使过往的行人多了一份谈资。
卧 薪
地到手了，人员也开始进驻，1892年春，张裕酒厂在烟台海边正式开工了。
春去秋来，看着遍地的野生葡萄，张弼士心中非常欢喜，这哪里是葡萄，分明是一棵棵摇钱树啊！但张弼士的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因为用这种葡萄试制出的葡萄酒，味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换句话说，这些野生葡萄根本无法酿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是战争年代法国士兵味蕾失灵？不像。是那个法国领事在忽悠他？也不对，因为之前张弼士已经将烟台本地的土壤送到欧洲去分析过，结论确实是适合种植优质葡萄。
在分析各国优质的葡萄产区后，张弼士作出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引进欧洲当地优质葡萄苗的大胆决定。如果说，张骞在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了食用葡萄，那么在两千年之后，张弼士就是第二次大规模引进了能酿造红酒的葡萄，而这一次却是通过波涛汹涌的海上丝绸之路。看来，还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呀！
张弼士派人到欧洲购买了120万株良种葡萄苗。在运输途中，葡萄苗遭暴晒后大量枯萎，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弼士虽然很痛心，却鼓励经办人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回来！”由此可见其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洋葡萄来了，但栽种不久即出现大面积死亡。不信不行，这就是水土不服呀！这个时候，烟台山上的野生葡萄终于派上了用场。张弼士让人用当地的葡萄枝作为砧木来嫁接，这一嫁接就是十余年，失败无数次，到1906年才获得成功，总共嫁接葡萄24万多株，124个品种。这过程，简直就是现代的杂交育种工程，其难度一点也不比袁隆平先生培育杂交水稻低呀。
“七分葡萄，三分酿造。”酿酒师是酿酒艺术的灵魂，他们掌管着葡萄美酒酿造艺术的密码，依靠舌尖和鼻子的敏感与特有的天赋，在色香味中精雕细琢。张裕公司创办初期，张弼士对酿酒师的引进非常严格，曾经“三聘酒师”。
张弼士聘请的第一位酿酒师是英国的俄林，这位英国酿酒师抵达上海时得了牙痛病，拔牙后因为感染死了。这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第二次聘请的是荷兰酒师雷德勿，这次张弼士却碰上了一个江湖骗子。这家伙自称拥有国家考核凭照，其实全是谎言，他纯粹是滥竽充数，酿出的酒全是废品。
直到最后，当时奥匈帝国驻山东烟台的领事巴保毛遂自荐，担当了张裕公司的酿酒师。巴保是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家族的男爵，他父亲是一位酿酒专家，曾发明葡萄糖度测定表，后人称“巴保糖度表”。巴保在张裕公司工作了18年，主持酿造了高月白兰地、夜光杯、佐谈经、琼瑶浆等15个品种的葡萄酒。
酿酒工艺及配方无疑是葡萄酒厂的核心技术，这等技术完全掌控在外人手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在积极引进外国酿酒师的同时，张弼士未雨绸缪，指派侄孙张子章等人到法国等地学习酿造技术；巴保进厂后，他又安排他们拜巴保为师。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个道理老外还是挺懂的，因此，为了将巴保的酿酒绝招学到手，张子章可谓绞尽脑汁，最后总算偷艺成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葡萄酒酿酒大师。
这一切，都在张弼士意料之中。因为选择张子章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位侄孙非池中物。一次张弼士回老家探亲，打算资助一批本家子弟外出学习。那时，张子章在邻里眼中可不是个好孩子。这小家伙非常淘气，曾将自家与邻居的几十只小毛鸭子活活捏死，被乡下人叫他“红毛鬼”。但张弼士见到这个小家伙后，发现他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坏。他询问小家伙为什么要捏死那么多鸭子，张子章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原来，这小子是为了探究小鸭子为什么会浮在水上，而小鸡不行，所以将鸭子抓住后反复挤捏，看与小鸡有什么不同。这使张弼士发现，这个侄孙好奇心强，爱动脑筋，经过培养，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决定将张子章带出家乡，重点培养。
张弼士的决定让乡亲们大吃一惊，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多好孩子都不要，偏要个“红毛鬼”！但事实证明，张弼士的眼光确实独到，系统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后的张子章，迅速成长为他办酒厂的得力助手之一。
