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05年夏天，陈光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驻美公使办公室的大门。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同成热情地接待了自己这个素昧平生的自费留美学生，并当场答应每月向他发放100美元的留学补助金，这简直就是把他视同公费留学生看待，从而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在不久之后转入威斯林学院。

　　这件事让陈光甫铭记终生，他一生做人低调，却极重感情，一旦朋友同事有难，总是热心相助。这种重友情、重感恩的品质底色，也是在留美期间铸成。

　　十几年后，著名女作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因为刚正不阿，被北洋政府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停职审查，杨愤而返回无锡老家，不料却生了重病，家里生活一时陷入困境。陈光甫与杨荫杭是宾州大学校友，得知消息后，他曾多次抽空从上海前往无锡探望并给予生活帮助。这不仅给老友带来很大安慰，也让杨绛记忆深刻。

　　1906年，陈光甫进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向这个中国学子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商业世界，带给他一段美好的人生时光。在这里，他不仅用3年的时间学完4年的大学课程，而且拥有了专业的金融知识、技能和眼光。

　　紧张学习之余，虽然陈光甫从未约会过任何美国女孩，没有参加过一次周末舞会，但他没少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他曾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联盟的财务委员，为了筹集联盟活动经费。他精心策划过多场成功的商业活动，擅长理财的天赋初步显现。

　　陈光甫对“服务”的深刻理解也源于沃顿求学期间。当时，他总是按习惯到银行提取每周10美元的微薄津贴。每一次，取款银行的一名女出纳总是微笑着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吗？其实，你现在不应该花这么多的。”这个女出纳一以贯之的微笑与劝诫，终生铭刻在陈光甫的脑海里，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平生所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沃顿期间，还有一件事极大地影响了陈光甫的人生。那是1907年，因生产过度扩张与货币收缩而引发了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当时，人们极度恐慌，工厂倒闭，股市暴跌，美国政府几乎束手无策。此时，美国资本大鳄摩根银行挺身而出，临时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从而挽救了差点崩溃的美国经济，重树了世界各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目睹了这一金融风暴的陈光甫，从此将摩根视为心中的偶像，也坚定了自己回国创建银行的决心。

　　美国5年，奠定陈光甫一生事业与人生的根基。在美期间，与孙中山、孔祥熙等人的交往，使他与以后的国民党人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这决定了其一生的政治立场，当然也影响了他后来在1927年春天、1949年秋天两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抉择；而留美期间的广泛人脉，既是他一生金融事业的最大臂助，也决定了他在重大事件面前坚定的亲美态度。

　　试 水

　　1909年冬天，陈光甫终于回到阔别5年的故乡。

　　留学归来，不少校友都前往北京谋求官职，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的理想不是做官，而是经商。

　　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办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这一时期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是，关心革命。

　　一次聚会上，一位友人问道：“诸位，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你们说，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众人平时高谈阔论惯了，很少想到解决实际问题，猛一听居然一时无言可对。过了半晌，还是陈光甫打破僵局：“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做点文章？”“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这句话提醒了他，当务之急是要有可行之策。

　　此次聚会，让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官办银行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辛亥革命成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苏州创办江苏银行并担任总经理。

　　十年寒窗，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打造一家全新的官办银行。为此，他在走马上任后，先后采取了八项措施：第一，将总行迁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拥有一席之地；第二，为了与国际接轨，引进欧美银行的现代管理模式；第三，聘请专门人才，采用新式银行簿记；第四，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放弃纸币发行权。第五，设立货栈，提倡实物信用；第六，吸引社会资金，开展储蓄业务；第七，建立查账制度，提高银行信誉；第八，培训在职人员，增强银行的办事效能。

　　这八项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钱局旧习，在整个中国金融界激起巨大反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却从天而降。

　　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与孙中山撕破脸皮的袁世凯岂肯善罢甘休，严令捕杀革命党人。一天，袁世凯听说江苏银行出资资助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不由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叛军行动，真是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好在袁世凯的手令先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1908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之被解职还乡，两人算是患难之交。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与陈光甫在江苏短暂共事。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见死不救？看到手令后，张一麇马上找机会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做处置。”

　　袁世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答应张的请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这一切，远在上海的陈光甫毫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曾命悬一线。

　　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又碰上另一场灾祸。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接此命令，陈光甫感到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深知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然而，屈服于**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

　　思前想后，陈光甫决定挺直腰杆，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打抱不平。

　　标 新

　　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陷入深思，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政局动**，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可见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

