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荣德生，这对来自无锡荣巷的农家子弟，是民国时期中国商界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与盛宣怀那样的官商不同，荣氏兄弟完全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一个是雄才创业，一个是老成持守，打造了中国最大的民间财团。
荣氏兄弟既是面粉大王，又是纺织大王，鼎盛时期拥有21家企业，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1921年，荣氏兄弟已有茂新、福新共计12个面粉厂，每昼夜可出面粉7.6万多袋，占全国面粉产量的23.4%。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接起来长达1.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
最难得的是荣氏的家族势力能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绵延下来，成就了中国财富史上富过四代的传奇：哥哥的子孙在国外创业发展，成就骄人；弟弟的儿子荣毅仁成为红色资本家，最后官至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楔 子
1900年8月，无锡青年荣德生从广东三河口厘金局（税务局）辞职返乡。此时，八国联军正在攻打北京，北上的航班稀少，荣德生在中国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他发现埠头一片雪白，这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粉屑。
船到上海，等候在码头的哥哥荣宗敬发现，弟弟黑了、瘦了。兄弟俩都是天庭饱满，浓眉大眼，不同的是：哥哥下颌长而凸起，坚强外向；弟弟下颌柔和，一脸和气。
晚上，广生钱庄的阁楼里，荣家兄弟对坐洋油灯下，畅谈未来。
“宗敬，上海钱庄多如牛毛，我们人微本小，很难出头。”
“那你想做什么？”
“开面粉厂。”
“能赚钱吗？”
“面粉主要供洋人食用，不用纳税，当然有利可图。”德生坚信，这个世界上有比开钱庄更赚钱的生意，那就是实业。
弟弟的建议引起哥哥的深思。荣宗敬对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谙熟，他发现，汇款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其中两家面粉厂的汇款又占大半。义和团在京津造反后，上海市面萧条，但北运的小麦、面粉依然畅销无阻。
荣氏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面粉业可为。当天深夜，兄弟俩仔细合计后，决定创办自己的面粉厂。这是一个改变荣氏家族的命运，也影响了民族工业进程的重大决定。
那一年，荣宗敬27岁，荣德生25岁。
投 亲
办面粉厂，创意不错，做起来不易。
首先需要一大笔钱。荣氏兄弟人微言轻，广生钱庄本小利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朱世丈。朱世丈名叫朱仲甫，出身江苏太仓富室，家居苏州。他是荣家兄弟的姑丈，也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的老友。算起来，荣家后来能大富大贵，最大的贵人就是这位朱老兄。他不仅是荣氏兄弟自主创业的最大金主，更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成家立业的恩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放在荣熙泰身上，那是十分恰当的！
1860年春天，11岁的荣熙泰与小伙伴们藏猫猫时，躲进荣巷西浜码头的邮船里睡着了。一觉醒来，船已开往上海，他便央求船老大带他去上海玩玩，并因此留在上海一家铁匠铺当学徒。不久，太平军扫**无锡，荣家几乎全族遇难，小熙泰成为家中仅剩的男丁。
一次偶然的机会，荣熙泰听说一位族叔在南方当官，便前去投奔。荣熙泰的长辈曾帮助朱仲甫谋到“磨刀口厘金局”总办的肥缺，为了报答，朱仲甫就将荣熙泰安排在厘金局当管事。苍天有眼，荣熙泰深知机会难得，工作极其勤恳，不久就升任总账房，从此一干就是数十年。这份差事，不仅让荣熙泰得以娶妻生子，还为儿子开办广生钱庄准备了最原始的资本。
荣熙泰去世后，朱仲甫感念老友，对荣家兄弟特别关照。荣德生两次赴粤，都是他特意邀请的。荣氏兄弟心里清楚，朱世丈为官多年，囊中颇丰，关系也多，他如参与进来一起投资实业，开面粉厂就十拿九稳了。
荣德生不善交际，话也不多。要办面粉厂，他一没有经验，二不懂技术，三缺乏资金，算得上是“三无创业者”，但他做事执著，愿意各方奔走，虚心请教。
当时，全国只有四家面粉厂：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的阜丰和增裕。两家是中国人办的，两家是外商开的。荣德生通过熟人关系，由近及远，逐家前往参观。他还到瑞生洋行打听磨粉设备的价格，美制钢磨要10余万元；英机与法国石磨合用，每台2万元。
心中有数了，荣德生立即去苏州见朱仲甫。朱仲甫盘算了一下说：“美国钢磨太贵，我们财力不够，就用法制石磨吧！集资3万元，我认一半，另一半你们兄弟想办法，自出或招股都可以。呈请立案由我来办，具体事项由你们兄弟运作。”
老朱一席话，让小荣不胜欢喜。他马上致电哥哥宗敬，两人议定：每人一股各3 000元，从广生钱庄拆借；剩余三股总计9 000元，在无锡或上海另招。
外股9 000元，荣德生原以为不难招够，但他四处奔走半天却无人买账。上海的富豪，热衷的是做地产、典当和钱庄，没有人肯投资办厂；无锡的缙绅重土轻商，不相信办面粉厂能赚钱。荣老弟不仅处处碰壁，还受了不少奚落。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想到机器已定，土地已买，花出去的2万多元搞不好就打了水漂，一辈子可能都难翻身，曾想到不如一死了之。
一天清早，荣德生正坐在家中发愁，他们的瞎子族兄荣秉之摸到荣德生家中。几年前，这位族兄与德生两家合股开茧行，因为账目问题，兄弟俩还在家族长辈面前对簿“私堂”。
“久无来往，今天上门，这位老兄难道是看笑话来了？”德生心中暗忖。
但荣秉之一张口，却让他喜出望外，“听说老弟要开面粉厂，大哥我决定搭一股。”其实这位老兄对面粉厂的前途并不清楚，但经过上次风波，他认准德生是个人才，这3 000元是投荣德生的信任票。这让荣德生大为感动，也大受鼓舞。
不久，荣德生又在无锡米市上遇到一位怪人朱大兴。朱大兴原是米行小开，曾把一份家业折腾个精光，但这个人胆大，后来靠承办海上漕运发了财。朱大兴常年往返京沪，知道面粉比稻米有市场，开面粉厂肯定有前途。见到荣德生，他主动搭话：“老弟，听说你办面粉厂差点钱，怎么不来找大哥呢？别人不入股我入！”
说到做到，朱大兴马上加入一股，还拉来米行老板伍永茂也加入一股。让小荣头疼不已的9 000元外股，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小荣的际遇再次说明：很多时候，你永远都不会想到在你最困难时能帮你的人是谁！
