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工商史上，无锡是一个与宁波一样重要的城市。作为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这个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苏南小城，因天时地利人和，哺育了一大批纵横天下的巨商，更形成了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六大工商集团。

　　在这六大工商集团中，唐氏就占了两家。无锡唐氏和荣家有众多相似之处：同样滥觞于纺织业，同样庞大和神秘，同样横跨政商两界，同样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荣家出了个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唐家出了个港府二号人物唐英年。

　　无锡唐氏的传奇已延续百年，兴盛了六代。对唐氏商业王国的持续兴旺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的，是第四代的留美海归唐星海。正是这位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缩写）双料硕士，1926年引进当时最先进的“泰罗制”，让唐家的核心企业庆丰纺织厂脱胎换骨，也让这个古老家族从长袍马褂走向西装革履。

　　楔 子

　　1919年5月，北京的春天充满躁动，到处都是反日气氛，连远在市郊的清华学校也不例外。

　　一天上午，清华师生在西门外空地上焚烧日货。江苏无锡来的大三学生唐星海正烧在兴头上，有人叫他去拿父亲唐保谦的来信。

　　清华园内，紫荆花开得正艳。清凉的风带着花香，从不远处的荷塘吹来，让他感觉特别爽快。

　　唐星海南人北相，宽额虎颔，浓眉大眼，1.80米的个头在人群中特别扎眼。这个无锡望族子弟非常聪明，但读书并不太用功；相反，对校内舞会或上街游行这类活动，他可是上心得很。

　　马上就要毕业了，小唐正在琢磨未来的去处，前些日子特地写信询问父亲唐保谦的意见。现在父亲回函已到，他当然迫不及待，想尽早知道父亲的看法。

　　“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

　　父亲严厉的告诫让小唐很是不爽，刚才还热气腾腾的头上仿佛被浇了一盆凉水。他有些沮丧地继续读下去，很快又兴奋起来。原来，父亲决定让他毕业后赴美留学。老唐当时正在筹办棉纺织厂，希望小唐能去美国麻省理工读机械制造，将来能为家族分担些责任。留美，这可是那个年头无数青年人的梦想。刚才的一腔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他欢喜得跳起来。

　　双 鲤

　　清华学子唐星海，跨过太平洋，成为MIT少见的中国留学生一员。

　　作为二世祖，唐星海后来之所以能在家族乃至无锡大族中脱颖而出，正是源自留美时掌握的知识技能、形成的管理思维以及广泛的人脉。因此，唐保谦的这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决定，改变了唐星海的一生，也影响了家族产业的未来，更成就了唐家祖孙三代连读MIT的传奇。

　　没有唐保谦，就没有唐星海的留美机会，更没有施展他才能的舞台。因此，与别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不同，唐星海是站在老父的肩膀上，开始自己一生轰轰烈烈的功业的。

　　唐星海兴冲冲地出国了，唐保谦算是松了一口气。这个自小桀骜不驯的儿子总算听话了一回，希望异国的风雨能让他尽快成熟起来，能争气读书，不要愧对祖训。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成性，败坏家业！”

　　这是钟爱保谦的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

　　无锡唐氏乃常州武进唐荆川的后裔，真正发迹应该是在唐景溪这一代。在读书做官天经地义的年代，景溪公能给孙子留出一条退路，可谓用心良苦。保谦曾亲耳聆听遗言，不仅能倒背如流，而且深铭五内，每一思及，祖父那苍老、熟悉的声音便会在耳际响起。

　　景溪公生有八子，唐保谦的父亲唐梓良是二门。唐保谦兄弟三人，他也排行老二。与兄弟们相比，读书是保谦的弱项，但算账他排第一。从识数开始，他在计算上就超过了所有兄弟。

　　一次，哥哥吟起了一首古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哥哥沉醉在春江晚景之中，保谦却马上联想到，若是把鸭子、河豚、竹笋、芦蒿、芦芽拿到市场上去卖，倒是值不少钱呢！

　　长大后，弟兄三人先后赴省乡试，哥哥、弟弟皆金榜题名，中试举人，唯有保谦名落孙山。兄弟们升格为老爷，保谦被戏称为“夹板老爷”。日子难过呀！落魄的保谦以祖训为由，请父母开恩，放他一马去“学习一业”。父母见他态度坚决，便把他送到无锡城里一家钱庄学艺。

　　“人分四等：仕、农、工、商，虽然我不能入仕，也绝不能从‘商’垫底，我还是当‘工’吧！”

　　从钱庄出师后，唐保谦不甘心当一个吃利息的商人。于是，他拿着父母给的2 000两白银的本钱，开始创业。他本来是要弘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当时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他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这至少也得5 000银洋。

　　幸运的是，保谦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创业伙伴蔡缄三。唐、蔡二人曾同赴乡试，秋闱期间相处甚欢，落第后又同病相怜。蔡为人忠厚，家道殷实，其时已倦于读书，保谦一鼓动，他马上答应与其一起创业。