　　改造官办银行之路看来很难走通，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的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璈和李铭。张嘉璈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他们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却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他认为，先集资5万元～10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蚂蚁雄兵。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7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5 000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10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开业那天，陈光甫既没办酒席，也没有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陈光甫响亮地回答，从而打破了银行业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

　　有一次，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这个经理立即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不管他是1 000元、100元还是1元，我们都热情接待，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

　　这个经理觉得自己答得不错，不料陈光甫却说：“你只回答对了一半，他就是1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

　　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1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通大众。1元起存，就是1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

　　在陈光甫之前，多数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但陈光甫却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陈光甫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当时的许多人嘲笑。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银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人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得意扬扬地要开100个1元的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拿着存折，中年人心悦诚服地满意而归。

　　这场恶作剧传出去后，反而让不少人很受感动，记住了这家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这家小小银行，不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欢，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关注。

　　一天，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职员进来报告：“经理，有人要见您。”他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道：“哥们儿，是你？”来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孔祥熙。当年，陈光甫在圣路易世博会看摊时，孔祥熙正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参观，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自那一别，将近10年了。

　　“孔兄，你看上去满面春风，应该混得不赖，今天怎么有空光顾我这小小银行？”“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中山先生委托我，给你这上海银行送来1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后深受感动，很久没有见到孙先生了。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讨袁，没想到他在百忙之中还惦记着自己这个小人物，这是何等可贵！尤其是在这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孙先生的理解与支持，其价值绝不是用钱数可以衡量的。就像他当年赠与孙先生的5美元一样，那不是金钱，而是心意！

　　扶 商

　　夜风徐徐，人声静寂，星光之下的西子湖水面平展，波澜不兴。站在岸边的陈光甫，心情却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脑子里反复盘旋着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国银行家的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得想起汉口报关行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

　　面对这些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这是1920年暮春时节，上海银行已经创业5年。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外资银行卷土重来，开始打压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当面讥刺陈光甫的，就是一家英资老牌银行的大班。这位老外的话虽难听，但离事实真相不远。不要说那些官办银行，就是上海银行这样的新兴金融机构，毛病也很多。

　　5年来，1元起存解决了上海银行资本来源问题，但如何持续有效放贷却成为一个难题。毕竟，钱只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场风险莫测，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陈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号的教训。

　　民国初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纷纷倒闭。为什么拥有多种优势的票号，生命力居然会如此脆弱，清朝一亡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就是它们过于奉行上层路线，对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瘾。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另辟蹊径。陈光甫将目光瞄准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企业。这样的经营策略，可能会让当年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大企业。然而，要想“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除了“辅助工商实业”，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上海银行虽然小，但陈光甫却决心与民族企业家并肩成长。于是，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名单里，陆续出现了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仲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静泉……还有张謇和荣氏兄弟。

　　民间企业虽然充满朝气，但死亡率也不低。

　　为降低放贷风险，陈光甫提倡对事不对人，重视对物信用，这就比钱庄要高明。不管个人信用和情面，只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实力，你这个企业是不是经营规范。陈光甫要求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摸清他们的家底，为放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在天津经营商号，平时出手阔绰，许多银行都想巴结这位财神爷，纷纷贷款给他。陈光甫却通过调查获知，此人暗中从事投机倒把生意，随时可能破产。于是陈光甫严令对其加以防范。不久，奚东曙携款逃亡，许多银行因巨额坏账损失惨重，而上海银行却毫发无损。

　　美亚保险公司的老板史带，是一个夹着皮包到上海滩冒险的美国穷小子，曾经潦倒落魄，人称“黄毛老赖”。20世纪30年代初，史带需要贷款，多家银行将他拒之门外。可陈光甫派人调查后发现，当时美亚保险已经“雇有西籍职员30余人，华员约200人”，且史带其人“饶有资产，信誉殊佳”。于是，陈光甫不仅贷款给史带，还购买了不少美亚公司的股票。许多年以后，史带被誉为“远东保险王”，他的美亚保险也发展成了全球保险业的巨头——友邦保险。

　　能与企业同舟共济，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这让陈光甫深受企业家们的尊敬。

　　当年上海申新业务不佳，面临破产，各路债主上门逼债，荣氏兄弟走投无路。此时，作为主要债权人之一，陈光甫整夜陪着荣宗敬，怕他想不开。经与荣氏兄弟商量，由银团派人前往申新兼任副总经理，监督申新运管；与此同时，上海银行牵头继续贷款支持。此“发兵救兵”之策，光甫日后论及，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将兵法的原则运用到银行业务。果然，不出5年，申新扭亏为盈，所借中国银行及上海银行共3 000余万元款项悉数还清。当时，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一心想将申新收由自己经营，曾当面要荣宗敬回家养老，而陈光甫坚持“银行只做银行”，只求收回本利，不想侵吞他人产业，宋子文最后只得放弃。

