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道，蒋介石能完成北伐并基本统一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背后有江浙财团，特别是宁波帮商人的支持。但很多人不知道，孙中山之所以能持续发动反清起义并最终推翻清王朝，其实也是得到一个重要财团的大力支持，他们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享誉国内外的广东财团特别是香山商人。作为香山帮后期的重要领袖，马应彪是孙中山革命活动最主要的捐助人之一。

　　这位民族资本家中的传奇人物，不仅是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的创始人，而且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百货。这个“第一”，不仅意味着创立时间之早，更是行业创新之母。作为先行者，马应彪创立先施百货的大胆实验，事实上确立了中国百货业的各种范式。先施之前，中国只有商铺，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马应彪之前，中国只有商贩，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人。

　　楔 子

　　广东，香山，沙涌村。

　　1874年中秋的一个凌晨，东方欲晓。村边谷场的草垛上，14岁的马应彪和堂哥马永灿经过一夜讨论，终于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雪梨（即悉尼）淘金。

　　前两天，小马（马应彪）的父亲马在明托一个老乡带回了200元舍命挣来的辛苦钱。这是他前往南洋淘金14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往家里寄钱。

　　老马离家时，小马还未出世。母亲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三块银洋，支撑儿子读了三年私塾。此后，失学的小马每天早起在街头巷尾捡粪，中午到河涌田沟里捉鱼虾，换几个小钱来养活母亲和外婆。父亲不在身边，让小马自小备受欺凌。现在父亲终于有了音信，这让他顿生无限希望。与堂哥商定后，他身着父亲寄回的西装和牛皮鞋，踏上寻父与淘金之旅。

　　兄弟俩到香港转船，经过英国人开的卡莲佛百货公司时，他们只是瞥一眼就走过去了。这样豪华的商场，跟过路的穷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到百货公司门前的华人熟食档前，一人买了一个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兄弟俩会创建出闻名中外的先施百货，成为卡莲佛最大的竞争对手。

　　小马同堂兄乘上班轮，住在最下层的统仓里，里面全是去雪梨淘金的华人。回望家山渺渺，前往海洋无边，茫茫的远方，等待着马家兄弟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淘 金

　　上了岸，众人才发现淘金的热潮早已不复当日，许多人留在悉尼另谋出路。马家兄弟没有留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找小马的父亲。

　　一路上，兄弟俩碰上收缴人头税的军警，为了逃生，他们穿过漫漫荒野。当他们找到马在明原来所在的金矿时，才发现老马早已离去。兄弟俩找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任何音信，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磨哩矿山落脚，跟人一起挖金矿。

　　随后的几年，马应彪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但仍然所获无几，有时甚至难以糊口。这时，小马已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他常常遥望北方，扪心自问：“我千里万里地远离家乡，就是这样淘金吗？长此以往将如何面对年老的外婆与可怜的母亲？不，不能这样！ ”

　　此时，许多香山人把眼光投向澳大利亚北部昆士兰州的大片农场和果园。香蕉在澳大利亚相当畅销，很多侨民便萌生了种香蕉的念头，但苦于没有种子，因为当地人不肯把种子卖给中国人。不少香山人想到了家乡的“香牙大蕉”，并写信回家索要种子。昆士兰的土壤很适合种植这类“大蕉”，试种的侨民头一年就大获丰收。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口感甜滑，比当地香蕉更好吃，一上市即深受欢迎，结果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当大批侨民开始种植水果的时候，马应彪没有跟风，而是在悉尼近郊开荒种菜，自产自销。他种的菜又水灵，又便宜，按说该很好卖，但因为不会英语，前来买菜的外国人听不懂，他丢了很多生意。

　　这让小马哥很失意：“不懂语言，无法与人沟通，有机会也抓不住，这样下去怎能实现淘金的梦想？无论吃多少苦，也要先过语言关。”

　　经一位老乡介绍，马应彪到一家爱尔兰人开的菜场打工，这家菜场的女老板温文会讲广东话。小马向她提出“勤工俭学”的条件：管三餐饭，不取分文，但每天要有人教自己一小时英语。独特的要求、倜傥的举止、诚恳的眼神，小伙子给女老板留下很好的印象。她不仅答应，还让自己的女儿雅美亲自给小马上课。时间长了，雅美还与小马结拜成干兄妹。逐渐掌握了英语的马应彪开始独自到菜场做买卖。半年间，他不仅掌握了一套行商技巧，认识了不少朋友。

　　“满师”后，马应彪离开了温文家，继续种菜卖菜。小马用英文标注菜名、价格，用英语交流，他的菜每天很快就卖光了。不久，周围摊贩都请小马帮忙，很多人后来索性只管种，不管卖，全盘托他代销。同时，小马也决定放弃自产，专营代销。

　　马家兄弟在澳大利亚稍稍站稳脚，马上就有家族人前来投奔，这些人大多数也跟着他们种菜卖菜。随着人数的增多，小马决定联合族人成立一个批发公司，这样做起来利润更大。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当地贩子的压榨，香山蕉农希望由华商代销“香牙大蕉”，而马应彪等香山菜贩就成了他们最为中意的代理人。