1901年农历二月初八，良辰吉日，荣氏兄弟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破土动工。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无锡第一家大型工厂是业勤纱厂，1895年由著名民族工商业家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建，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商办棉纺企业。
与业勤纱厂相比，保兴很小，只有4部石磨，但动工时还是引起全城轰动，而荣氏兄弟的实业宏图也就此起步！
挖 角
开厂前，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和尚端详他半天后，信誓旦旦地说：“你气色已露，不宜读书做官，但将来地位会高于道府。你一生运数大致已定，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
荣德生比较迷信，这一年，他刚好跨过25岁，那个和尚的话无疑坚定了他办厂的决心。他还很信风水，对祖上坟地很注意维护。因此，荣氏兄弟发达后不少人说他们不仅命相好，祖坟风水更好，特别是他们的父亲荣熙泰的坟地是难得的金蚕吐丝地。
这些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齐人野语，荣氏兄弟的事业真正壮大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面相或祖坟，而是他们执著的事业心，以及识人用人的胆识。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荣氏兄弟的分工是：老大坐镇上海管理钱庄，负责资本运作；老二守在无锡，主持面粉生产销售。
当时无锡人习惯吃土粉，市井传言机器粉里面掺有洋人的毒药。“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奠才竖起来的。”“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
愚昧的人一向信谣传谣，造谣不犯王法，却威力无比，可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更可让一家企业破产。谣言传得人心惶惶，当地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机制面粉，宁愿多花钱去买质次价高的土制面粉。
无人问津，保兴面粉严重积压。苦苦经营了一年，虽未亏空，却也无盈利，保兴只得暂时停机。当年年底，荣德生到苏州汇报保兴经营情况。听完汇报，朱仲甫说：“德生，我已决定重回广东任职，面粉厂的股份就只能转让了。如果保兴办不下去，你仍可到广东帮我做事。”
这句话真似五雷轰顶，一下子把德生打蒙了，他讷讷地说：“朱世丈，面粉厂现在虽然有困难，但只要坚持办下去，打开销路，将来必定会好转的。” 但老朱微笑不语，小荣知道他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小荣立即赴上海找哥哥商量，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多方筹资买下朱的股份，将自家的股本增加到2.4万元，并将厂子股本扩大到了5万元，这样他们的股份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保兴也正式改名为茂新面粉厂。
茂新的产能远比保兴要大，销售已成为首要问题。荣氏兄弟认识到：无锡当地每天面粉消费也不过一两百包，即使没有谣言，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向外另寻销路。荣宗敬让弟弟马上回无锡掌握生产，销路自己来想办法。从此，头脑灵活、心高胆大的荣老大，就全权在上海负责销售兼资本运作，性格沉稳、脚踏实地的荣老二，负责在无锡组织面粉生产和相关管理。荣氏兄弟，一个主攻，一个善守，之后几十年都是这样一个格局。
一天，荣宗敬在福州路青莲阁茶楼巧遇无锡老乡王禹卿。王禹卿14岁到上海当学徒，现在在恒来油麻店跑业务，专门负责北方销售。这个人嘴能说，腿能跑，是恒来的店柱子。刚一坐下，荣宗敬就发现他脚上穿着白鞋，原来，他的母亲刚刚过世。
“禹卿老弟，你身戴重孝，难道刚刚奔丧回来？”
“我是想回去，但家父不让，寄给我一双白鞋、一副束腰，来信叮嘱‘不能在上海成就事业，母丧不必归来，就是余老死之年，也不要回’。事业无成，小弟愧为男儿啊！”“老弟也不必太伤感。”荣宗敬一边安慰着，一边思忖：此人有才有志，不可小觑！
一阵沉默后，见荣老大气色不大好，王禹卿便问：“荣先生，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这一问就轮到荣宗敬叹气了：“唉！茂新的面粉积压了近2万包，销不出去，我能不愁吗？”
对茂新的事王禹卿早有耳闻，也顺便做过市场调查。见荣宗敬愁眉苦脸，他便建议道：“南方食米、北方吃面。守在江南当然打不开局面，如能北上山东，打开华北乃至东三省的市场，不要说茂新日产300包，就是3 000包也不愁销！”
荣氏兄弟一向在南方闯世界，对北方所知不多，因此，王禹卿的话给荣宗敬带来很大的震撼。荣宗敬一向办事果断，他非常认同王禹卿的看法，也非常欣赏此人的才干，马上决定重金将此人招至麾下。
他抬起头，注视着王禹卿白净的面孔，突然问道：“王先生，你现在月薪多少？” “3块银洋。”王禹卿面色微红，不好意思地说。 “我每月给你12块，到我这里干吧！”薪水一下子翻4倍，王禹卿禁不住动心了。荣宗敬是做大事的人，见王禹卿犹豫，他继续加码：“只要你过来，销售面粉佣金惯例为2％，我给10％，这笔钱全凭你调度。”
这哪里是招聘，简直就是重金收买呀！这样慷慨的条件，小王哪经得起**，马上答应辞职。受命之后，王禹卿立即奔赴烟台，仅一个月，就把茂新几万包积压的面粉售罄。茂新脚跟站稳了，茂新生产的兵船牌面粉跨江过海，销往京津，甚至直达白山黑水的东三省，王禹卿也成了荣氏兄弟麾下的股肱之才。
后来，摸透了市场路数的王禹卿，与在无锡帮助荣家进货的浦文汀私下联手，想独立创业。但二人无处融资，王禹卿只得向荣宗敬开口借钱。得知消息后，荣宗敬虽然大吃一惊，手下两员大将竟然要单干，哪个老板听了也不会高兴；但荣宗敬毕竟不是一般人。他既没有简单地拒绝王禹卿，更没有挖苦嘲笑，而是推心置腹地与王忆苦思甜，回顾当初二人在青莲阁的惺惺相惜，然后与二人商量：与其艰难地单干，不如大家合伙开个新厂？于是，荣氏兄弟拿出2万元占50%股份，与王、浦二人合伙创建福新面粉厂，使用兵船牌商标向外出货。这样，荣氏既留住了核心骨干，又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大家皆大欢喜，继续一起打拼。这是荣氏企业集团最早的核心团队，也是长期合作的创业伙伴。
识 才
江南有句俗话：江阴强盗无锡贼。充满了冒险精神的荣宗敬，综合了“强盗”和“贼”的两大商业特性，他的志向是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纱大王”。早在1905年，茂新面粉厂走上正轨后，荣氏兄弟就与同族人荣瑞馨等人合伙创建振新纱厂，厂里生产的球鹤牌纱布曾经风行江南，也算是个地方名牌。
