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海归派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乃至民国建立，海归派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海归派在实业方面的建树远为逊色，但为数不多的海归派企业家对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推动，远非一般本土实业人士所及。
祖籍湖南湘阴的范旭东，是海归派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生于中法战争前夕，留学时正逢庚子事变，创业时又遭遇北洋军阀混战，创业后屡受外国垄断资本阻挠，晚年更遭受日本侵华重创。但他百折不挠，从零开始，建立起中国自己相对完整的重化学工业体系。
在湖南这个革命家辈出的内陆省份，范旭东以天津塘沽为基地的创业故事，更加显示了海归派企业家的稀有与传奇。
楔 子
这是一份辞职报告。报告对象：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递交报告者：财政部铸币质量调查员，留日海归范旭东。
仅仅上任两个月，跑遍北洋、江南、广州等造币厂，范旭东调查发现：各厂新铸的袁大头银元，几乎枚枚都达不到重量7钱2分、纯银含量96％的部颁要求。性格耿直的小范呈书上司，坚决申请把不合标准的银元回炉重铸。
币者，弊也。银元不符标准，财政部的一帮官僚们怎会不知，但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银元重铸是不可能的，调查员要辞职却立即照准。
此时，正值1912年年底。民国初建，北京政府却是北洋军阀当道。调查员范旭东失业了，从海归一下子变成了“海带（待）”。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圣人的教诲，但海归范旭东却也深谙此道。作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范旭东早就想见识一下西洋人的化学工业，看看人家的酸碱盐是怎么捣鼓出来的。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此时刚好升任教育总长，他非常清楚弟弟的心思。很快，小范就得到一个赴欧洲考察的机会。机不可失。手续办完后，范旭东马上就出发了。
失意官场，寻机商场。谁也没有料到，海归范旭东这西游的一小步，成就了东方化学工业的一大步。
留 日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但就范旭东的人生和创业经历来看，这个男人成功的背后，站着的却是一群非常优秀的男人。这些人中，有他的哥哥范源濂、有他的老师梁启超、有他的老乡杨度……
对范旭东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范源濂。可以说，没有范源濂的引导铺垫，带他东渡日本，就没有未来的实业家范旭东。
1889年，范源濂不到15岁，范旭东刚刚6岁，做私塾先生的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寄居在长沙城里，生活更加艰难。好在范旭东的母亲做的一手好针线活，整天为别人浆洗衣服，换取菲薄的报酬，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母亲经常是泪中含笑，她同中国所有的母亲一样，在自己孩子身上寄托着美好的希望。但做针线活的报酬实在微薄，没法供孩子们读书，幸亏得到姑母的帮助，范氏兄弟才有机会继续上学。
哥哥范源濂聪明好学，13岁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夏天还好，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室内与室外一样湿冷。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弟，共同熬过漫漫的长夜。艰苦的磨炼，使得范家兄弟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兄弟感情也远超一般家庭。
范旭东大一点后，母亲送小旭东到姑母身边学诗书，读四书、《诗经》和《左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小旭东很快就背熟了，然而他觉得乏味。母亲又送他入长沙北乡的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但小旭东对八股文很反感，他语出惊人：“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