　　1880年年初，马应彪以族人菜铺为基础，创办“永生果栏合伙公司”（简称“永生果栏”）。这时，悉尼有数十个蔬菜瓜果档，属于不同的家族，绝大多数都是香山老乡。除“永生果栏”外，比较有名的另外两家是“永安果栏”和“永泰果栏”。在马应彪的提议下，三家决定联手，成立一家更大的新公司，从三家公司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叫“生安泰”。从此之后，“生安泰”几乎垄断了悉尼所有的菜果生意，当然也带来更多更稳定的利润。

　　但年轻的马应彪并没有因此止步，他觉得还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那时候，悉尼已成澳大利亚第一大港，常住人口有40多万，这在当时已是大都市。一天，小马到港口送人。站在岸上，看着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物流，他心中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利用港口做一些国际贸易呢？从码头回来，马应彪将长途贩运的主意一说，大伙都同意试试。于是，“生安泰”便开始经营澳大利亚与中国香港之间的蔬菜瓜果贸易。不久，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拥有6艘海船往返澳大利亚与中国香港之间，每周都有干鲜蔬果到岸。据统计，“生安泰”一年能赚4万英镑，这些钱当时足以买下悉尼整条唐人街。

　　随着生意和名气的扩大，澳大利亚的华人报纸纷纷报道马应彪成功创业的故事，在偏僻矿区打工的马在明也慢慢地听说了。根据报道中的讲述，他觉得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商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老马就带着报纸，上悉尼寻亲。父子相见后抱头痛哭，真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不久，马应彪便送父亲回家与母亲团聚。

　　探 亲

　　1890年夏天，离家16年的马应彪回国探亲。出来十多年了，虽说不是巨富，但也算得上功成名就，是时候回家看看了。与小马同行的，是一位澳大利亚华人牧师周容成。当初，在开采金矿时，因为淘金辛苦，父亲不知音信，前途又无望，小马心情非常沮丧。这时，正在附近传教的周牧师，以上帝的名义给了他很多安慰与帮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情重义的小马始终记着这份恩情，发达后他依然与周牧师保持着联系。先前周牧师曾说过想回香港看看，这次回国，小马便邀周同行。

　　蓝天依然，涛声依旧，但小马的心情与16年前相比那是天翻地覆。坐在高高的上等舱，又有老朋友相伴谈心，这趟旅程似乎很短。香港在望，太平山已隐约可见，再看到故乡山水，小马和老周都很激动。

　　老周这次到香港来，第一要务是拜访香港圣公会神学院教授、自己的道友兼朋友霍静山。而小马也有心考察一下市场，当年惊鸿一瞥，以至他对香港已几乎没有印象，但每天都与这边有贸易往来，考察一下还是必需的。因此，船到香港，两人同时上岸。

　　因为不认识霍牧师，下船后小马即与老周告别，但热心的老周坚持要小马一起去霍家。他说：“静山为人非常好，你们又是大老乡（霍的祖籍顺德），相识以后对你在香港的发展肯定有帮助。”在老周的执意相邀下，小马只好一起前往霍家。他怎么也料想不到，这一去竟然会坠入情网，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侣。

　　当时，霍静山任教之余，还担任香港西区圣公会牧师。老周带着小马上门时，霍牧师刚巧不在家，招待他们的是霍家二小姐霍庆棠。虽然来人生疏，但霍庆棠却落落大方，毫不扭捏。她一面请他们喝茶，一面派人去请父亲回来。她主动与他们攀谈，询问澳大利亚那边的情形，举止得体，谈吐优雅。

　　这一年，霍庆棠刚好19岁。她小时候聪明好学，及笄之年即随父传教，来往于珠江三角洲各地，传经布道，筹设教堂。这等历练，让她不像一般中国姑娘那般见人脸红，对外界封闭无知。正值花样年华，19岁的她浑身充满活力，鹅蛋形的脸庞姣好圆润，一双大眼睛水灵明亮，黑油油的大辫子贴颈而垂，更增添一份少女的娴雅。

　　这是小马重回故土后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子，聪明、大方、优雅、干练的霍二小姐，让他沉睡多年的情愫苏醒了。这一年，小马其实已经不小了，已到而立之年。这些年忙于打拼，加上澳大利亚华人女孩不多，他的婚事因此一直拖下来。他这次回来，其实也有相亲的意思，毕竟终身大事也不能大意呀！

　　说起来，小马心中的择偶标准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那就是希望能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他常引用明代冯梦龙小说中的一段话自勉：“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

　　而霍二小姐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这样的女子，才是真正的良配！幸运的是，霍庆棠其实也在观察马应彪。按当时的习俗，19岁的她已算是大姑娘了。虽然父母不像一般俗人见识，但老二毕竟不小了，她的婚姻成为家人心头的大事。