遗憾的是，在振新纱厂，荣氏兄弟只是小股东。当时，荣德生担任振新总经理，他雄心很大，有意扩大振新，将纱锭数扩展到3万锭，结果招到其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的反对。眼看合作无法继续，荣氏兄弟主动退出振新，以自家为主，筹资30万元，创建申新纱厂——真是不逼不出成绩呀！
万事都是逼出来的，申新纱厂就是一例。为了保证纱厂管理权紧紧握在自家人手里，荣宗敬将申新注册为无限责任公司。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大会没有实权，实权牢牢掌控在总经理也就是荣宗敬一个人手里。这种治理结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荣氏兄弟可以心无旁骛地经营管理；另一方面，缺少了制约，就使得本来就很霸道的荣宗敬行事更加随心所欲，缺乏风险把控机制，结果埋下了后来差一点毁掉荣氏企业集团的巨大隐患。
1915年买地建厂，1916年开机生产，当年就赢利，应该说，这不完全是因为荣氏兄弟能干，而是赶上了好时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西方列强忙于打仗，顾不上远东的中国，从而为中国民族产业带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同一时期，创业者很多，大多数都取得成功，这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申新开工时，荣氏兄弟的茂新、福新面粉厂年产量已达到800万包，面粉袋供应成为大问题。1916年，荣氏兄弟着手在申新添设织机，安装布机，织制布袋。据估计，在一战期间，申新仅从织造面粉袋上就赚得了3个厂。
1919年，荣氏兄弟集资150万元，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 000人、职员120多人。申新系统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由此厂试验。
在申三主持这些试验的，既不是荣宗敬，也不是荣德生，而是他们花了30元月薪聘请的总管薛明剑。薛明剑前额宽广，下巴瘦削，双目秀美而有神气。荣德生招聘薛明剑的动机，源于一个偶然的诉讼事件。
1918年，无锡筹建县立公共体育场，县知事杨梦龄委任薛明剑为筹备主任。小薛选定了西门外大仓建厂，认认真真地干起来了。不料此举却遭到了周边绅商的强烈反对，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荣德生的妹夫项某。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后，项某就请荣德生出来调解，不料薛明剑却一点情面也不给，不畏权势，据理力争，使反对者以完全失败告终。
荣德生虽然丢了面子，却认识了一位干才。不久，荣德生郑重邀请薛担任申新三厂总管。事情定下后，薛起身告辞时，荣德生不经意地又问了一句：“薛先生，你还没有问过我月薪呢。”
“那就问一声吧。”薛明剑笑着说。
“每月津贴30元。”
“我同意。”
“你原来的薪水每月超过100元，我给你30元，不嫌菲薄吗？”荣德生心想，此人不想多赚钱，能做生意吗？在一瞬间，他聘用薛的决心要动摇了。
“荣先生，我投身实业界，是为了求得新学问。求学是要出学费的，您不要我缴学费，还给一份津贴，已属非分，怎么还会有菲薄之念呢？”
荣宗敬听到此事后对弟弟说：“你30块钱请了个总管，这个人不是个呆子，就是个大聪明人！”
1920年，薛明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申新第一、二厂实习，有时也返回无锡督造厂房，指导装机。他自谓：“虚心当学徒，依样画葫芦。”他不仅深入申新第一、二厂各部门进行调查，还一度冒充员工进入两家日商纱厂仔细考察。
不久，薛明剑写成了《申新第一、二厂学习笔记》和《申新第一、二厂与日商丰田纱厂的比较研究》。一向蛮横自信从不服人的申一总管严裕坤读后说：“薛明剑对许多事物的见解，比我们身历其境的人看得还清楚！”
1922年1月，申新三厂正式开业，薛明剑正式就任总管，开始实施他的改革宏图。就纱厂制度革新的问题，薛明剑常常和荣氏兄弟讨论到深夜。一次，荣氏兄弟与薛明剑又来了个子夜对话。
“欧战结束了，洋货将再次充斥市场，中国工商业必普遍陷入困境，我们又怎能保证‘永兴不败’呢？”荣宗敬问。
“防患于未然很必要。就工厂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废除工头制。”对此，身在一线管理的薛明剑深有体会。
当时，一般纱厂的大小工头不是亲友就是师徒关系，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工人畏之如虎，逢年节得送礼，工钱被克扣也不敢声张，女工被侮辱者比比皆是。申三总工头沈阿虎，平时很少到厂却可遥控一切；厂里其他工头，有的鸦片烟瘾大得吓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里。纱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次价高，工头制是万恶之首……
“日本纱厂也是工头制，为什么就不一样呢？”
“日本纱厂工头只用来管中国工人，生产管理和技术改进都是由日本工程师掌握，工头根本无权也不敢过问。而我们的文员多数不懂技术，也没有管理权力，就只有任凭工头摆布，久而久之甚至与工头沆瀣一气。”荣家兄弟品味着薛明剑的话，陷入了沉思。工头势力由来已久，也不是申新一厂一家所独有的事！要下这个决心，就是以魄力见长的荣宗敬也是犹豫再三。
1925年春，在薛明剑不断努力下，申新三厂正式宣布改革工头制。此事一经宣布，就引来工头造反，工会追查，但3年后，几经反复，工头制终于被废除。
通 缉
1927年春，荣宗敬已经成为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商业大亨。春风得意的荣老大没有想到，自己一不小心招惹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5月15日，蒋介石密令：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着即查封产业，并通令各地军警侦缉逮捕。无锡县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查封荣家财产。
当晚，无锡荣宅楼上楼下都贴满了封条，荣家几十口人，全被赶到厨房和车库内。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荣家上下一片愁云惨雾，荣宗敬之妻陈氏号啕大哭，荣德生坐在一张往日用人坐的板凳上垂头丧气。他想不明白：我们兄弟不曾得罪过蒋某呀，他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