　　1902年，二人创办“永源生”米行，经营粮食，承办皇粮；1909年，创办九丰面粉厂；1919年前后，又开始筹办庆丰纱厂。生意蒸蒸日上，生活也鱼水情深。唐、蔡二人创业不久即结为儿女亲家，蔡家儿子成了唐家姑爷，唐蔡工商集团在无锡商界开始崭露头角。

　　办纱厂不同于开米面行，动辄需要上百万资金，必须集股。唐、蔡觉得这样的大事，两人的分量还不够，得请个更大的人物出面操办才行。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他本人也曾入李鸿章军幕，后借“丁忧”辞官，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薛家在整个江南都声名显赫，若薛南溟能出头实在是太理想了，更重要的是，周本人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在无锡惠山著名的二泉旁边，在优美的二胡声中，唐、蔡二人终于说动薛南溟出山。

　　1921年9月1日，庆丰纱厂破土兴建。

　　树大招风。让唐、蔡二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刚刚露出头角的小荷，竟也招来不少风雨。庆丰纱厂创办伊始，就遭到一些同行的嫉恨。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当属本地望族、广勤纱厂的老板杨翰西。

　　杨翰西曾应邀参加了庆丰纱厂的动工典礼，表面上道贺不已，回家后却高兴不起来。这些年，唐保谦进城经商，几乎办一事成一事，布庄、米厂、堆栈、面粉厂，无一不发。现在唐又要办纺织厂，而且是纺织、漂染、发电一条龙，将来无疑是自己的一个强劲对手。现在广勤经营不善，只要庆丰一开工，说不定一年半载就能将广勤挤垮。因此，杨翰西派人密切注视庆丰纱厂的一举一动，最后决定在地皮上大做文章。

　　庆丰选在无锡周山浜建厂，杨翰西便在庆丰纱厂附近买地。二者地皮犬牙交错，他指使员工借故闹事，使庆丰建厂工程受挫，部分地段被迫停工。事发后，由于杨家是城里大户，县衙各打了五十大板，表面公正，但实际上对庆丰不利。

　　唐保谦觉得杨翰西是蓄谋已久，故意找碴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写信给正在南京开会的长子肇农。唐肇农不久前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他接到乃父的告急信函后，不禁肝火上身，立即发电报给无锡县知事：“县警察局第三分所逮捕无辜，铁链锁押，滥用职权，请予追究。”

　　县知事立即将此电透露给杨翰西，要他做好对簿公堂的准备。杨翰西岂是善茬，他立即向县衙状告庆丰打伤广勤三人，并活动周山浜一带的地保、乡丁出面作证，请县衙捉拿凶手严惩不贷。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唐家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事情闹大了，一边是城里多年望族，一边是无锡实业新贵；一边有上峰施压训示，一边有地方官府支持。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谁也不愿先让一步。但杨家拖得起，唐家却是拖不得，最后还是薛南溟出头，邀请两家坐下来讲和，杨翰西也不得不买他的面子，主动撤回状纸，此事才算平息。

　　1922年7月，庆丰试机开工。这天，全厂张灯结彩，鸣锣敲鼓。上午，唐保谦大宴宾客时，车间里一位师傅拎了一只铅桶前来报喜。那位师傅从铅桶的水里摸出两条一尺多长的鲤鱼，眉飞色舞地说：“各位老板，开工以后，我打开水箱盖加水时，发现水中有两条红影晃动，起初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两条鲤鱼。这是好兆头呀！因此，我把它们捉了出来，前来报喜。”

　　董事们一听，喜形于色。鲤鱼跳龙门，这是大喜事呀！唐保谦见大家十分高兴，马上整整衣冠，朝鲤鱼拜了三拜，令人将它们放生，还奖励了那位师傅。之后，举起酒杯说道：“红鲤鱼报喜，这是天意，我们何不将庆丰生产的纱布商标名为‘双鱼吉庆’呢。”

　　在座的董事无不点头称好，后来闻名全国的“双鱼吉庆”品牌就此问世。

　　庆丰开工喜获双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得满城皆知。那时的人还是比较迷信的，对这类天生异象的传闻，多半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至于这一对鲤鱼究竟是从天而降还是人为放入，没有人去真正追根究底。相反，人们热衷于双鱼奇闻，前一阵的杨、唐之争很快被人们遗忘。

　　双鲤报喜的事情传得很快，也传得很远。唐保谦很高兴，这是活广告呀！后来，庆丰纱厂果然很是兴旺，为纪念这对带来好运的红鲤鱼，庆丰纱厂每年新年开工前，都要举行隆重的拜祭活动。这个当初也许只是灵机一动的讨喜插曲，随之演变成一场绝妙的品牌营销，最终竟升华为凝聚人心提升士气的企业文化盛典，即使是当初想出那个绝妙点子的人，恐怕也没有想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之谓也。