　　正所谓30岁的男子是精品。小马哥事业有成，见识不凡，潇洒而不轻浮，沉稳而不呆板，机敏而不油滑。因为经历坎坷，他不像一般富人那样张狂，而是内敛含蓄。他久经江湖，不像一般青年才俊那样做作，而是谦和待人。

　　庆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优秀的男子还真是不多见。这个漂洋过海的男子，难道真的是上帝特地送上门来的吗？

　　一老二小正叙着，霍静山回来了，老友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不胜欷歔。周容成向老友介绍小马，对这位儒雅的商界新贵，老霍第一印象很好。一番交谈后，得知小马曲折的创业经历，了解到他的感恩仗义，老霍一家更是看重。这年头，知恩图报固然可贵，但能带领乡亲共同致富，这更是难得。这是符合基督博爱的大善之举呀！

　　“这小伙子为人忠厚，英语流利，堪称中西合璧。如果不是年纪稍大，还真是一个现成的佳婿。”得知小马单身一人，这次回来有意相亲，老霍心中暗忖。

　　饭后，约好下次再见时间后，小马告辞。老霍特地让庆棠去送，路程虽短，两个年轻人心中却相互增添了不少印象分。送人回来，霍牧师试探地询问女儿对小马的看法，庆棠虽然大方，但这种事还是令她很是扭捏。

　　“小马哥是个好人！”她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让老霍心中有了底儿。第二天，老霍即邀老友周容成做媒。老周也看出了小马的心思，既然郎有情妾有意，这等好事自然要做。这边霍、周二人在家谋划联姻，而另一边，马应彪在路上也有一番大际遇。

　　从香港回家途中，小马偶遇一位香山老乡，这个比小马小几岁的小伙子刚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却因为没有外国国籍而无法在港澳行医，被迫回广州开药店。此人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一路上，孙中山侃侃而谈，从行医救人到实业济民，再到富国强兵。这个比马应彪还年轻的小伙子，见识却一点不比小马差，甚至想得更深、看得更远。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行。此四事者，富强之大径，治国之本也。”“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

　　孙中山一席话说得马应彪热血沸腾，许多没想明白的道理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临别之际，他握着孙中山的手说：“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几年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马应彪立即加入并迅速成为骨干。返回香港后，小马向霍庆棠讲了偶遇孙中山的这番际遇。一向思想新潮的霍二小姐顿时大有知音之感，两家结亲自然水到渠成。佳人相候，马应彪与之心心相印，逐渐把事业重心转向香港。

　　1890年冬天，马应彪在香港创立了永昌泰金山庄，帮助华侨代办出国、入境、汇款等事务。此后几年，马应彪都在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两地奔波，为生意，为爱情，也为革命。

　　开 业

　　18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政府限制华人种植香蕉的一纸禁令，让“生安泰”的蔬果生意大受影响，小马决心结束澳大利亚生意，回国创业。

　　1894年秋，小马在“生安泰”公司退股，换回一袋金粒，这是他在澳大利亚苦干20年的血汗钱。那时的华侨普遍不信任英资银行，而英资银行也歧视亚洲侨民，只许他们存款，却拒绝他们贷款。这样一来，华侨赚了钱，都不存银行，而是购买粗制的金粒藏起来。

　　得知小马要回国发展，不少朋友赶来道别。多年相处，今日一别，相会不知又在何日。饯别宴上，小马也不胜感伤，但他还是强压别绪，郑重地劝诫这些哥们儿：“悉尼虽好，但总难比故乡。大家多数是做蔬菜果品生意的，现在澳大利亚人看我们赚钱，气不过打压我们，我们又何必非要待在这里遭人白眼呢？如果相信我小马，我倒有一个建议……”

　　说到这里，小马故意停下，观察大家的反应。果然，有不少人沉不住气，连声追问：“小马哥，有什么好主意，快给大伙儿说说。”“现在洋货时髦，中国人也喜欢用外国衣物，特别是香港，有不少有钱人，而大型商场只有英国人开的卡莲佛一家。如果我等能联手开一家为中国人服务的百货公司，前景应该很好。”马应彪说道。

　　这是马应彪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他日后回国创业的重心。当时香港的零售业，卡莲佛一枝独秀，其顾客主要是洋人和富有的华人，升斗小民不敢问津。而当时的华人店铺差不多全是独沽一味，商品没有明码标价，买卖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令他沮丧的是，对这个建议，在场的朋友反应冷淡。他们认为，小马哥的建议是标新立异，不符合华人的消费习惯，而且会得罪当地商贩，搞不好就会遭到围攻。当时有些冷场，但这并没有打消小马办百货的念头，他哈哈一笑，开朗地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生意不成仁义在。今天我小马就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招待了，日后有想回国发展的，尽管到香港找我，只要有我小马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哥们儿饿着。”说完，端起杯中酒一饮而尽。