　　后来，为了更系统地防范风险，陈光甫还在银行内成立了调查部。调查部不仅关注个人信用，分析企业经营，更对重大投资地域及方向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1928年初春，陈光甫因激赏资耀华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托人诚邀其加盟上海银行。资跳槽加盟后，陈光甫非常信任他，委托其主持调查部工作。

　　1930年，陈光甫派资耀华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东北的银行同仁热情招待，百般邀请，但资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包，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包穿了再看。”

　　次年，日本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事后，陈光甫与资耀华谈及此事时，大家额手相庆。

　　挤 提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用来形容陈光甫，可谓恰如其分。

　　但一向谨慎的陈光甫，怎么也想不到，上海银行会遭遇挤提风潮。要知道，这可是银行家们最害怕的事。当年红极一时的胡雪岩，就是栽在了钱庄挤提风波上，断送了一世英名，最后连命都赔进去了。

　　更令陈光甫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厄运，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开始的。1931年6月，上海银行的新办公大厦落成。嘉宾盈门，高朋满座，与16年前悄然诞生时的落寞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恍若隔世。

　　望着崭新的上银大厦，陈光甫感慨万分。这座崭新的大楼，标志着上海银行已经跻身于中国最有名的大银行之列。十几年的风风雨雨，5万多个日日夜夜，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

　　但陈光甫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暴雨冲得个干干净净。当年7月27日，长江中下游大雨滂沱，长江、汉水暴涨，江、汉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消息传来，陈光甫的心一下揪紧了。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时刻面临雨淋水浸。水情紧急，函电不断送来，令陈光甫触目惊心。

　　8月17日，武汉江水达到55.6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仅此一淹，上海银行损失将近200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至上海，不仅引起了上海人的愤怒，也造成了银行客户心理上的恐慌。紧接着，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国内外债券暴跌。虽然涉足不多，但上海银行损失自不可免。

　　值此多事之秋，一些觊觎上海银行的别有用心之人，开始下手了。“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两千余万元，上海银行马上要破产了。”这样的谣言不胫而走，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有什么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

　　9月22日大清早，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一开始，陈光甫没太在意，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3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达总库存的一半。

　　平素稳健老练的陈光甫，此时心中也没了底。纷纷拥入的人群，争先恐后的眼神，让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他似乎看到胡雪岩那悲凉而绝望的表情。迫不得已，陈光甫只好四处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张嘉璈。

　　接到电话后，张嘉璈立即命令中行各分行尽全力支持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并允许上行以新办公大楼做抵押，贷借80万元，用以应付提存。

　　为救兄弟，张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暂时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

　　但背后的黑手岂肯罢休，新的谣言再次风传。“张嘉璈假公济私，很快就要被查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陈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国，他自己说不定哪天也跑了。”

　　刚刚安静一天，挤提风潮再起。

　　这一回，上海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客户个个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1元起存的负面效应，在这危急关头，不幸显现。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另一个哥们儿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告诉他：“政府也帮不了你，赶紧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身为海归的陈光甫，一向很少与本土帮会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乡杨管北。杨管北祖上为镇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与陈平日交情挺好。

　　杨管北没想到，自己一张嘴，杜月笙就慨然应允。杜先是拨通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不久，租界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上海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往后的一个礼拜，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挺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是陈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胆的时光。对那些伸出援手的贵人，他知恩图报，终生难忘。

　　后来，杜月笙主办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远 足

　　陈光甫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二是旅游。他自称是“一个酷好山水、南北东西之人”。这一点，非常符合中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陈光甫要求银行的分行经理们每年旅行一个月，“无论欲往何处，均听自由”，旅费则由银行全额负担，目的是“以放宽眼光，增加知识”。

　　1923年年初，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睬。陈光甫实在忍受不住了，就上去质问对方。谁知那个外国小伙子不仅不解释，反而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

　　当时，国内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洋商所办，中国人无论旅游还是公干，办理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没有自己的旅行社，因此，国人受气也无可奈何。