　　红 鸾

　　唐、杨之争，让唐保谦身心交瘁。庆丰纱厂开业后，他想喘一口气了。不久，他便将厂子交由六弟纪云与长子肇农管理。

　　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次子星海，三子晔如。因为四叔早夭，没有男丁，唐星海曾被过继给他。虽然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中，父母依然非常疼爱星海，但按照乡里规矩，星海其实也可以说已经不再是唐保谦夫妇的直系财产继承人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为唐保谦一系的家族财产管理与分配，带来无穷困扰。

　　三子之中，唐保谦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肇农精明持重，又善交际，被老父寄予厚望。但谁也没有想到，天妒良才，到庆丰纱厂上任不到3个月，肇农即不幸死于伤寒。沉重的打击，几乎使唐保谦难以自持，可工厂总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心里虽然如一团乱麻，但唐保谦大脑却很清醒，他给两个儿子打的两封电报意味深长。

　　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立即弃学返锡；打给二儿子星海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很明显，前者急切，后者相对舒缓。当时，唐老三正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本科尚未毕业；而唐老二则早已大学毕业，去美国只是深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亲疏，除了上述星海从小被过继给早夭的四叔的原因外，还因为他自小调皮，不太讨老父喜欢。

　　爷奶疼长孙，父母爱老儿。唐保谦也没有例外，对于一直在自己腿边长大，几乎没有远离过家乡的唐晔如，唐保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溺爱。倘非老三尚未成材，恐怕是只召晔如，不召星海了。

　　收到老父发来的急电时，唐星海在美国的学业已接近完成。一看来电，他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不仅牵涉家人安危，还可能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立即加紧赶课，准备尽快回国。

　　人总是会变的。在国内不求上进的唐星海，到美国后，忽然开了窍，变成了一个好学生。

　　在MIT这样的顶级学府，小唐不但把枯燥的机械制造学得生动有趣，听说家里的纱厂已投入生产后，他又主动攻读第二学位企业管理。他深知，对于唐家来说，不仅需要一位技术权威，更需要一位新锐管理者，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其他大族纱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校期间，小唐对企业管理中的泰勒制很感兴趣。泰勒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包括劳动方法标准化、制订标准时间、有差别的计件工资、挑选和培训工人、管理和分工。当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在美国问世不久。通过反复琢磨，小唐认定这的确是提高效率的科学方法。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运用泰勒制，可以使每个工人的产量由原来一天生产20磅纱增加到30磅。当然这需要事先测定单体劳动时间，要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并定出最先进的定额。学了这一套之后，唐星海恨不得早一天把它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当然，以小唐爱玩的天性，在MIT他倒也没有死读书，刻苦攻读之余，舞照跳，网球照打，男女朋友都没少交。在周末舞会上，他那1.80米的个子，比起洋人一点也不矮，何况他一表人才，英俊潇洒，手头也不缺钱，原配也已经亡故。因此，在学院里，小唐也算得上一个风流人物，是不少金发美女心仪的结婚对象。只是老父心态保守，肯定不会容忍小唐娶一个洋媳妇过门，因此，小唐哥在美4年，没少玩，却也没动真情。

　　1923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唐星海乘海轮起程回国。

　　太平洋浩瀚无边，他常在晚餐以后走到甲板上，仰望浩瀚的天际和耀眼的群星。偶尔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这时，他总是想得很多、很多，尤其是早逝的大哥，大哥是那样聪明干练，这样一个干才竟然被一场伤寒夺去了生命，真是不敢令人想象。在美国，多少个夜晚，他都梦见回到国内后，兄弟二人联手，将自家厂子整治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现在看来，那场景竟然成了南柯一梦。人生无常，他决心回国后大干一场，多为老父分忧，实现哥哥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

　　船到上海，唐保谦已电令设在北京路444号的庆丰驻沪办人员去码头迎接，同去的还有星海的许多朋友、亲戚和以往的同学。见到风度翩翩的星海，一位朋友逗他说：“哎哟，我们已做好迎接两个人的准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另一位呢？”星海故作惊讶：“我去时一个人，回来当然也是一个人，怎会是两个人呢？”

　　有人干脆就挑明了：“嗐，你不带一个洋太太回来，至少也应该带一个留学生小姐回来呀！”朋友们的打趣，使得星海的心怦怦直跳，他想起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几个女生和他的感情已非一般，只要往前再走一步，这次就不是他一个人回来了。那时，想得最多的还是学问，倒真没有成家的打算，总想回国再说，早知道大家这样看他，还真不如带个洋妞回来，看来，国内人的思想已开放，自己还是太单纯呀！

　　红鸾星动，有时是由不得人的。

　　在上海停留期间，唐星海在重新熟悉国情的同时，也频频参加朋友们举办的宴会舞会。一次舞会上，见惯海内外佳丽的他，突然被一位美女吸引住了，只见她艳如春花，秀若夏荷，亭亭玉立，高雅出尘。

　　端详一番后，小唐不动声色地向她走去，邀请她跳舞。那小姐倒也落落大方，爽快答应。步入舞池后，这位小姐既不胆怯也不扭捏，三步、四步都跳得娴熟。两人在舞池中旋转，女的舞姿优美，男的动作潇洒，不一会儿便成为场内首屈一指的舞蹈明星。