这时，梁启超正在长沙主持提倡维新变法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范源濂与林圭、蔡锷等同时入选，成为梁的高足和追随者。受哥哥影响，小旭东经常到中西学术并重的求贤书院去看报纸，听人研讨时事，主动接受新事物。在那里，他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积极参与变法的梁启超逃往日本，祸及范源濂。为躲追捕，范源濂被迫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00年范源濂潜回长沙搞地下工作，再次遭到追捕，无奈再次逃亡日本。此时，范旭东已经17岁。想到反动势力的残酷无情，范源濂害怕弟弟受到牵连，决定带他一起东渡。
一路上，范旭东被藏在船舱下，他是听着哗哗的海浪声离开故土远赴东瀛的。这哗哗的海浪声令他心惊过、害怕过，但他也因此对大海一往情深。
从1900年至1911年，从17岁到28岁，范旭东在那个樱花盛开的岛国生活了11个春秋。在这里，他不仅大大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也收获了爱情，明晰了实业救国的志向。
樱花开了，谢了；谢了，又开了。樱花似洁白的冰雪，让人想到坚韧与挺拔；樱花是花样年华的少女，让人感觉到青春与朝气。当时的日本，正是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目睹日本强盛的范旭东，想到海对岸祖国的贫穷落后，真是感时花溅泪，祖国啊，您何时才能崛起？
在烂漫樱花中，范旭东曾摄下一张永世难忘的照片。在照片背后，他写下铿锵誓言：“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切勿忘之。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立誓之证。”
范旭东的身体比较弱，为了能适应京都帝国大学高强度的学习，他加入了东京武术研究会，学习柔道、击剑、射击和骑马，通过这种锻炼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保持旺盛的精力完成学业。
最令小范难受的是，当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时，一个日本校长竟然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留校任教后，小范更是勤奋刻苦，恨不得一口气将最新的化工知识咽下肚中，以待时机成熟，实业报国。
这时，一位美丽贤淑的湖南姑娘来到范旭东的身边，她就是小范未来的新娘许馥。许馥小范旭东一岁，1905年以官费留日，是中国第一批留日女生。
两人报国之志相投，情趣相合，很快就坠入情网。二人确是良缘天配，感情终生不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反清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范旭东听到此消息欢欣不已，30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辛亥革命，激动了年轻人的感情，不由得不热血沸腾，当时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做研究工作，早出晚归，生活比较安适，国内还有激变，一天一个说法，实在让人难受，趁冬假得暇，赶回中国……”
1912年年初，范旭东偕爱妻许馥学成归国。在北京东斜街的范宅，离散十余年之后，全家终于团聚。范老太太看着两个儿子、两个媳妇，想到这些年的艰辛，今日得以团圆，再享天伦之乐，不禁老泪纵横。
此时，范源濂已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范旭东告诉母亲、哥哥：“我要办化学工业，实业救国！” 母亲不语，饱经沧桑的老人不知该怎样回答儿子。范源濂非常明白弟弟的心，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劝道：“还是等待时机吧！”
1912年10月，范旭东心中仰慕的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了，范旭东迫不及待地又将实业救国的心声向这位师长道出，希望他能支持。
“这？” 一张宽大的桌前，梁启超正挥毫赶写着一份竞选宣言，他急匆匆赶回国为的就是这政改大事，哪里顾得上去搞具体的工业项目。但梁启超毕竟还是挺器重范氏兄弟的，他没有正面回答小范，而是说：“旭东，听说财政部正需要人，你还是先去分析化验一下银元的质量吧！”
眼看梁大师无暇过问，范旭东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家。到财政部上班后，每天，他手里不停地摆弄着银元，心里却仍惦记着“化学工业”。好不容易熬到当年年底，官场腐败让这个海归青年实在看不过眼，最终还是决定辞职。