　　回到香港后，马应彪就开始张罗自己的婚事。为了采购各种结婚用品，他与霍庆棠东奔西跑，几乎跑昏了头。这使他坚信：办一家平民百货绝对有发展前景。

　　以后的几年，小马几乎逢人就游说。1899年，终于有12个人回应马应彪的提议，其中有与小马一同回国的堂兄马永灿，留在澳大利亚的蔡兴、郭标、欧阳彬、司徒伯长，远在美国的郑于生，香港本地的林毓良。有意思的是，他们大都是非零售业的商人。

　　先施公司原始股共12股，集资2.5万元，马应彪是第一大股东，并被推举为公司首任司理(总经理)。即使在当时的香港，这也算是资本金较小的民间公司。从这点看，众股东对新成立的百货公司更多的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根据马应彪的提议，股东大会将新成立的百货公司命名为“先施”，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英语“Sincere（诚实）”的音译；二是取自四书《中庸》“君子之道四”，“盖营业之道，首贵乎诚实”。

　　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小马慷慨激昂，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英国以商立国，商业主宰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有一席之地，是国家的顶梁柱，之所以能有那样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我们就是要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以商业救国。”

　　带着2.5万元股金，马应彪在香港皇后大道172号买了两间3层的铺位，总面积约800平方英尺。小马将五分之四的资金用于装修门面，而只用剩下的五分之一用来进货。这种明显西化的经营手法令中国商人们大吃一惊：“这不是糟蹋钱吗？有这样做生意的吗？简直是败家子！”

　　但小马不为所动，他深知要想吸引眼球，时尚的装饰必不可少。流动资金少没问题，他的应对办法是：自己直接从外国进货，不经洋商代办，成本较低，一旦现金回流马上补货。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先施百货系统的统一经营方针，除了在非常时期，先施很少压库。

　　1900年1月8日，先施百货开业。开业时，动静闹得很大，上门的顾客也很多，但月底盘存，账面却亏了。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顾客进店后看的多买的少；二是员工周日休息，要比别的店铺多开七分之一的工资。

　　遭遇挫折，部分股东要求改变上述做法，否则便退股。马应彪劝大家不要过于急躁，他说：“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大家当初既然愿意尝试一把，为什么不能再等两个月呢？到时候，没有转机再退股也不迟。”

　　为凝聚人气，马应彪决定打破以往店小二站柜台的传统，推出中国第一批女店员，帮他下定这个决心的正是他的夫人霍庆棠。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清末民初，许多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贤内助，比如南洋首富张弼士的原配陈氏，上海首富哈同的夫人罗迦陵，民国第一银行家陈光甫的夫人景韵芳。马应彪也不例外，夫人霍庆棠不仅在马应彪身后帮助他，关键时刻更是挺身而出。

　　招聘广告推出去后，一个月内，竟然没有一个女子应聘。这也难怪，“男治外、女主内”，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哪家姑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头露面站柜台呢？

　　这时，一向思想新潮的霍庆棠挺身而出。她带着两个小姑子，到先施百货二楼柜台卖起了化妆品。霍庆棠仪态端庄，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性能，周旋于男女顾客之间，深受欢迎。她的人格和勇气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广告。一时间，“姑嫂售货”的消息传遍香港，许多人特地赶来，要亲眼看看这位大胆的“潮女”。

　　不久，在霍庆棠的影响下，先施又招聘了一批女店员。这些女孩都经过她精心挑选，长相标致，语言流利。这样一来，跑来围观女店员的民众更多了，先施大楼前的马路每天都交通堵塞，警察不得不前来维持秩序，在大冬天里累得满头大汗。为了工作方便，霍庆棠还带头剪去长辫。她在先施公司出任售货员期间，从不以老板娘的身份凌驾于管理人员之上，而是勤恳工作，一直干到生下第五个儿子时才辞职回家。

　　人流倍增，公司生意也大大好转。只过了一个月，先施就扭亏为盈。之后几个月，先施的营业额开始稳步上升。

　　当年8月，强烈的台风将商铺的二楼和三楼摧毁。这时，港府颁布了新的建筑条例，建筑高度受到限制，老店修复只能保留第一层。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有股东三次要求破产清盘。艰难之中，马应彪四处沟通，坚持到底。1904年，先施公司终于派出了第一份红利。

　　1907年，公司分红后还赢利9万元。这时，马应彪建议用这9万元，另筹11万元，在新开道路德辅道，开一个通连6间、上下4层的新商场。这样的规模，在那个时候简直惊世骇俗，很多股东不干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又要折腾，这样何时是个头呀！何况那里新开大路，人烟稀少，哪里会有顾客上门？！”但小马力排众议，冒着部分股东退股的风险，坚持施工。

　　创 新

　　香港德辅道新百货大楼竣工时，马应彪让人在大楼正面四根大立柱上写了四条标语：“香港大市场，环球货品庄，始创不二价，诚信名远扬。”别看这四句话简单，里面包含了多项创新，并因此创下了中国百货店经营的多个“第一”。