1896年，张裕公司酿造出第一批白兰地和葡萄酒，但并没有上市销售。张弼士的打算是把逐年生产出的酒装进地下酒窖的橡木桶贮存，至少存储10年，直到酒的各项指标都合格，“色纯味醇”后再出售。
这么长的储存期，没有一处恒温恒湿的地下酒窖是不可想象的。而张裕酒厂初建时，投资最多、遭遇挫折最大的正是酒窖建设。这项核心工程的负责人，就是张弼士最为信赖的侄子，毕业于槟榔屿圣西韦斯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张成卿。
张裕初创时，烟台郊外一片荒凉。此时，张弼士还有许多政商活动，不可能长期待在烟台，因此，张成卿作为首任总经理，成为张裕酒厂建设的实际操盘人。在所有事务中，最让这位年轻的CEO揪心的，就是地下大酒窖。
按要求，酒窖必须低于海平面1米，距离海边不超过100米，总面积2 600多平方米。靠近海边，容易造成海水的渗漏；而要保证低于海平面1米，就必须挖到地下7米的深度。修建这样一个酒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困难重重。
在酒窖施工中，面对渗漏塌陷问题，高薪聘请的德国工程师两次失败。人心浮动之际，张成卿亲自挑起营建重任。一次次失败让张成卿身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肯罢手。由于过度操劳，1912年秋，这位CEO竟然一夜白头，也就在此时，他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案：采用中国传统的大青石合洋灰（水泥）拱联改造地窖，蜿蜒而下的螺旋梯也用永不锈蚀的石条铺就。
这个亚洲一流的大酒窖耗尽了张成卿的最后一滴心血，就在酒窖攻关得胜之日，他却溘然去世，年仅40岁。惊闻噩耗，张弼士悲痛至极，除将留作自用的名贵棺木赠给爱侄殓葬外，他还特地从南洋奔赴烟台，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葬礼。
直至今天，据说夜深人静时，置身地窖深处某一条甬道的尽头，往往会听到时隐时现的回声，有人听到当年施工时的嘈杂声响，有人分辨出是当年张成卿时断时续的广东口音……
大酒窖建成后，3只容量为15 000公升的橡木桶被推进来。这3只“亚洲桶王”，是用法国林茂山所产橡木制成，橡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每一个酒桶能容纳15吨的葡萄酒，据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喝一斤酒的话，那么他需要80年才能喝完这一桶酒。
初创时的张裕酒厂，无疑拥有一支当时国内最国际化的企业团队，其中有老外，有海归，更有大批经洋人培训过的本土技师与工人。在这个优秀团队的努力下，一桶又一桶的美酒，开始充填张裕庞大的地下酒窖，高挑的石拱地下，齐整的木桶如同列队的士兵顺着甬道延展排开。
扬 名
好酒也怕巷子深。
尽管张裕酒厂生产的葡萄酒口味绝佳，可喝惯老白干的中国百姓对这洋玩意儿并不怎么买账。卖酒多年的张弼士深知，要将美酒化成人们口中的美味，还有不少事要做。
为了有效开拓市场，张弼士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
那时，张裕公司北边的海上停了不少外国军舰。张裕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识货”的顾客，于是就摇着舢板，先送一些酒免费尝试，士兵们很欢迎。等他们习惯张裕葡萄酒的口味后，停止免费尝试。此时，士兵们的酒瘾发作，自然舍得掏腰包，这样酒的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当年有个士兵贪喝白兰地，迷迷糊糊地掉进海里，同伴们连忙救人，一时间乱作一团。谁想这个士兵一会儿就扶着舢板爬了上来，还直冲大家做鬼脸。士兵们虚惊一场，就送给张裕白兰地一个绰号——难醉易醒酒。
这种体验式营销，张弼士本人也亲力亲为，甚至不失时机地客串一下推销员的角色。
张弼士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带着侍从到东郊民巷酒楼餐馆，每每指名要喝张裕酒。当侍者把酒送到餐桌上，他便缠着侍者问：“你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天下从没喝过这样的好酒，真是举世无双的好酒！来一杯，尝尝看！”说着他斟满一杯递与侍者，要侍者连称好酒才放人家走……
当然，在今天司空见惯的媒体广告宣传在当时也被张弼士应用得淋漓尽致。报纸上登广告，车站、码头书画巨幅广告，特制酒杯分赠茶楼酒馆。上海一家报纸曾悬赏500大洋公开征集对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而重金悬赏的下联就是“三星白兰地”。谜底揭开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下联竟是一种酒名。这背后其实正是张裕的炒作。
注重名人效应，这是张裕营销中另一步妙棋。
张裕葡萄酒问世后，受到国内外许多名人的关注。为了迎合当时以饮洋酒来显示阔绰的国内上层社会，张弼士煞费苦心地开发出以张裕葡萄酒为配剂的三种鸡尾酒布郎司、淡马丁尼和红太阳升。很快，这三种鸡尾酒在当时颇受上流社会的青睐。许多人慕名而来，或参观访问，或洽谈业务……
为此，张弼士特在东葡萄园高岭处建了一片豪华别墅和花园，专门接待贵宾。