破 冰
辞职后的范旭东在哥哥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个赴欧洲考察的机会。这次出国考察，历时近一年。
其间，最让范旭东难忘的是在英国的一次参观。这天，范旭东到卜内门公司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中国人看不懂制碱工艺，只让他看锅炉房。
这件事对范旭东的刺激很大。30年后，卜内门公司的董事伯烈到天津，要求参观范旭东创建的永利碱厂，范旭东如法炮制，交代属下只让他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
1914年，范旭东从欧洲考察归来。此时，北京政局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此前一年，袁世凯因为急需军费巩固政权，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为抵押，由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盐务。但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农商总长张謇和司法总长梁启超则认为应该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范旭东加入了这一场论战，站在梁启超和张謇一边。
当时中国人吃的盐不精，被外国人讥笑为吃土。受西洋人的刺激，小范发誓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精盐工业，改变中国人吃粗盐的历史。
回国不久，范旭东就一个人跑到天津塘沽，实地考察这个离北京最近的盐产地。
“大沽口，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这是范旭东第一次来塘沽时的日记。看上去这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但范旭东却认定这里是天赐的精盐工业基地。因为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还有方便的海陆交通，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
在迎面吹来的呼呼海风中，范旭东下定了来此地创业的决心。要办精盐工厂，一定要创办中国的精盐工厂！即使没一枚铜板，没一文钱，那也要自筹资金创办！塘沽，这个被人遗忘百年的荒地，因为这个人的决定，很快就要沸腾了。
范旭东风尘仆仆地从塘沽赶回北京。
母亲谢夫人说，旭东让海风吹瘦了。妻子许馥说，旭东被太阳晒黑了。可哥哥范源濂却说，风沙把旭东吹打得更健壮更结实了。还是哥哥更理解弟弟，毕竟都是在外面闯世界的男人啊！
天黑了，夜深了。灯光下，茶几两旁的沙发上，范氏兄弟开始合计办厂计划。
哥哥认真听了弟弟在塘沽调查的情况，弟弟仔细讲述了办厂设想。兄弟二人反复斟酌，直到东方破晓。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中国第一所精盐工厂的蓝图就在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勾勒出雏形。
要办厂，没有钱，那可就寸步难行。问题是，出身贫寒的范氏兄弟才高八斗，钱财上却两手空空。
为了筹集办厂资金，范源濂到处奔波，拜访社会各界名流，宣传实业救国的道理。终于，一个由范旭东等7人为发起人、梁启超等9人为赞助人的筹建班子成立了。说起来，范氏兄弟的人生命运，很早就与梁启超紧紧相连。
1897年，梁启超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当时，范源濂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受哥哥影响，少年范旭东也成为“梁粉”。
“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梁先生的这些话语，深深打动了范旭东的心。
此时，梁启超已担当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要职，公务繁忙，但对办精盐厂还是倾注了很多心血。每次见到范旭东到来，老梁都显得非常兴奋。40岁的人了，一面听小范汇报，一面扳起手指计算集股金额，算不过来了，就拿纸拿笔算。在梁启超的带动下，入股者颇多，首先是蔡锷，后来还有杨度，再后来还有黎元洪、曹锟、冯玉祥等。
1915年12月7日，财政部盐务署正式批准范旭东创建精盐工厂的申请。为图吉利，范旭东将厂子命名为“久大”。拿下批文后，范旭东再次来到塘沽。
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登上大沽口。眼前是悬崖峭壁，对峙如门。极目远眺，渤海湾波涛滚滚，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把海面镀上一层金光。