　　先施可以解释为诚实，也可以解释为先以诚实施诸于人。而先施公司在中国亦首创“不二价”，可谓与“先施”一样名副其实。

　　在那之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传统，商铺里的商品从不明码标价，买卖双方颇费口舌。但马应彪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引进外国百货店明码实价的销售方法。“这种破天荒的举动”，有研究商业史的学者评论道：“对含糊、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传统方式是一种反叛，也最接近市场经济的本质。”这一模式在后来的百货公司中基本都得到完整继承。

　　当时的商铺通常都设置在一楼，大多数商店里都没有专为顾客设置的柜台、货架，货物直接堆在店门口和仓库里，但先施公司为方便顾客及时看货，首创以建筑物上层做货场。买卖货银两讫之后，再发收据，也是先施所创。这些做法现在虽已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年前，却是让人惊奇不已的举动。

　　先施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此后数十年的经营当中。正是这些创新，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中国百货业留下了百年规范。

　　20世纪30年代，先施公司首次举行时装表演。由于一般妇女不愿意抛头露面，为了找模特儿，马应彪派人找来塘西红牌阿姑充当模特儿，以英国花布制造女装短衫裤，盛极一时，开香港时装界先河。

　　当时由于商品种类较少，顾客的选择余地不大，先施首次引入“环球百货”的概念，搜求各国货物。每个月，他都会派员工去欧洲等地，采购最新上市的时尚服饰与食品，用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顾客。在这里，有钱人能买到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各种商品，而普通市民一样能从先施购得自己心仪的商品。先施还设立了“一元商品”专柜，把那些残次和积压商品搭配成价值一元的商品包，任由顾客选购，甚至专门设了一间“一元商品”商店。

　　为了招揽顾客，先施还大量印售“通天礼券”,顾客可以凭礼券采购商品。所谓“通天”,是指礼券可在各地先施百货公司使用。为吸引回头客，取得综合效益，先施首创商场吃喝玩乐“一站式”营销模式。广州的先施粤行旁边建有东亚大酒店,有电梯代步,附设酒吧、餐厅、桌球室。

　　有这么多创新服务，真是想不招人都难。连小马也没想到，新公司开业不久，就吸引了大批客人。一看先施这成功的架势，许多商人纷纷跟进，不经意间，德辅道竟然成为新的商业旺区。

　　马应彪不仅在商业服务上大胆创新，在内部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上，也动了不少脑筋，舍得下大本钱。

　　先施的女孩靓丽，小伙子精神焕发。

　　1907年，德辅道新店开业后，先施特意安排一批小伙子做招待员，让他们站在楼下前、后、侧门，彬彬有礼地迎送顾客。这些男招待衣冠齐整，笑容可掬，顾客对此颇有好感。

　　好景不长。一天，马应彪刚上班，就有一对年迈的老外夫妇上门投诉。原来，部分招待员不懂英文，面对这对夫妻的询问，张冠李戴，指错了方向，浪费了他们不少时间。为此，马应彪决定设立一个英语补习班，帮助店员学英语。凡进补习班的店员，每周二、五晚上9点停止营业后上课一小时。

　　长期的在职培训，使得先施员工的素质比一般商场高，常常成为其他公司“挖墙脚”的对象。养得起，还要留得住；不然，先行者就会成为后来者的培训基地，甚至沦为“先烈”。

　　有一年年末，马应彪收到文具部一位主管的辞职报告。这是一位老员工，1900年开业时就在先施工作。但因为某种原因，这位中层干部却执意离开老东家。该怎样拴住人心呢？最后，马应彪琢磨出一个“职工持股”的招数。

　　办法是这样：一个职工如果工作成绩良好而连续3年加薪，第4年便不再加；如果这个职工第4年仍继续进步，就动员他投资500元，成为公司在职股东，享受年终分红。如果筹不足钱，公司可以帮他补足，但本人至少要拿出100元的底数。股票由公司代管，还清借款本利后可以自己持有。反之，如果这个职工因没有加薪而表现消极，则考虑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资，逐步取代前者。

　　当时找工作不易，推行“职工持股”，既可以约束老员工，又可以激励新员工，加薪少、绩效大，很快被其他公司模仿。

　　当时，先施公司员工的福利还是蛮好的：暑天供应清凉饮料，平时享受免费医疗，还有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师定期为员工服务。仁者爱人。马应彪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手腕”高，也可以说他真正把员工当人看。反正，与竞争对手相比，先施员工的流失率低得多。

　　走“私”

　　自从1890年在路上结识，马应彪就成为孙中山最为坚定的拥趸。从此，马应彪就过着非同寻常的“双栖”生活：明着他是大商人，是先施百货老板；暗里却是革命党，为孙中山筹款捐物。这在当时“在商言商、莫谈国事”的商人群体中，可谓凤毛麟角。