当时许多政要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或文墨。一生诗酒相伴的康有为曾先后两次光临张裕做客，并留下诗篇：
深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且避蟹鳖写新句，已忘蒙难征莲华。（1917）
浅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读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1927）
翻开张裕的题词簿，往昔那些政要的题词比比皆是，黎元洪的“酝酿太和”，袁世凯的“瀛洲玉醴”，都不失文雅，但最珍贵的首推孙中山的题词。孙中山一生忙于政务，所题匾额并不多，流传到今天的，要数“天下为公”与“品重醴泉”最有名气了。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应袁世凯邀请赴京议事，途经烟台作短暂停留。当月21日，他参观了张裕公司，并为张裕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这是孙中山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品”字指酒品，但更重人品，好人品酿造好酒品。这既是感谢张弼士当年30万两白银的慷慨捐助，也是他们“实业兴邦”的共鸣。因此，有人戏称，中山先生的题词，每个字价值7.5万两白银，乃是世上成本最高的题词。
但张裕葡萄酒名留史册的最大原因，还在于它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世博会）上荣获金奖。
1915年2月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而发起的。应美国总统的邀请，民国政府决定选派已成为工商界领袖人物的张弼士出任“游美商业考察团团长”。
此时的张弼士已是74岁高龄。那时，还没有跨越太平洋的航班，坐船前往美国，单程就需要耗时一个多月。这样的长途旅行，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风险不言而喻。
出发前，家人不放心，特地找相师给张弼士算了一命，结果说张家这两年内要戴孝。但因为张老板夫人多，分去不少灾星，因此，一年内不会有事。这么一说，张家人放心不少，但还是给张弼士买了几百万的人身保险，创下国内保险业的纪录。
出发后，虽然身体时有微恙，但张弼士还是按时并坚持参加了世博会。
在这次世博会上，葡萄酒是个热门展品。在法国、德国等展厅陈列的葡萄酒前，参观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在张裕葡萄酒的展厅里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原因无他，只因为中国葡萄酒当时在国际上还没有名望，很多老外怀疑：中国人也能生产葡萄酒？
有一次，一群外国人经过展厅，展厅工作的一个小姐灵机一动，故意“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地，那些外国人吓了一跳。结果，葡萄酒芳香四溢，这群外国人不由停下了脚步。这位小姐笑逐颜开，主动向他们介绍张裕葡萄酒的特色，并请他们品尝。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张裕酒的醇美品质，受到了老外的一致赞扬。
受此启发，张弼士决定主动出击。一天，张弼士倒了一杯张裕可雅白兰地，向一位名叫莫纳的法国商人走去。莫纳先生在法国葡萄酒业很有影响，他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酒杯，不料那琥珀色**弥漫出的酒香扑鼻而来，令他十分惊讶；抿上一口，醇厚的味道使他更觉陶醉。回味再三后，莫纳询问道：“此酒产自哪里？”张弼士悠然一笑，吐出四个字：“中国烟台。”
就这样，张裕白兰地非常好喝的消息四处传开，很多人前来品尝，有时候，一天多达万人，人们端着酒杯，聚在一起，细细地品味。
口碑很好的张裕可雅白兰地在本届世博会上一举荣获金质奖章；同时，解百衲、琼瑶浆和雷司令这三种葡萄酒也均获优秀奖。后来，人们还特地将获得金牌的可雅白兰地酒改为“金奖白兰地”。
在出席庆祝宴会时，74岁的张弼士捧起红绸裹着的获奖金樽，回想起创办张裕的一波三折，想到那些付出青春与生命的亲人与员工，他老泪纵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祖地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
风雨兼程终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间。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张弼士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举杯回首望云烟，一八九二到今天”。
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先驱和中国食品行业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店之一，张裕缔造了令人回味无穷的百年传奇。
落 叶
美国之行，是张弼士一生事业的顶峰。