　　曲终人散，敏感的朋友们已看出小唐的心思，笑谑道：“星海兄，对那位姑娘的印象如何？”星海坦率相告：“此女才貌双全，教养良好，风度不凡。”

　　“你知道她是谁家的千金吗？”

　　“刚才不便多问，请学长能指点。”

　　原来，这位姑娘名叫温金美，祖辈做过清朝海军大臣，父亲温宗尧时任国民政府外交官，温小姐的母亲乃是著名的宋家三姐妹的姨妈。

　　唐星海这才想起回到上海的第三天，一个堂兄曾向他提及温金美，建议他们见见面。因为刚踏上故土，有许多事情要适应，星海没有急于回答，没想到今天竟与佳人在舞会上邂逅。美丽大方的温小姐，确实让唐星海动心了。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虽是海归，这么一件大事，唐星海还是得禀告父母亲大人。父母听儿子说挑选到一个名门闺秀，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正式托人出头说媒。温家掂量后，觉得唐家虽然多少有点土财主味道，但唐星海却是名副其实的美国王牌大学学生，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倒是自家姑娘的良配，因此，稍作考量，随即答应唐家这门亲事。

　　不久，唐、温二人就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婚礼的排场也是轰动一时。

　　牛 车

　　唐星海是满怀**回国的，他自信，只要一到厂子，父亲就会很重视他，至少让他参与管理。

　　谁知，父亲有父亲的标准，有他自己的打算。

　　一天，唐保谦将星海叫到跟前，吸了一阵水烟之后，不紧不慢地吩咐道：“炳源（唐星海，字炳源），你刚回来，情况还不太熟悉，就先协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

　　真是当头一桶冷水，星海非常失望。协助，而且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过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总共也不过先回来几个月，难道就熟悉了吗？

　　父亲知道儿子不会满意，见他沉默，就又安慰地补充说：“别不高兴，叫你回来，就是要依靠你，特别是技术方面，你有权参加董事会并提出报告。”这还差不多！唐星海暗忖，不然，自己岂不是在美国白学几年。

　　从家里出来后，唐星海决定先到厂里看看。这一走不打紧，他发现周山浜的街道太窄，万一水路不通，需要通过陆路运输的话，大型车辆没法进，那么棉花就进不来，棉纱、棉布也出不去。这个隐患不可不防。

　　到“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散在周围民居中毫无显眼之处。进到厂内一看，感觉甚至不如外观。经理室内，六叔唐纪云长袍马褂疙瘩帽，连他那读书不少的三弟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领班们都像一个个土老财般呼噜呼噜地吸水烟，无所事事，根本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

　　到车间一瞅，工头们各个似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车间的技术员竟无权调整车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保养却极不科学，机器一直运行到坏了再进行维修。

　　老牛，破车。这就是庆丰留给唐星海的第一印象。

　　这样一个在怡然自得、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思维占据的封闭保守的经营王国里，一群老人领导的工头们中间，忽然闯进了一位对现代管理学有所长、习有所成、锐意进取的海归青年，是那么不协调，时代落差又是那么明显，碰撞势在必然，而且很猛烈。

　　不久，董事会如期召开。董事长薛南溟建议大家听听唐星海对厂子的印象。原来，会前唐星海便专程拜访过薛老板，向他谈了自己对庆丰的初步印象。令小唐高兴的是，薛老板不像父亲那般保守，相反，见多识广的他鼓励小唐将自己的看法在董事会上说出来。

　　一听说唐家留学回来的二少爷要发言，那些穿长袍马褂的董事都好奇地望着这位西装革履的毛头小伙子，猜度这位下船伊始的留美学生能说出什么。

　　唐星海丝毫不怯场，说了几句庆丰厂的成绩以后，就毫不留情地批评起来：“我们厂现在一共只开了16 000枚纱锭，250台布机却雇用了3 310人，据我了解，在美国，像我们这样的厂，只要2 000人就够了……”

　　唐肇农去世后，庆丰的日常管理一直由唐星海的六叔唐纪云负责。现在，这个海归侄子在董事会上公开说三道四，简直是太不把他这个叔叔放在眼里了。唐保谦感觉儿子说得有道理，却又觉得他不该在这个会上说，让六叔很没面子，父子私下说说不就完了吗？薛南溟却很赏识星海的勇气，鼓励他大胆讲下去。

　　“庆丰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管理了，领班、工头都不懂技术，只会打骂，工人看见他们就像老鼠见了猫，这样怎能把生产搞好？”

　　唐纪云实在忍不住了，他忽地站起来，反驳道：“星海，你言过其实了吧！照你这么说，庆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问问在座的董事，无锡的棉纱、棉布中，我们的双鱼品牌怎样？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吗！”不少董事点点头，表示赞同唐纪云的看法，但也有一部分人很想听听这个小海归到底有何高见。