　　这一回，陈光甫虽然生气，也只好颓然而退，转往通运银行购票。旅程途中他思潮起伏，想起小时候坐船往返镇江与上海时的遭遇。

　　那时候，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舱，与提供西餐的头等舱是分开的。中国人如果误入西餐厅，会受到服务员的呵斥，甚至是毒打。三等舱位于船尾，包括一个大的肮脏的木板铺位，服务很粗鲁。

　　沉痛的记忆，让陈光甫辗转难眠。反复思量后，他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

　　从云南回来后，陈光甫即着手筹建上海银行旅行部。当年4月，上海银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请代售火车票，办理旅行业务。当时交通部正召开全国铁路联运会议，该案一经交议，立即遭到身居要职的铁路洋员反对。他们的表面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国在华均有旅行机构，绝无再设的必要，实际上是担心会削减外国在华旅行机构的既得利益。幸好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路政司司长刘景山及各路华员皆竭力支持，所以经激烈辩论后终获通过。

　　8月1日，上海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是中国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按国际惯例，商业性旅行社的产生是一个国家近代旅游业诞生的标志。

　　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线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1927年6月，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至此，中国开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

　　中国旅行社在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长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银行内部不少人反对这项生意，同仁好友也纷纷劝陈光甫停办，但陈不为所动，始终坚持办理。每逢这个时候，他总是对大家说：“天地间万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数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好耶?” 他还强调：“这个旅行社虽说年年亏本，但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利益，不然又多送外国人许多钱了。”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中国旅行社的办社理念与服务宗旨，与上海银行如出一辙，再一次体现了陈光甫为人做事的原则与长远眼光。

　　为了让中国旅行社在竞争中站稳脚跟，陈光甫祭出四样法宝：一、顾客至上，服务社会。旅行社第一任经理朱成章就曾多次身穿招待员制服上车站迎送旅客或亲自驾车为旅客购票。1930年年底，陈光甫北上经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风餐露宿于车站，立即嘱咐中国旅行社在若干地区设立招待所和食堂。二、发扬国光，服务旅行，推进文化。陈光甫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该杂志图文并茂，介绍国内外名胜古迹，深受国内外游客好评。陈又聘美籍记者斯诺撰写中国风景名胜的英文小册五种，分寄外洋各机关、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及航空公司。当时许多名人致函中旅，啧啧称道。陈光甫认为：“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国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三、以人为本，严格要求。“笑脸相迎，衣着整齐，手面清洁”是陈光甫对员工的基本要求。中旅员工一律招考录用，通过培训、实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安排工作。工作后先在各部门轮流循环工作，多年后便成为一名旅游业的多面手。至于人员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定期择优送英美深造。四、一鱼多吃，敢于创新。中旅代办出国留学一条龙服务，深得留学生欢迎。从介绍欧美著名大学的章程起，到登记名单、办理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入境证、订舱位、代换外币，直至对方国家派员到码头时迎候，再送上火车去应考、留学的学校，这一切都由中国旅行社一手操办。至于中旅社发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方便，还为上海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现代中国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虽然长期亏损，但陈光甫始终认为，经过积累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增加服务项目，这种“有形的亏损”是可以转变为“有形的盈余”的。1936年，中国旅行社终于盈利，当年盈利60万元。

　　更有价值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旅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在国内外也屈指可数的大型旅行社，创下了一个金字招牌，这样的辉煌，迄今无人能够超越。

　　1936年年底，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曾入住中旅华清池招待所。足迹遍及国内外的周公，有感于中旅优质的服务，曾对中旅负责人说：“你们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最好的服务单位。”这是对中旅最高而又最贴切的赞誉。

　　使 美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陈光甫的这句经营口号，业内外闻名。

　　他下海创业，就是要创建一家彻底的民营银行。在生死攸关的挤提风波中，救他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一帮商界的哥们儿，甚至是杜月笙这样的黑帮老大。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地地道道的商人没有料到，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打碎了蒋介石的绥靖梦想，也毁掉了他一向不问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动陈光甫出山的，正是蒋介石。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就委派陈光甫作为特使，赴美洽谈租借条约。一个商人的外交，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期然地登上国际舞台。

　　1938年夏，日军进攻汉口。罗斯福担心中国无力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特使赴美磋商借款事宜。这件事，最恰当的人选，按说是宋子文。这哥们儿是留美海归，既是国舅，又是英美派的代表。

　　不巧的是，这时候，蒋介石正与自己的这个小舅子闹矛盾。瞅着宋子文“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架势，老蒋就有气，心想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你。

　　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不中用，那么，派谁去呢？还是美国人帮助老蒋解决了人选问题。