　　1904年，同盟会成立时，马应彪担任庶务长，专管起义急用的军需。而这些军需，很多都是马应彪自掏腰包。往往是看到孙中山一张纸条，马应彪就毫不迟疑地从自己公司支出数百元交给来人带走。

　　从1906到1911年，同盟会多次发动起义，其中许多经费就是通过马应彪的金山庄转到革命者手中。有一次，仅3个月内马应彪就筹集捐款4万多银元，而当时香港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仅3元。孙中山的卫士郑卓德回忆说：“马先生有求必应，自愿交给孙中山先生多少钱，我也记不清楚。总之，马先生捐助的革命经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不仅帮助筹款，马应彪甚至直接帮助革命党偷运军火。一次，马应彪将一批军火包装成货物，以紧急运货的理由，吩咐霍庆棠赶乘人力车，将这些货物送到三角码头转往内地。当货物托运完毕回到家中后，马应彪才告诉妻子真相，原来托运的是革命党急用的弹药。好在霍庆棠也是孙中山的拥趸，以后凡是此类事，夫妻二人都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应彪被委为筹饷委员，为孙中山在香港筹款。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几乎连薪水都发不出，多亏马氏这样在国内外辛勤奔波的筹饷委员。

　　1912年年初，广东革命党人接到紧急通知赴南京开会。这些匆匆而来的岭南人，一个个衣衫单薄，哪料到冬天的南京是如此寒冷。当时，马应彪正在上海筹备先施分公司，闻讯后特地派人送去120多件皮大衣。几天后，这群身穿皮大衣的岭南志士，意气风发地去前往明孝陵，在寒流中备感马同志的温暖。

　　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应彪担任广东省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总参议，他与省港商界精英一样，期盼着从此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风云骤变，不久即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窃国、宋教仁被刺等一系列事件。革命成功之路如此曲折，这让很多人包括马应彪在内都感到很难接受。

　　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危急时刻，马应彪再次出任大元帅府庶务长，事必躬亲。但广东局势非常复杂，本地实力派对孙中山阳奉阴违，暗藏祸心。一天，几个军人在大街上截住外出办事的马应彪，威逼他交出若干枪械和钱财。面对抵在胸口的手枪，马应彪毫不畏惧，反而大声呵斥，周围值勤的士兵闻声而至，对方落荒而逃。此事并非偶然，不久，孙中山就因为受到排挤而辞职。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革命党人内部时常出现内讧，这让马应彪感到非常失望。一年之后，孙中山再任临时大总统，邀请马应彪担任要职，他执意不受，并引用孙氏《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的这段话作为遁词：“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从此，他的心思全部转移到实业上。

　　民国年间，以前一起革命的战友，不少都在政界飞黄腾达，马应彪对他们却一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对曾是战友的“南天王”陈济棠，只要触犯自己的为人处世规则，马应彪一样也是不假辞色。

　　有一次，平日笑口常开的他却冲天大怒，痛斥“南天王”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只因为后者触犯他一向坚守的原则。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粤主政，他的哥哥陈维周租下广州先施第二街的仓库，用做经商储货。一开始，马应彪觉得那是正常生意，没有在意。一天，一位友人来访，无意中说道：“那个陈维周，明着是禁烟督办，私下里却是鸦片大王，他走私的鸦片就藏在你们公司广州二街的仓库里。”

　　闻听此言，马应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我们的仓库，竟然成了鸦片藏掖的黑窝，这还得了！”客人一走，他立即给广州先施负责人去电：“限令陈维周即日退租，否则，宁可卖掉第二街仓库，也不许收这种不义之财！”

　　为此，陈维周怀恨在心，借弟弟的势力大加报复，借插赃日货，强罚广州先施20万元，甚至想吞掉这家民营公司。但马应彪始终不悔，他这种疾恶如仇的个性终生未改。

　　入 沪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国大总统，离开政治中心的孙中山一时无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园，琢磨起“建国大纲”。为此，他积极推动华侨资本回国，发展民族工商业。

　　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粤商特别是香山帮开始大举北上，而马应彪堪称其中的急先锋。当然，作为一个资深商人，马应彪不是简单地头脑发热，听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资。决定在上海设立先施百货分公司，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实地考察后才下定决心的。

　　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抢占上海市场就等于占据全国商业的“制高点”。除非满足于偏安一隅，否则，先施百货迟早都要进军上海。当时的上海，被人称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当地四大百货公司，分别是惠罗、福利、泰兴、汇司，全都是英资外货。要与它们抗衡，创建本地第一家华人百货，要冒很大风险。

　　马应彪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考虑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后能否打得赢。而决定一家大型商场成败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如何选址，成为先施北上的头等大事。

　　1914年8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坐着的正是马应彪。前些日子，他已经派人来沪实地考察了两次，但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公里，但当时的南京路已是商铺云集，成为商家必争之地。一首当年的儿歌这样唱道：“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从车上下来，艳阳高照，马应彪目光中隐约透射出一种焦灼。一战刚刚开打，欧洲列强忙着死掐，正是中国人大力发展自己工商业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能不急吗？