　　唐星海不怕六叔生气，继续往下说道：“不错，我们庆丰的纱、布，目前在无锡是数得着的，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每一个工种到底需要多少人？一个人到底能看多少车多少锭？每部车一小时应该生产多少纱布？这些我们心中有数吗？车间里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如果差的都赶上好的，产品质量上去，绩效提升，诸位将来分红时，不是也可以拿到更多钱吗？”

　　最后这句话，最是关键，直接打动了董事们的心弦。入股开厂干吗来了，不就是图利吗？这小海归说得蛮有道理的，何不让他试一把？于是，董事会决定，拿一个车间出来，让唐星海去实验，为期一年。

　　“炳源，你答应下来，就一定要做出成绩来！” 父亲叮嘱儿子。

　　唐星海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这哪里是一场简单的实验，这是泰勒制与工头制的一场较量，成败在此一举，自己今后在家族、企业和商界的地位，就看一年后的成效了。

　　唐星海一头扎在车间，先仔细分析每个熟练工人的动作，将之量化为标准化操作；又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让整个生产线更加流程化；接着对部分生产设备进行改造，提高运转效率；最后，他亲自进行技术指导，将本车间大部分工人都培训成熟手。这样一番整顿后，小唐麾下的这个车间，很快形成良性循环，开始高效运转。

　　一年后，结果出来了：

　　实验前，纺部车间纺20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156转；

　　实验后，纺部车间纺20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100转。

　　实验前，每个工人只能挡1台布机；

　　实验后，每个工人已能挡4台布机。

　　实验前，每件纱的售价只有180元；

　　实验后，由于质量的提高，每件纱售价也相应地提高到了184元。

　　虽说单机、单件提高的效率幅度不是很大，但全厂数百机，近万件，该是多大的效益呀！

　　无论是单人、单机的效率，还是单件的价格，都远远超过其他车间。

　　与此同时，唐纪云也在铆足劲，与这个狂妄的侄子较劲，他每天拼命督促检查，无奈手下人不懂技术，只晓得打骂工人，疲劳作战，结果适得其反，各项指标不升反降。

　　笑话没看成，反让海归侄子大出风头，这让老总管大失体面。身为创业元老的唐纪云怎能拉下面子继续在厂子里待下去？第二年他主动辞职，且赌了一口气，嘱咐子女：“我家日后不得从事棉纺，欲继祖业，唯以毛纺！”

　　之后，董事会决议，任命唐星海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

　　阔 斧

　　西装取代马褂。唐星海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这一回，小唐面对的不是一个车间，而是整个纱厂。如果说，上一次与六叔的较量，有点像投机取巧的游击战，那么，这一次，掌握全场实权的他，需要的是死拼硬打的阵地战，要有敢啃硬骨头的胆魄，还要有把控全局的战略眼光与宽广胸怀。

　　“忠实勤奋，励精图治。”上任伊始，唐星海就确立了这八字厂训，它不仅流露出唐星海为人处世的原则，也表明了他走马上任后厉行改革的决心。

　　回过头来看，唐星海的改革战略，总体看来，就是搭班子、带队伍、订制度、抓质量。

　　能进小唐老板的新班子的，肯定是那种有世界眼光的人才。只要是这类能人，小唐不仅舍得出大价钱招徕，更不吝啬物质精神奖励。

　　一个厂长到底值多少钱？10根金条和一栋洋房。这不是传说，而是唐星海把在日本内外棉厂做厂长的魏亦九挖过来的真实代价。在招聘人才上，唐星海从来都出手大方，当时著名的纺织工程师骆仰之、王云揆，机电工程师范谷泉，机车厂经理吴玉麟，都曾被他重金请来做厂长或总工……

　　对庆丰旧员，小唐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量才使用。对那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不仅挽留，而且重用。有一个叫陶心华的，原来只是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唐星海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厚，便安排他做了分管财务的副厂长。

　　领导班子人员配齐后，唐星海开始正式出手在厂里大型改制。不久，一大批旧式领班、工头就被以各种理由“请”出庆丰。

　　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车间领班严重失职。“车间怎么这样脏乱？”唐星海质问。“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老领班竟然如此回答。“我父亲已退休，你也回家领孙子吧！”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

　　有一天，一个工头步入车间接班时，一位等候多时的女工突然用一个大蒲包将其当头套牢，这时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痛得那工头一再求饶。女工们这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对这件事，唐星海装作不知道。这种事，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一向虐待工人，挨一顿打说不定会收敛一点。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清除大批旧式领班、工头的同时，唐星海举办养成所，培养技术骨干。所谓养成所，就是现在的技校。“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唐星海一向这样认为。

　　对自己一手创办的技校，唐星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而且亲自参与招生，亲自授课。第一期招考时言明只收36人，因为毕业生在厂里待遇很高，报名者竟然不下千人。