次日一早，荣德生赶往上海看望哥哥。荣宗敬看到弟弟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心中非常感动，还是血浓于水呀！他紧搂着弟弟走上楼去，多少年了，兄弟俩还没有这么亲昵过。
其实，“依附孙传芳”云云，不过是借口而已。老蒋通缉荣宗敬的真正原因，是以他为首的纱厂联合拒绝认购50万元“二五库券”。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的时候，虞洽卿等人就在上海号召各业捐款拥戴。荣宗敬竟敢不买蒋总司令的面子，当然没有好果子吃。
荣家兄弟正在商谈疏通之事，荣公馆又来了几位贵客，他们是纱联会副会长穆藕初、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傅筱庵说：“段祺瑞是军阀，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一个比一个坏！”这是这帮商界大亨的共识，但拿算盘的怎么可能干过拿枪杆的，大家最后还是劝荣老大咽下这口气。客人们告辞后，荣德生说：“宗敬，我们一起去见见吴老先生（吴稚晖）好吗？”
“还是你去吧，用不用带张支票？”
“绝对不可！老先生最清高，别说支票，有人送书画古董还被他扔出来呢！”
吴稚晖，无锡人背后称其为“吴疯子”。这个人做事不按常理出牌，当秀才时就这个脾气。
杨颐做江苏学政时，公然在画舫宴客，微服狎妓。吴稚晖当时在南菁书院读书，得知此事后，约同学前往捣乱。他们上穿四开裤箭袖袍，下身不穿裤子，头插松枝，持草纸一束，前往画舫。上船后，他们故意跌了个四脚朝天，大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杨学政大怒，一面命令把两人赶走，一面喝令将二人革去秀才，赶出书院。院方认为，生员冒犯学政理当有罪，但学政微服狎妓也该处分，几经周折，最后以停学了事。
成为党国元老之后，吴疯子不疯了，但仍然是个怪人。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老吴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从不办公。吴的字很有名，过不下去了，就卖字维持自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的日常饮食。
吴稚晖说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一是“发痴”，二是“发财”。要成就一番事业，如不能痴心不改，必致中途失败；如不抱有“发财”的希望，缺乏做事**，也难以为继。因为是无锡同乡，他对奋发创业的荣氏兄弟一向都很看重，特别是与荣德生私谊甚好。
荣德生来时，吴稚晖正与蔡元培谈事。看到荣德生，吴稚晖说：“德生，你来得正好，你先看看这个。”他递给荣德生一份电报底稿。电报是今天早晨吴稚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曰：“无锡富商荣宗敬，乡评极佳。并无为富不仁之事，近年敬恒（吴敬恒，字稚晖）个人亦未闻彼曾比附孙传芳。……乡之公正士民，环来请求转达钧听，望更饬查昭雪，免予查封。”
读完电报，荣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来找吴稚晖只抱一线希望，没有想到老先生已经先行一步了。“介石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的命令昨天刚下，我这份电报未必会立即奏效。后天介石要来上海，到时候元培我们一起去找他，这几张老面子他总会买吧？”
聊了一会儿天，荣德生起身告辞，吴稚晖拉着他的手说：“德生，我们几个老家伙去说情，也总得给介石一个台阶下，这50万元的库券，还是认了吧？”
荣德生诚恳地说：“一切听老先生吩咐！”
3天后，吴稚晖约上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到蒋介石下榻处，四大元老为荣宗敬的事轮番说情。听说荣宗敬服软，认购50万元的库券一分不少，蒋介石便顺坡下驴：“那就照元老们说的办吧！”
财去人安乐。一件附逆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搁 浅
荣宗敬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人称“无锡拿破仑”，他一天看不见锭子，心里就不舒服。他有一句名言：“竞争如同打仗，能多添一只锭子，就好比多得一支枪。”
1916年，申新一厂开机时，他就告诉荣德生：“商战必须争取时间，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这就是著名的荣氏四大法则。
为了扩张，荣宗敬的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
他的另一个绝招是：负债经营。荣宗敬并不担心银行的债务，他曾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债多勿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如果我的厂子亏损严重，给我放款的银行怕被拖下水，收不回款去，只好继续贷款以图复苏。企业和银行是捆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利害相同，唇齿相依，即使同床异梦，也只得同舟共济。”
为方便融资，荣宗敬至少以个人名义在7个钱庄、2个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元、20万元的资金。”
负债经营，一般能形成滚雪球效应。但这种扩张也蕴藏着极大风险，往往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尤其当官员有觊觎之心的时候。荣氏集团也没能逃脱这一规律。
1934年年初，申新搁浅了。
此前4年，申新连续巨额亏损。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14.33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
赋税太重，也是申新搁浅的重要原因。此外，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有1 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而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 898万元。
当年6月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的资金链断了！