久大盐厂要是也如这东升的旭日，那该多好呀！范旭东醉于这情这美景之中。
制造精盐首先得有粗盐原料，久大所需的粗盐原料完全仗着长芦一带的灶户供给。
但芦纲盐务公所总纲李赞臣非常仇视久大，他召集灶户们开会，严令任何灶户都不许把原盐卖给久大。灶户虽然不服气，但绝大多数都很服帖。唯独一个叫李少堂的不买账，会后第二天，便把他仅有的10副盐滩及房屋设备全部卖给了久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后，不少灶户也跟着向久大出售原盐。这是久大精盐厂成立后与反对派势力的初次交锋，久大精盐厂胜利了。范旭东从心眼儿里感激这些朴实的灶户们。
久大出盐了，那是像晶莹剔透的宝石一样的精盐啊！范旭东将精盐的商标命名为“海王星”，这个名字取自《管子》。他将商标图案设计为五角形的“海王星”，象征着循环运行，寓意久大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宇宙茫茫，星星千万，范旭东独爱海王星。为了中国人的口福，海王星，下凡吧！
夺 食
白花花的精盐，在久大的生产车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久大的精盐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从出盐当天起，范旭东与口岸盐商的斗争就开始了。这是对延续几百年的盐务引岸制的挑战，也是一场争夺市场空间的厮杀，更是一场决定久大生死的战争。
从古至今，盐务就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政，清朝时，扬州盐税几占朝廷税收的三分之一。翻开历史，横看竖看“盐务”这两个字，历朝历代都闪现着刀光剑影！
明清以来，食盐的销售权都掌握在少数盐商的手里。这些盐商，手中握有王朝发给的专卖引票，盐商就依靠这套专卖制度获取暴利。天津有个叫权守经的盐商，花了几千万两银子，仿照清宫格局，为自己建造了一处非常豪华的宅院；一个姓查的盐商，竟依照《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描写修建了一座“水西庄”。
盐务专营按区域划分，每个区域当地的盐务别人插手不得，否则就叫“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因为这种世袭专利，盐商们与朝野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
盐商左右着盐的价格，而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富人才有能力购买。 久大生产出售精盐，简直就是从盐商腰包里抢钱，他们怎么会甘心呢？当海王星牌精盐问世后，那些盐商各个咬牙切齿：“妈妈的，又他妈妈的出盐了！”“久大久大，不久不大！久大久大，子时成立丑时垮！”
而与盐商沆瀣一气的政府主管方面，只允许久大精盐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离开东马路行销就以“越界为私”论处了。
不打开销路，久大就是死路一条呀！“去北京想办法，一定要打开这局面！”站在寒气袭人的塘沽海滩上，面对着蓝天与大海汇成一线的天际，范旭东沉思着。
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冷气肃杀，山雨欲来风满楼。
梁启超去云南反袁了，当然指望不上，那么，还能依靠谁呢？
“引岸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要改变久大运销状况，唯一人可。”一位老友点拨。 “谁？”范旭东迫不及待地问。
“袁世凯！”
轻悄悄地三个字，让范旭东如醍醐灌顶。是呀，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要改变盐引制度，除了他，谁的话也不管事啊！可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袁大总统替久大精盐厂说句话呢？
绞尽脑汁地想呀想，倏地，范旭东想到一个人，杨度。杨度也是湖南人，曾留学日本，颇有学识，当时是袁世凯身边的大红人。
杨度那时候在袁大总统眼中火到什么程度，有例为证。唐绍仪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后，杨度很是嫉妒，常在袁世凯面前嘀咕，提醒袁世凯小心孙中山的这个老乡。
一次，唐绍仪要娶一个小自己20岁的小老婆，便将两撇老气横秋的仁丹胡剃去了。袁世凯听说后，一语双关地说：“绍仪啊，为了新欢，竟抛弃20年相伴的老友，真是喜新忘旧啊！”这类事不止一次两次，后来唐绍仪便借病辞去总理职务，移居天津了。
由此可见，这个杨度在袁世凯跟前是多么吃得开。