　　入学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亲自担任主考，严格把关。不仅笔试成绩要好，面试要求也很高，就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要考察。有个青年书面成绩不错，面试时应对也很得体，唐星海印象颇佳。这小伙子有点得意忘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个响指，恰好让唐星海看见，就此将其打入另册，没有录取。

　　庆丰旗下的这所技校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人才，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他们成为庆丰后来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由于唐星海对员工管理严格，并定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当时，无锡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庆丰出来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愁没有饭吃。”

　　员工素质提高以后，细则的制订、执行与监督，是使员工素质转化为企业绩效的关键。

　　唐星海上任后，几乎将庆丰以往的规章制度全部推倒重来。他按照美国的现代管理学说，制订了非常细密的管理规定，包括餐厅规则、打卡制度等、并且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毫不马虎。

　　一次，唐星海到车间巡视，发现一个新来的技术员正背着手闲逛。唐星海以前没见过他。“你是干什么的？”“保全保养。”“把手伸出来。”

　　这个技术员不情愿地伸出双手，那是一双雪白的手掌，没有一点油污。唐星海顿时不高兴了，他拉下脸，厉声斥责道：“保全保养要跟进检查，跟进就难免不时触摸机器，以便发现障碍；否则，等到宕机，不但会毁损机器，而且会影响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摸机器的吗？你这个样子，称职吗？”

　　在唐星海的艰苦努力下，庆丰纱厂在无锡商界率先实现了现代企业管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32年，双鱼牌被公认为无锡的标准纱，各厂的纱价都看着“双鱼”而起落。

　　1933年，唐星海新建庆丰二厂。次年，庆丰系统已拥有纱锭62 200枚，线锭41 200枚，布机720台及全套漂染设备。

　　夹 缝

　　“不问政治不做官。”

　　这条父训唐星海牢记在心。可他不能不关心时局的重大变化，因为大的政治，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台收音机，随时随地收听新闻。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正在欧洲考察的唐新海非常担心国内局势，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忧心如焚。此时，庆丰的总部已搬到上海。城外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庆丰纱厂的董事们也越来越慌。

　　主心骨终于回来了！

　　唐星海刚下飞机，董事们便迫不及待地上门询问应急对策。危急时刻，还是唐星海有主张。在董事会上，唐星海建议：“第一，手头现金立刻换汇，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第二，迅速处理存货，所有产品能销的销掉，来不及销的藏起来。第三，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往内地。”与会董事基本都同意唐老板的主意。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战火纷飞，爱妻温金美不想让唐星海单身外出，只好夫妻一起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下车后，唐星海立即宣布停产转移，职员可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疏散到农村。他向工人们保证说：“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之后，庆丰职工日夜加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拆卸纱锭6 120枚。

　　国破如此，厂岂能全！无锡沦陷后，庆丰纱厂也被日军飞机炸了个稀烂。得知消息，唐星海非常痛心，但也没有办没法。不久，厂子就被日本军方霸占，交给日资纱厂经营管理。

　　战火仍在蔓延，但唐星海继续办厂的痴心不改。经他提议，庆丰董事会决定：假借外籍人士的名义，在上海租界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体现了他们对庆丰老厂的拳拳深情。

　　1938年8月，保丰正式筹建。1939年4月开机，9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800尺、棉纱35件、漂染布2 000尺。

　　第二个纱厂总算办起来了。此时，庆丰老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接管后，看到满目疮痍，恢复困难，便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

　　信中写道：“敝厂有流动资金出资营运，”“修理费用应由贵厂负担，” “进益则由双方均分。”

　　这事太大了，一则关系庆丰生死，而且耗资甚巨，需两三百万；二则关系个人声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敌伪合作办厂，那可要背汉奸罪名的，万万行不得！

　　主意虽定，但星海还是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万一有闪失，也免得自己一个人背黑锅。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暂缓讨论”，并据此回复日商。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

　　亡国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在沦陷区开厂子，就更不是人干的活。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偷袭屡屡得手的日军，被胜利冲昏头脑，再也不把英美等国放在眼里。1942年初夏，日军竟然冲进上海各国租界，军管了几乎所有中国企业，保丰也未幸免。

　　这件事对唐星海的打击比庆丰被炸还要大。如果保丰这只船也沉没了，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没办法，他联合租界多家纱厂老板，集体联名向日军要求发还。幸运的是，经过多方活动，纱厂终于从日军手中要回。

　　刚消停一年，日军又有新花样。这回更绝，不是没收厂子，而是直接要求华商拷打纱厂机器，支持太平洋战争。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屡吃败仗，军火吃紧，他们希望拆卸纺机，增加制造军火的原料。

　　一声令下，整个华东的纺织业老板个个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纷纷来电要求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出面与敌伪周旋。这个苦差事又落到了唐星海身上，谁让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副会长呢？

　　唐星海和申新九厂的厂长胡坤生还有永安公司的经理郭棣活商量良久，最后想出个“苦肉计”。

　　日军也是需要用纱用布的，我们可以告诉日方，愿意为他们加工一批军用纱布。如果他们答应了，我们就慢慢做，慢慢交，一天天拖下去，能拖多长就拖多长！

　　这个主意一说完，大家就叫好道：“好呀，这个主意好得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日本人果然中计，命令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完成4 5000锭棉纱、14 5000匹布的代纺代织任务，最后确定由33个厂来执行。就这样，中国33个纺织厂被保护了下来。