　　罗斯福的邀请发出了一段日子，中国却总是提不出特使名单。眼瞅着要误事，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干脆直接点名，他通知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能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

　　身为留美海归，又是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很被老外们看重。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在美国资本家眼中，陈仅次于宋子文。

　　蒋介石本人对陈光甫印象也不错，当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多亏陈老板帮忙筹集3 000多万救命钱，才挺过难关。虽然陈后来不太与政府来往，但这个功劳蒋始终没忘。由陈代宋，孔祥熙也满意，毕竟陈老弟是有多年交情的哥们儿，怎么也比宋家那小子强。

　　1939年9月9日，陈光甫由中国香港秘密起航，10天后飞抵美国首都。在美期间，他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订了“桐油借款”2 500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订“滇锡借款”2 000万元的协议。

　　这些协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仰人鼻息，山姆大叔的气可不好受。因此，破冰之人在得到水如泉涌的喜悦之时，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觉，个中滋味，只有陈光甫自己知晓。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这从摩根韬事后出版的有关中国部分的日记中，也可窥见一二。

　　陈光甫：“部长先生，我希望我的说话，不会耗费你很多的时间。”

　　摩根韬：“很好。你还有十分钟。”

　　陈光甫：“现在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有战事，我们缺少物资。所以我今天向你请求另外的支持。我有孔部长（孔祥熙）的电报，要我转达你，对你关切中国的抗战，深表感谢。同时孔部长愿向你提出一笔7 500万美元的借款。”

　　摩根韬：“（装聋作哑）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的听觉，有些毛病。我听来好像是7块5毛。”

　　陈光甫：“信用借款，就像上次2 500万美元一样。购置农产品和制成品，分10年摊还。中国每年提供一万吨锡，一共10年。这些锡的收入，还给中国政府，作为付还云南省政府、水脚小保险及借款之用。”

　　摩根韬：“请你向孔部长致意问好。现在还有其他什么事？”……

　　这次能不辱使命，与陈光甫以往的美国同学、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布克帮了不少忙。布克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借款之行让陈光甫深切认识到，救国靠的是自力更生，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在美期间，陈光甫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结下了终身的深厚友谊。关于陈光甫在美的活动，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光甫办银行30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在送给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诗，以纪念两人当年在美求援的日子：“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解 冻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水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一次，陈光甫也积极参与，他在日记中这样评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20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个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但陈光甫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行径，让民族资本家们很快陷入绝望。但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20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极为复杂，顾虑重重。

　　1949年，一生谨慎的陈光甫作了一个折中的选择。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内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此时，这位民国第一银行家成为国共双方都拉拢的对象。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内地……

　　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有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 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 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烂账的原因，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偕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夫妇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但需要台湾当局的担保。

　　陈光甫没有料到，解冻资产的事美国人都同意了，却卡在了台湾当局手上。为此，他不仅自己亲自拜访台湾当局各部委大佬，还特地派遣上海银行副董事长朱如堂去台湾周旋。朱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拿着有关备忘录直接找到蒋纬国，请他直送蒋公。老蒋亲自读过后，对陈光甫的政治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方同意重新讨论。此时，陈光甫主动将50万美金存入纽约的“台湾中国银行”。台湾当局这才终于放行。

　　从1949年到1957年，为了上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陈光甫始终坚持进行着他一生中“最难也最值得”的资产解冻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想到过放弃。“一直都在打一场战争，一直没有让步，也没有用什么不道德的方法影响其他人，从未卑躬屈膝地向别人行贿或使用什么不正当的策略。”这场特殊的官司，不仅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也赢得了人们对陈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归 去

　　定居台湾时，陈光甫已年逾八十。此时，上海银行各项业务已经步入正轨，不再需要他亲自走在一线，因此，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终于有了更多闲暇来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鉴于台湾岛内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位一生谨慎的老人更加低调。除了与一些长期交往的好友有所来往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寄情山水。除外，他也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

　　作为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一生接触的风云人物不知凡几，经历的风浪也难以计数。往事如烟，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日记记录下他当时的心情与感受。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记中，1949年2月1日那篇非常重要。这一天，陈光甫谈到了何谓企业家精神，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 ，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 ‘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他强调：“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作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银行家，《陈光甫日记》为研究中国现代金融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而作为非凡的企业家，他一生的经验教训，也足堪当代企业家认真汲取。

　　岁月不饶人。很多老朋友都先陈光甫而去，孤岛上隐居的老人更觉孤单。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阳明山上的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那里瀑布轰鸣，花红草绿。恍惚中，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他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应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