风闻申新出事，各路债主纷纷上门。在债主逼得最厉害的时候，陈光甫、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二人在荣公馆陪荣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当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还有点力量。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求援。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求援，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
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求救，得到的回话是：“有物可商量。”
荣德生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次日凌晨4点赶火车去上海。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产负债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荣老大过去举债经营，全力扩张，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关键时刻说话可以算数，反而让不少人对他放心。
从1934年6月起，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顺势接管申新。
荣宗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宗敬。荣告诉他：“我摆不平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没有道理！”
此时，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申新侥幸逃过了被官僚资本吞没的厄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
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宋曾当面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 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转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找陈光甫，说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当时陈光甫不在，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时，荣宗敬非常痛苦，简直就要哭了。这天会前宋子文找陈光甫谈过一次，按宋的计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吃五六十万元的亏。陈当面不好反对，回来与李芸侯商量后，开会时就称病在家，让李出席。
在会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陈光甫这一举动，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确实有帮助老友的情分在内，正是他的临阵倒戈，让宋子文的野心最终没能得逞。
这是荣家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保兴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下跌，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荣氏集团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惜，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了！
苦 撑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这时，卢作孚奉命来动员荣家将工厂西迁，但荣氏上海的厂子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荣家集团只有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迁往了内地。
荣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难尽，也许因为以往的经验，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到日俄争霸东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北伐，荣氏集团总是善于因势利导，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但令荣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留守让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申新八厂号称“五新”——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在他们的鼓动下，日军轰炸了申新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无锡、上海两地的企业设备被毁被拆，三分之二的荣家企业没了。12月，茂新一厂、申新三厂也被炸，荣家的发祥地茂新变成一片废墟。
在荣宋敬的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难临头，荣老大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荣宗敬悲愤交加，有一天正读着弟弟无锡来信，他突犯脑出血倒下。好在挡车工人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他才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938年1月4日，难以忍受日军骚扰的荣宗敬负气离开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荣宗敬脑出血症复发，在香港去世，终年65岁。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荣宗敬是荣氏集团的灵魂，他的病逝标志着这个民间最大财团开始由盛转衰。
世态炎凉，荣宗敬过世的消息传到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再次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办法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