　　萧 墙

　　抗战八年，唐星海过的是夹缝中生存的日子。

　　跟日本人软磨硬抗，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受的是兄弟阋墙，亲痛仇快。事实上，唐星海与弟弟唐晔如的矛盾，早在1936年年底父亲去世时就已埋下种子。

　　1936年12月9日，唐保谦在无锡严家桥老家溘然长逝。临终前，老爷子先召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后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托孤：“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究竟该怎样看待唐星海的品性呢？为什么老父临死时那般评价自己的儿子？

　　毋庸讳言，唐星海的性格是刚烈的，甚至可以说：个子高，脾气大；心肠硬，手段狠；说起话来，往往不留情面；做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这样的人，放在美国社会，人家觉得你很阳光、讲效率、遵守游戏规则；但在小农思想普遍的中国社会，那就显得很另类、不和谐、不友好。

　　客观地说，农民出身的唐保谦，虽然早就进城经商，创下偌大家业，但内心深处，他其实还是一个农民。因此，其为人处世，当然还是按老眼光来评判一个人、一件事。而唐星海，虽然身上留着无锡唐氏的血液，但因为从小就接受美式教育，青年时代更是在美国待过多年，归国后很快就独掌一方，并把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上海这个西化最严重的城市，因此，其一言一行，早就西化，不仅是西装革履的外部做派，而且骨子里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这一点，有点与宋美龄类似。

　　这样想来，唐保谦看不惯甚至误解唐星海，就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谁料这种看法，日长月久，竟然变成顽固的偏见，直至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才有了他公开遗嘱私下托孤的行为。唐保谦不是不知道，从感情上来说，几位叔叔似乎都不太喜欢行为洋派、做事不留情面的二侄子，相反，对一向比较温顺的三侄子，大家倒是疼爱居多。现在让本来对老二就有偏见的叔叔们来主持公道，当然无法保证一碗水端平。

　　这一偏见严重的遗嘱，让本来关系尚可的兄弟俩之间顿生隔阂。在叔叔们不无偏见的劝诫下，开始时兄弟两人尚只是有些意见相左，后来渐渐无话可说，终至公开场合直接争吵。唐氏兄弟阋墙之战的引爆点，就是有关唐星海私吞公款的传说。据有关文章记载，传说大致是这样的：

　　1937年8月，无锡大撤退后，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以及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因此，引起很多股东特别是六叔唐纪云、弟弟唐晔如的严重不满。

　　1940年4月5日，由唐晔如出头召集，在保丰厂内召开“紧急董事会”，时间定为下午两点。这次由唐老三发起的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老二唐星海。

　　唐晔如及其支持者早早来到了会场。两点四十分，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蔡漱岑来后，唐老三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开会。

　　但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几乎没人开腔。唐星海是有些霸道，但这些年，不是他，也就没有庆丰老厂的辉煌，更没有今天的保丰。如果叫唐老三主持，绝不会这样兴旺。说唐老二贪污，毕竟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现在背着他这样干，好吗？

　　三点整，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长薛南溟之子）相偕而入。一走进会场，唐星海便出声责问；“我们还没到，会怎么就开上了？你们想干啥呀？”

　　董事长、总经理未到，会却先开上了，是有那么点开黑会的味道！

　　当面之下，众董事无言以对。别人不开口，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气冲冲地反问：“通知你两点到会，谁让你迟到？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就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顶回去：“我们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薛汇东更是快步走到会议桌前，一把抢过记录，说：“我看看，你们都讨论些什么事？”

　　薛汇东这一表态，在座的董事们就更没人吭声了。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这事大家都清楚，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

　　唐晔如一看，抢班夺权的计划马上就要泡汤，他恼羞成怒，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面不改色道：“我知道这是你的主意。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翻脸，董事们很尴尬。唐星海积威已久，不少本来就摇摆的董事，自打他一进门心里就打鼓；而唐老三如此耍横，也让一向文雅的江南绅士们非常不满，都是自家兄弟，犯得着舞刀弄枪吗？

　　这样一来，原本向着唐晔如的也不好张嘴了。这时，蔡漱岑开腔质问，在两个舅子之间，蔡漱岑这个姐夫显然更相信老二。蔡姐夫的态度，让大部分董事彻底清醒，明白谁才是唐家真正的主人。他们纷纷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起身相让，有的倒茶敬烟。

　　阵脚终于稳住了，唐星海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眼见大势已去，唐晔如收起手枪，悻悻退场。

　　这一次，依靠薛、蔡两大家族支持，利用多年积威，唐星海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自此，兄弟间撕破了脸皮，以后唐老三再也没有参加过老二主持的董事会。