当久大产出精盐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杨度看准当久大的股东肯定会赚，曾有意入股。现在，范旭东找上门来，邀他入股，当然正中下怀。“好哟！我就入你久大的股。”杨度举着范旭东带来的两瓶精盐，操着浓重的湖南腔痛快地说。
既然当了久大股东，杨度当然不会与自己的公司过不去，他马上带着两瓶精盐，找机会与袁大总统切磋。
中南海，袁世凯官邸。袁世凯一边用食指沾了一点儿精盐放进嘴里咂咂滋味，一边赞叹：“味道不错，这用瓶子装盐很卫生嘛！”
“可是……”杨度故意欲言又止。袁世凯瞪圆了眼珠子追问：“可是什么？”“盐务署只许这精盐在天津东马路一处销售。”杨度觑看袁世凯的脸色。袁世凯也咂出这精盐的另一番味道，可是，要照顾久大销路，就需要打破引岸制啊！袁世凯权衡着其中利弊。
眼看老袁拿不定主意，杨度进一步进言：“大总统，眼下云南那面闹得正欢，梁启超叛变了，张謇也辞官不干了，这时候咱们应该多笼络人心，尤其是多笼络工商界的人心才是呀！”
这句话可是说到袁世凯心里去了，他一拍脑门，“他娘的，给他们5个口岸！”5个口岸，意味着久大的海王星精盐将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销售局面啊！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事。久大的海王星，从此真正走向民间。
从第一袋精盐卖出去开始，久大与中外盐商之间的战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这场战争，看上去没有硝烟，却处处闪现着刀光剑影。
上市不久，各种关于“久大精盐有毒”之类的谣言在市场上散布。而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代表列强利益的盐务稽核所和代表北洋政府的盐务署，甚至也不得不一再迎合盐商的要求，压制久大的发展，虽然他们都很清楚盐商是导致盐政败坏的根源。
久大刚设立时，因为规模较小，获利无几。1917年2月汉口分店成立后，销路骤增，久大公司精盐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年，久大精盐销量增加到12万担，1923年为42万担，此后一般都在30万担至40多万担之间浮动。1936年达到最高，约为50万担。
无 语
绑票，是古代中国绿林好汉的拿手好戏。
到了近代中国，绑票者及其手段与被绑对象也与时俱进。绑票者多为军阀，被绑者多为实业家。绑票地点也从乡间推进到都市。绑是手段，票是目的。这种现代绑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敲诈。
久大精盐打开市场后，产销两旺，财源滚滚，自然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那些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们。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塘沽成了两军拉锯的地方。趁着打仗的乱劲儿，长芦盐运使张廷谔开始趁机捞钱。
一天，张廷谔来到久大精盐厂，找到范旭东。这位34岁的盐运使敲起竹杠一点也不拐弯，“吴大帅就要打败张作霖了，这块地盘统统归吴军所有了。不过，眼下大帅军费紧张，派兄弟来找你借两个钱，听清了，是借，你不用害怕！”
见范旭东一言不发，张廷谔又咂咂嘴自言自语道：“这样吧，过三不过五，三五天之内我来拿钱，你可要给我提前准备好，误了大帅军机，责任你可担不起！”
幸运的是，不久，直军前线全军覆灭，吴佩孚从海路逃走了，张廷谔也没敢再找范旭东，久大算是躲过一劫。
不幸的是，豺走了，狼又来了。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打起久大的主意，不过这个军棍比张廷谔更狠毒，也更无耻。
一天黄昏，范旭东回天津日租界的家。这里很繁华，范旭东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家门口，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却被地方当局派人绑架了。
天津驻军兵灾善后清理处，一间豁亮的办公室内，李景林出面了。
他挺着胸脯，话语强硬：“本督办急需军饷20万元，范老板帮着解决一下吧！”“我无钱可拿！”范旭东严词拒绝。“要钱还是要命，你看着办吧！”李景林大吼，从腰间拿出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拍。没想到范旭东不屑一顾，冷笑道：“要命，本人倒有一条。”
见硬的不行，李景林换了一副嘴脸，“老范啊，你今年42岁了吧？长我一岁，我该叫你一声哥。兄弟眼下有难处你总该帮一把吧？你变通变通，可以向久大借些钱嘛！”