1938年5月，荣德生抱病来到上海租界。他到申新总公司办公，想起哥哥在世时的一切，不觉黯然神伤。他与银团达成共识，将申新每月盈余分为三成，一成还银团，一成还诉讼和解的各钱庄欠款，一成还无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维持总公司开支。
在上海，荣德生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等待时局好转。
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专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儿子荣尔仁代往，说明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了，何况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威胁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尔仁依旧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荣氏集团再受重创。
乱世多变，谁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祸。1942年，申新仓库终于被同意启封，此时，恰遇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 000万元只要1 000万元。对荣家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翻身机会。深谙资本操作的荣氏集团，乘机抛出陈货，还清所有债务，企业完全回到荣家手里。荣德生大为喜悦，特意写道：“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最终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和“福五”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主持内迁厂务的正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
李国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亲抚养长大。1915年，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后，他就在煤矿和铁路上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28岁的李国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9年冬，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李国伟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全家迁至汉口，开始负责“福五”“申四”的筹建，逐渐成为荣氏集团内核心人员之一。
1942年，国民政府对内迁的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为此，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
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操纵原料市场。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账，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厂从1939年至1945年的暗账盈利为934万元，盈利率高达161％，而明账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据1945年的账面统计，“申四”“福五”系统共积储外汇折合美金300多万元。
留 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荣宗敬去世后，荣氏财团事实上一分为三：大房（荣宗敬家）、二房（荣德生家）以及李国伟所管的厂子，逐渐各成系统。
抗战后期，年事已高的荣德生有意淡出申新总公司的管理，转而满怀热情地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这些计划不吸收大房投资，由二房专营。无奈战乱频仍，好梦难以成真。午夜梦回，这位老人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回来了，但荣氏集团似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德生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
1946年，黑社会匪帮绑架了荣德生，把他关在黑屋子里33天，荣家送出50万美元赎金后才被释放。人虽获释，但国民政府碍于面子，坚持追查。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备司令部只发还给荣家13万美元，其余钱款均被军警占用，而且此后数次索要酬谢。荣尔仁非常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60万美元还不够，还不如不破案！”
对这件绑架案，荣德生的说法是：“实则起意者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余为心存厚道起见，不肯发人阴私。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荣宗敬故后，大房一系逐渐独立，与二房在生活与工作中的风格差别越来越大。熟悉内情的人回忆，1949年前，大房的荣鸿元一家从华贵的大轿车到旅行轿车、吉普车、货车，应有尽有。荣公子常去中外富人扎堆的虹桥俱乐部玩乐，还嫌不过瘾，就在虹桥路自建了大花园。他几乎每天下午和每周周末都要到花园别墅去，常在那里请客，请客的杯盘、菜肴都是在市里准备好了派专用汽车送的。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曾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
荣鸿元兄弟的招摇终于惹祸上身。1948年9月，蒋经国上海打“虎”，将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抓捕。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辩护，但要想救人关键还是靠行贿。因为通货膨胀，受贿的官员不要纸币，只要棉布、棉纱、面粉栈单、房子和金条。荣鸿元关押77天，幕后交易就进行了70多个晚上，前后花费折合50万美元。