　　在南京路上来回步行目测多次后，马应彪看中了南京路、浙江路与广西路之间的一个地方。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车站，可以引来大量外地旅客；南面又紧靠富人区，有大量潜在的高端客户。

　　为慎重起见，马应彪决定对该地人流量及行走习惯进行调查统计。他想出了一个“取豆数人”的办法，专门派人站在街道南北两边，计算行人数量，过一个人取出一颗豆，然后进行比较。连续观察一个星期后，结果发现靠路北边行走的人比南边的多，最后他决定将公司地址选定在街北边的陶陶居茶楼所在的地方。

　　没想到，这个决定拿到公司股东会上讨论时，有不少反对意见：

　　“那块地位置偏僻，商铺寥寥，生意冷清，连风水先生都说‘财神爷不喜欢’。”

　　“那里唯一的优势是交通，有直达上海火车北站的电车。但外地旅客行色匆匆，谁能保证他们就一定会进店买东西呢？”

　　这些反对声音似曾相识，当年香港德辅道新店开业时，也有不少类似的质疑。与那次一样，这一回马应彪还是坚决顶住了压力。

　　陶陶居茶楼是英商雷士德的地产。雷士德这家伙，一鱼两吃，一边开洋行，搞建筑设计，一边做商业地产生意。知道马应彪看中这块地皮后，这家伙就挖空心思，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谈判时，他先声夺人，简直是一口价：“茶楼总共占地20亩，每年租金3万两，租期30年，不干拉倒！”这样的苛刻条件，在上海以往很少见到，雷士德本人也等着马应彪就地还钱。没想到马氏一口答应：“没关系，就按您说的办，但有一条您要保证，就是要由您本人亲自负责监督设计，我们要建一座南京路上最高的大楼。”

　　这让这位自私的英国佬很纳闷。其实，这样的租金，比起周边还是低两成，关键是租期过长，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太大。但做生意哪有不担风险的，而马应彪的理想是将先施打造成百年老店，30年又怎么算长呢？

　　1917年10月20日，经过3年施工，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终于掀开神秘的面纱。在周围低矮的旧式木楼与狭窄店铺间，装修一新的先施6层大楼着实鹤立鸡群。

　　大楼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这些货物都是先施派员工去欧洲等地亲自采办的最新潮的商品，不经洋行代办，货物成本低，款式也新颖。

　　开业当天，马应彪搭乘上海历史上第一台载人电梯，从先施大楼上缓缓降下。看着蜂拥而入的顾客，他对陪同视察的其他股东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令人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刚开业，有人就兴奋地发现，先施百货不仅能购物，还是上海第一家游乐园。在大楼的顶层，有当时最豪华的屋顶戏院、酒店和高级餐馆，还有各种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和魔术表演……吃喝玩乐“一站式”，很快便吸引来无数好奇的上海市民，整条街道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除了娱乐设施，先施公司的夜景也是当时南京路上最炫目的景色。许多上海人晚上专门溜达到南京路，就是为了欣赏先施公司的夜景。有人将先施与中国古代著名的美人西施相比，称之为“西施公司”。一时间，杭州、南京等外地的许多达官显贵，都闻听上海先施这般盛景，纷纷专程赶来，实地体验一番。

　　到这时，所有的嘲笑与怀疑都烟消云散。许多人终于明白过来，马氏的先施百货，和以往的商铺根本就是两码事，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城市综合体。可以说，上海先施引发了中国商业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内地民众的消费习惯。

　　开业第二年，上海先施营业额就达到439万元，马应彪乐呵呵地拿到了相当于投资两倍的回报。

　　拓 展

　　上海先施的成功，让马应彪跻身国内一流实业家行列，也标志着粤商再次成为上海滩最有影响力的商帮之一，此时，离香山买办巅峰期已过去近30年。

　　1920年，马应彪在广州见到孙中山，提到北方都在军阀统治下，没有自己的分公司。中山先生派自己的卫士郑卓德出面，为马应彪引见了曾是革命党人的黑龙江督军吴禄贞，于是先施公司的哈尔滨分号就在3个月后顺利地开张了。

　　在百货业站稳脚后，马应彪开始向其他行业拓展。因为百货业现金流充裕，他首先将目光投向银行。

　　1922年，马应彪与人联手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为蔡兴，监督马应彪，正司理王国旋，大家都是南洋卖菜时的哥们儿。该行初期实收资本20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0元。由于主持人都是殷富巨商，信用甚高，开业后业务发展迅速，获利相当丰厚，每年盈利都在20万以上，分行亦很快开至香港九龙的油麻地、旺角，中国内地的广州、汉口、上海、天津以及国外的新加坡等地。当时，该行地位虽未能比得上东亚银行、广东银行，但日见重要，被称为“华资经营之银行中后起之健者”。