　　后来，日伪借归还庆丰老厂之机，挑起兄弟间更激烈的争斗。1943年，兄弟俩终于对簿公堂。最后，弟弟知难而退，另起炉灶，独立办厂。

　　性格决定命运。终其一生，唐星海都算得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收敛，但直至辞世，他依然没有改变独立、果断、讲究效率的性格特征。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在1937年以后的乱世中，在最重要的人生转折关头，作出了最符合家族利益的选择。

　　高 飞

　　200块大洋能办什么事？那要看是谁？比如，宋子文先生的200块大洋，就能帮唐星海洗清通敌嫌疑。

　　摆脱嫌疑后，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开始了抗战胜利后的恢复大计。

　　他用庆丰被炸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4万担美棉战争补偿；接着又动员起1亿余元股金，购进大批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恢复了战前旧观。

　　可是，好景不长，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失败损失大部分转移到民众特别是民族企业身上。国内纺织业的繁盛简直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内战而开始走下坡路。

　　1948年，因为不愿意兑换金圆券，唐星海引起在上海打虎的蒋经国的严重不满。申新总经理荣鸿元被抓之后，小蒋的下一个目标就瞄准了他，吓得他长时间逗留国外不敢回国。

　　不久，南京解放，镇江解放，常州解放。庆丰厂职代会致电唐星海，请他速来无锡，计划应变事宜。唐星海本来打算与在上海的无锡庆丰厂厂长范谷泉一起坐车回厂。可是，到了火车站后，唐星海忽然说：“哎哟，我忘了把无锡家中需要的东西带来了。谷泉兄，你就先走一步吧，我下班车赶来！”范谷泉只好“先走一步”。这一步，竟成二人的诀别。

　　第二天，无锡获得解放。不久，唐星海与温金美及家人飞往香港。除了一部分老员工随唐星海到香港办厂外，庆丰、保丰的绝大部分员工都留在了内地。

　　其实，内战不久，唐星海就有了到海外发展的念头。1948年下半年，唐星海就从庆丰抽调资金，套购外汇2 000万港币，去香港筹办南海纱场。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香港一金号大老板简鉴青。此人家底不菲，人也忠厚老实，很讲信用。

　　一天，二人闲谈时，简鉴青说：“星海，香港的房地产将会看涨，九龙荃湾说有一块地皮等待出售，价格便宜，你如有兴趣投资，我可以替你留心！”

　　唐星海正有心到香港发展，便一口答应下来。就凭这一句话，钱还没来得及付，简鉴青便买下了这块地。不久，房地产价格大涨，简鉴青二话没说，把赚到的钱，全部划到唐星海账上。

　　为了感谢简老板，也为了在香港站住脚，唐星海便拉着他一起创办南海纱场。简鉴青性格豪爽，说：“这个行当我不熟，但要我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人事、技术你负责！”

　　简老板的豪爽，让唐星海十分感动。唐、简相逢，就像当年唐保谦遇到蔡缄三，说起来，还真不得不让人羡慕唐氏家族财星高照。在唐星海的精心打理下，南海纱厂成为当时香港最大和设备最完善的纺织厂之一，唐星海也被称为香港“纺织大王”。

　　飞往香港的唐星海，开创了一生事业的第二春，算得上顺风顺水。

　　1954年，庆丰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1956年9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1990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2003年2月，改制上市，后因连续亏损被资产重组。保丰，1955年公私合营；1970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随着年事渐高，唐星海逐渐退出公司日常事务，将厂子交给儿子唐骥千管理。他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和公益事务。1968年，唐星海从南海纱厂退休后，接受香港行政局的任命，成为第一位进入行政局的实业家。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唐星海更加关注公益。“凡严家桥镇上的公益事，我唐姓负担一半。”热心公益的祖训，唐星海无论走到哪里，都身体力行。

　　1969年，唐星海被任命为香港理工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他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70年他出资300万港币为香港中文大学建造图书馆，并捐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礼堂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取名“唐楼”）。

　　1971年6月17日，唐星海在香港病逝，终年71岁。

　　唐星海辞世后，长子唐骥千接掌了他的衣钵，继续将家族的荣光发扬光大。

　　作为无锡望族，唐氏景溪公的后人可谓兴旺发达。唐星海是第四代的典型，第五代的千字辈更是人才辈出，国内外知名的就有64“千”，企业家中，除了唐骥千，还有南联实业的唐翔千。第六代最知名的，当然首推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那个曾写过战场日子的知名记者唐师曾，也是唐家第六代一分子。

　　1984年，唐骥千出任香港总商会首位华人主席。

　　1984年4月22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香港总商会主席唐骥千访问内地。在中南海，邓小平亲自来到大门口迎接唐氏兄弟。唐翔千、唐骥千都是脚踏实地的企业家，不大动房地产之类的念头，很受邓小平看重。这天，邓小平拍着唐氏兄弟的肩膀，郑重许诺：“香港特区政策，50年不变。”

　　这样的殊荣，在中国，也许只有无锡的荣家曾经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