大房、二房接连出事，让荣氏家族对国民党政权基本失去了信心。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有1 000多万美金。但荣德生坚持留在内地。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也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1948年下半年，无锡申新三厂部分机器正准备拆迁台湾，荣德生听说后，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搬回来。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考察。无锡易手前后，他每天乘包车在街上露面，表示自己还在无锡。
荣德生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他从未出过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开亲手开创的事业，加之年纪大了，故土难离；三是绑票的伤痕犹在，身体怕经不起长途颠簸；四是香港人生地不熟，去台湾他更不愿意，他对国民政府战后的表现非常不满，反复斟酌，觉得还不如留下来。
此时，荣德生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他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荣毅仁本已先期携家人抵达香港，但老父不愿离开，他最后决定与父亲一起留下，并让妻子儿女也返回内地。当时，刚刚解放的大上海亟须恢复生产，保障就业，而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能留在内地，无疑是对新政权最大的信任与支持。荣氏父子这种爱国爱家的果决行为，也赢得中共对荣家的极大欣赏与尊重。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会后，陈毅带着家人公开到荣家做客，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件事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流动资金几乎被抽空，已经是个烂摊子。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上海，导致上海工商业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当时正处在农历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工人们无米下锅，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门口讨工资。虽然极好面子，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此时手头无钱的小荣老板也束手无策，唯有与工人说好话。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政府能雪中送炭，让荣家上下感念不已。
不久，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提出“加工订货”的建议，这是针对很多工厂产品积压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这一办法。
1951年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在上海，组织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内心有多么焦虑。
在这场运动中，荣毅仁有惊无险，陈毅将其划为“基本守法户”。上报中央时，毛泽东说“何必这么小气”，于是荣毅仁被归为“完全守法户”，最终安然过关。
1954年，已经看清楚时代大趋势的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被全部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申新九厂，这是他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从那以后，荣毅仁就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之后不久，荣老板就被推选为上海市副市长。3年后，赴京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30年后，历尽劫波的荣毅仁，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中信集团，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创下这个富过三代的大家族的最新传奇。
兴 学
1949年以后，荣氏集团在内地的企业，几乎全部由荣毅仁打理。此时的荣德生，则在老家安度晚年。
这个曾经的中国首富，平时“上身穿着白粗布的小褂，下面是灰士林布裤子，扎着裤脚管，一双布鞋，精神很好”。 他一生极为简朴，正如无锡梅园诵豳堂那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在荣德生的住处，到处是“从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报纸包着的旧书”。当时，他已年逾古稀，非常关注他一手创立的江南大学的命运。
荣家兄弟常对子侄辈讲“有力量要贡献社会”，这是祖传家训，也是父亲荣熙泰的临终嘱咐，更有张謇这个榜样对他们兄弟的影响，荣德生平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四先生。
荣氏兄弟一生为公益事业捐款无数，更捐建过多所学校，但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始终是荣德生最大的心愿。早在1916年至1917年间，他和吴稚晖同游太湖，吴认为在湖滨兴学最理想，他很赞同，过了30年，这个理想才得以实现。
1947年10月27日，江南大学开学典礼在荣巷临时的校址举行。为办好江南大学，荣家重金请教授，上海、南京不少教授到这里兼课，每周他们都风尘仆仆地赶来。而哲学家许思园教授夫妇一直住在梅园著书立说，每月领500元薪俸（一般教授只拿三四百元），从来没有上过课。
1948年的春天，无锡籍著名学者钱穆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周六晚饭后，他们必定会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德生回答，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这番话可以看做一代实业家的财富观。