　　马应彪还可以算是中国保险业的先锋，早在20世纪初，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就开设了保险置业、人寿保险等业务，这在全国也算得上是先行了一步。如今，漫步香港的石岐孙文西文化旅游步行街，还能寻找到当年先施公司保险置业、人寿保险、银行信托石岐分局的原址。

　　在这种多元化扩张中，马应彪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开办先施百货过程中，他发现：“近日我国人之心理，皆喜用洋货，大有舍己芸人之势。于是外人遂得乘间以投我国人之所好，而我国利权从此外溢矣。”为此，他曾先后在自己公司名下筹建了棉纱、制鞋、饼干、汽水、皮革、五金、机器、玻璃、木、化妆品等十大工厂，试图在这些方面打破殖民者的垄断。可惜的是，由于列强经济压迫及许多因素的影响，十大工厂都先后倒闭，好在都没有动摇他的产业根本。这些痛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没有彻底的民族革命，民族资本就始终不可能有大的发展。1929年，先施公司资产达到1 000万元，为创立时的400倍；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外商争衡，有效保险额超过2 000万元；新加坡、日本、美国都有马应彪金山庄的分庄。

　　1932年，先施董事会决定在中国澳门开分公司，建设一座占地50多亩、共8层的楼宇，融百货、银行、酒楼为一身。公司于1935年9月7日建成，这个时期成为马应彪在世时先施公司最为鼎盛的阶段。

　　先施带头，许多人就跟进了，先施到广州，广州百货业兴隆；先施到上海，上海就出现了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上海永安公司、上海新新公司、上海大新公司），它们都是由香山帮侨商开创的现代商业。而马应彪并不反感同业竞争，看到这么多侨资被吸引到国内，马应彪非常开心。

　　射 日

　　“赚钱容易，花钱难！”老马的这句话，那年头，很多人都知道。作为商人，马应彪当然喜欢赚钱，但他时刻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30岁时，马应彪即腰缠万贯，而且年龄越大，财富越多。但他本人却很低调，没有一点“大班”的架子，也很少在公司安插族人；相反，在生活中能处处体谅他人。

　　“衣着朴素，饮食简单， 就连街上的乞丐，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乞讨过。”一位乡亲说。“马先生虽是大股东，但先施公司系统内中层以上的干部，马家的人却为数很少。”一位追随了马应彪20多年的老部下证实。

　　广东有一个习俗，凡是春节，长辈都给晚辈及亲朋好友的子女们封红包，但马家的孩子从来不收。马应彪教育子女：“我们家孩子多，来派利是的，就要封上10多个红包，这样很难为人家。还有，我们家如今名声在外，来贺岁的人多，东家派、西家派，数额就不少了，如果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就不好了。小孩子不能收人家的利是，更不能问人家要，不能贪心。”

　　一生赚钱，所为何事？马应彪的回答是“济世救人”。

　　作为基督教徒，他多次自掏腰包，捐赠善款，接济穷人。1906年、1915年和1923年，这3年广东发生重大洪涝灾害，马应彪每次都亲自率救援船只开赴灾区，救人赈灾。靠3块大洋读了3年私塾的马应彪，发迹后不惜巨资，捐助教育。

　　马应彪年幼失学,所以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悉心钻研,创造了一套汉语识字的最佳方案——五千字课,并亲自雇员书写九宫字格,给上夜校的员工临摹。为了让员工学得更好、更快,马应彪还专门编印了“同音字韵”的课本。先施百货公司的夜校也鼓励乡人与同胞免费就读,他对文盲失学的成年人教育,比起后来的扫盲运动,早了好几十年。

　　当时，岭南大学是南方最高学府。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与马应彪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因此，马应彪对岭南大学的支持甚力。他曾捐款兴建“马应彪招待所”，和9位好友一同捐款兴建“十友堂”，还投资创建该校的农林科学院。据不完全统计，马应彪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先后捐建了近20所中小学校。

　　少时磨难，青年创业，中年巨富，老来子孙满堂。按说，马应彪的一生算得上顺风顺水。但是，家业兴旺，难敌国运不昌。日本侵华，让已步入晚年的老马平添无限烦恼。

　　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上海。这一炸，不仅炸毁了先施的繁华建筑，也炸伤了马应彪的第九子马少聪，更摧残了先施百货的“花样年华”。从此，先施百货在中国内地开始走下坡路。

　　1943年，香港沦陷，广州的先施公司落入敌手，香港的公司也被迫关门。天天看着日本的膏药旗，马老板非常气闷。少年壮志不言愁，临到老了，竟然沦为亡国奴，这让青年时就追随孙中山救国的老马情何以堪。

　　国难当头，老马常常与孙辈念叨后羿射日的故事。他时常回忆起当年革命党人反清抗清的**岁月，那真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多么期盼中国再出现一位弯弓射日的大英雄，将狗日的日本鬼子统统射死，将日本的膏药旗统统射落大海。可惜的是，这位好强的老人，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1943年，马应彪路过寸金桥海关，见中国旗帜，搭茅屋居住。

　　1944年，风吹塌茅屋，老人于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