这次赴美，不仅张裕葡萄酒荣获金奖，而且中国代表团还受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邀请，做客白宫，张弼士本人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无疑是国际社会对他一生事业的充分肯定。
1915年8月2日，张弼士率团乘船回到上海，他不顾舟车劳顿，立即投入“中美银行”和“中美太平洋汽船公司”的筹备工作中去。次年，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张弼士不顾年迈，前往南洋四处接洽，积劳成疾，在巴城病倒。
从17岁“卖猪仔”下南洋，张弼士几乎没有真正闲过一天。这一次，这位奔波一生的老人，终于可以躺下歇歇了。也许感到来日无多，病榻上的张弼士特别思念故乡。他熟悉家乡大埔的一山一水，客家的围龙屋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常常在梦中想起家乡的松林、竹林、小溪、池塘……
这么多年来，因为忙于商务，张弼士与家人聚少离多。虽然贵为南洋首富，但张弼士心中始终对家人存有一份内疚，特别是对原配妻子陈氏。
下南洋之前，在父母的操办下，张弼士与陈氏结婚。对于一心持家的陈氏，张弼士始终心存感激。功成名就后，每年春节，他再忙都要回老家，有时只有一两天时间，他也抽身回来拜候父母，并跟陈氏恳谈。每次张弼士回家，陈氏总是亲手制作酸芋头和酒糟粕两道大埔农村的传统食品给张弼士品尝。酸芋头和酒糟粕其实并非佳肴，张弼士夫妻在团聚时刻品尝它，有着富不忘本的特殊的含义。
1902年，就在张弼士奔波于南洋之际，陈氏却因操劳过度染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每每想起安息于故乡青山绿水间的陈氏，张弼士都有一种锥心之痛。夜梦低回，他往往能梦见倚门盼归的发妻，仿佛听见等郎妹们那深情忧郁的歌声：
阿哥当年下南洋，阿妹寻哥洗琉琅，白天烈日当头晒，半夜想哥被窦凉。
哥在远方多保重，你系家中大栋梁，几时盼得阿哥转，阿妹相伴好还乡。
……
1916年9月，张弼士在巴城病逝，享年75岁。他临终遗言：“死葬家乡。”
张弼士的后人遵照遗嘱，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中国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志哀，（中国香港）英督及中国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入国境后，灵舟由汕头溯韩江而上运回大埔时，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知噩耗后不胜悲痛，他特地派人前来祭奠，并献上花圈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
翌年5月，民国总统黎元洪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润前往大埔县车轮坪村，为张弼士墓致祭并颁碑文，碑文写道：“雄飞域外，酌注寰中，鼎鼎大名，华彝攸仰，海国猗陶。”
作为一代巨商，张弼士逝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瞩目。不少论者认为，作为客家名贤，张弼士身上集中体现了客商文化的真髓，即：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自律济世的儒商情怀，强烈深沉的家国意识。
当时流行一句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
他们都是叱咤一时的红顶商人，家有巨财，亦官亦商。胡雪岩以办胡庆余堂闻名，张弼士以创张裕公司传世，两人都留下一个令人尊敬的百年老店。
但从成就来说，张弼士无疑要比胡雪岩成功得多。论官位，胡雪岩仅为二品大员，张弼士却是一品顶戴；论财力，张弼士资产达8 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大清国库年入也只有7 000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
而从归宿上，二者更是有天壤之别。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伫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后，更是备极哀荣，他的灵枢受到国内外从官方到民间的隆重祭拜。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张弼士可以说做到了，胡雪岩却没能做到。之所以会这样，与其说是因为二人能力与机缘的差异，不如说是眼光与见识的不同。
身为土鳖，不谙现代经济运作的胡雪岩，完全依附于晚清官僚，成也清廷，败也清廷；而海归张弼士即使位居高位，也能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甚为透彻，从而保持一种超然的地位，并能广泛结交国内外各类人群，包括正在造反的革命党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这正是洞悉世界潮流的张弼士与身陷朝廷党争中的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