一生致力于实业的荣德生，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不要好高骛远，力戒好大喜功，要脚踏实地，从头做起。钱穆后来回忆说，荣德生的人生观和实践一致，在他身上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一面。
对于成功，荣德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百工百业都可以成功，并非只有挤在政治一条路上，成了达官显贵才算成功。国人说他是大实业家，他不敢当，他说，如果能再尽力10年，将理想一一实现，或许可以言大。大多数国人没有远大目光，以为他饱暖坐食，终生都已足够，何必再赚钱，而不知他的抱负就是要办大规模的事业。所以，他一辈子都不骄矜，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他多次说过：“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可惜的是，1952年10月29日，存在了5年的私立江南大学终在院系调整中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在荣氏家族的多方努力下，江南大学才得以恢复旧名，并与其他院校合并，成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
江南大学被强行拆散，这使荣德生备受打击。直到临终，荣德生也不能理解“一切归公”等违背经济常识的做法。这一点，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当年留在内地未走的实业家们也始终不得其解。像一生聪明过人的刘鸿生，最终也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看不明白的世界的。这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鱼得水的大老板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20多年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实验。幸亏他们去世得早，躲过了后来无穷无尽的社会政治运动，很多资本家最后都被各种运动的旋涡所吞没。
谢 幕
一生知己是梅花。梅花中，荣德生最喜欢“骨里红”。1952年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热衷风水的他亲自选的，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周围种了他喜爱的梅花，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一只他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至此，荣氏家族创业一代完美谢幕。
荣氏兄弟文化水平一般，资本实力不强，最起码在无锡六大企业集团中，与杨氏集团（杨宗濂、杨宗潮兄弟）、周氏集团（周舜卿）、薛氏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唐蔡集团（唐保谦、蔡缄三）、唐程集团（唐骧庭、程敬堂）相比，创业起点算是比较低的。与先后创业的许多大实业家不同，无论是与张謇、盛宣怀、周学熙这样士绅出身的官商相比，还是与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海归或书生相比，抑或是与马应彪、张弼士这样的侨商或刘歆生、刘鸿生这样的买办相比，荣氏兄弟算是彻彻底底的草根出身，辗转社会底层多年。但这兄弟二人，经过多年打拼，不仅在本地六大企业集团中独占鳌头，后来更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其中原因发人深省。
后来有很多人研究荣氏集团成长壮大并延绵不绝的原因，列出很多很多条理由。在笔者看来，荣氏兄弟一生事业之所以如此辉煌，撇开一战前后难得的创业机会这个天时不说，身处无锡这个最富有创业活力的地利也不算，最主要的原因，当属如下三条：
一是有一个敢于开拓后继有人的核心团队。“无锡拿破仑”“梅园孔圣人”荣宗敬勇于开拓，处处显露了其不平凡的气魄；荣德生外讷内慧，却不掩其勇敢精进之志。一个善攻，一个会守，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荣氏兄弟堪称珠联璧合。而团结在他们身边的一批人，因为荣氏兄弟胸怀宽广，有比较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保证整个荣氏企业集团核心管理层的长期稳定。老一代老去后，荣氏二代接班有序，李国伟、荣毅仁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二是紧密多元化快速扩张战略。荣氏集团，首先是开面粉厂，接着开做面袋的纱厂，之后的扩张，也基本是按照这个产业逻辑进行。在这个大前提下，敢于负债的滚雪球经营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一家全国性集团企业，几乎都有这种负债扩张的成长阶段，否则，也绝做不到全国数一数二。关键是既要有长袖善舞的资本运作班子，又要有善于日常管理的执行团队，而荣氏兄弟恰到好处地分别领导了这样两套人马。
三是善于整合社会资源，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善于维护产业上下游及周边企业的同盟，善于把握实业与公益之间的平衡。一开始创业，荣氏兄弟就遭遇过各种刁难；做大过程中，又遭受过不少嫉恨；做大后，既被政府误解甚至查处过，又有过近乎破产的危机；巅峰时期，遭遇亡国之痛与绑票之险；改朝换代之际，也面临着多次近乎生死存亡的抉择；改革开放之后，也经历过不少大起大落，包括荣家第四代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艰难曲折。但荣家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根本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上述关系。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荣氏家族深谙其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自荣氏兄弟1900年创业算起，至今整整过去了111年，多少显赫一时的家族如今无迹可寻，多少名震一时的企业也灰飞烟灭。但荣氏家族及其关联企业，今天却依然活跃在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财富魔咒。这样的家族与财富传奇，在民国时期的豪门望族中可谓罕见，也许只有无锡唐氏能与之比肩。
这个家族福泽绵延的成功基因究竟何在？
荣德生劝诫世人：“天道变，世道不变。”
荣毅仁告诉子女：“要坚强，要看到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