“本人无权借用公款哟！”范旭东寸步不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中两个拇指般大的小瓷马，这是准备送给女儿的礼物，看也不看李景林。
一个硬“借”，一个死扛。
李景林终于火了，土匪本性毕露，他一把抢过范旭东手中的两个小瓷马，恶狠狠地摔向地面，一边大骂：“妈拉个巴子！想死，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这个军棍干脆把范旭东囚禁起来。
范旭东的妻子许馥和久大精盐厂先后接到李景林的信：赶紧送钱，否则就要范旭东的命。
这事，被担任过大总统的黎元洪知道了。当时，黎元洪已经卸任，住在天津。黎元洪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从湖北移居天津北塘，天津也可称得上是他的第二故乡。
离开北京时，黎元洪曾向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保证：赴津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当西南发生反段风潮时，段祺瑞担心黎元洪会受到利用，就三番五次派人来迎接黎元洪入京，以便就近监控。段祺瑞的算盘，老黎岂能不明白，因此，他向段祺瑞再三保证：“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
从此，黎元洪淡出政坛，转向实业经营。天津久大精盐厂，里面也有他的投资。现在久大CEO居然被抓，这不是活生生要杀自己的生蛋金鸡吗？因此，一得知消息，黎元洪马上找到李景林，大发雷霆道：“你们简直是马贼作风，快给我放人！”老黎毕竟是前大总统，不买面子不大合适，但就是天王老子出头，只要不是张作霖大帅自己亲自来，不给钱，谁的话也不管用！就这样，久大精盐厂背着范旭东给李景林送去8万元，李景林趁机下台阶，放了范旭东。李景林讹诈得逞了，当大把钞票到手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回家那一夜，妻子许馥一刻也没有松开丈夫的手。接连几夜，她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范源濂也紧急从北京赶来天津，看望刚刚获救的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悲愤难鸣。“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啊！”范旭东站在漆黑的夜色中，无语对苍天。
聚 贤
1917年，初冬。华北平原刚刚下了第一场雪，天地间一片洁白。
天津，太和里，范旭东寓所。
妻女都去北京哥哥家了，天刚蒙蒙亮，范旭东就起了床。他身穿家做便服贴身丝棉袄，头顶瓜皮式样棉帽，一副当时并不多见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一个人来到院中，范旭东用手去迎接那飘舞的雪花，仰起脸去感觉雪花的冰凉与清新。
“丁零——”急促的铃声打破小院的宁静。会是谁大雪天一清早就上门？
范旭东拉开门，门外，雪花中，是三位并不相识的客人。
映入眼帘的是中间那位清秀的年轻人手中的一束冬梅。梅花已经开放，洁白的雪中一点点鲜红亮眼！
这三人是热衷于中国碱业的东吴青年，清秀者是东吴大学教授陈调甫，旁边分别是上海制造商王小徐、苏州汽水厂老板吴次伯。他们三人已经在实验室里成功制造出碱的样品，但没有办法量化生产。这次他们从苏州远道而来，刚刚下船，就打听道路，直奔范家求援。
“你是管家吧，愣着干什么？我们是苏州来的，快去通报范旭东先生。”吴次伯说，用手焐着冻僵的耳朵。
“哎呀！是远方的客人，快请进屋！”范旭东很惊讶。
小客厅不大，温暖如春。范旭东帮客人扫掉身上的雪，又忙着打开墙角的炉子加煤。只是三个人都不坐，坚持站着。
“咦，你们怎么不坐？请坐呀！”范旭东忙说道。“我们是慕名来访的。范先生是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们在路上已经说好，要先行拜师礼。此时尚未见到师长，学生怎敢落座！”陈调甫说。“三位太客气了，请坐吧，我就是范旭东。”范旭东笑道。
一句话，使三个年轻人都愣住了。
久大精盐厂享誉海内外，获利颇丰。他们以为范旭东一定已成为一位知性阔佬，怎么却如此寒酸呢？待意识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陈调甫激动了，满怀崇敬地向范旭东深深鞠了一躬。
“富而不显，先生真是令人起敬。为了中国的化工事业，我愿投奔先生。”这次雪地踏访，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开出一片新天地。
第二天，一辆灰色轿车由天津驶向塘沽。
到达海边后，范旭东领着陈调甫三人走向盐场，呼啸的海风灌得他们几乎站不住脚。北方的风真凉，尤其是海边的风。南方来的三个人虽说穿上了棉衣，还是觉得寒风透骨。
“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范旭东深情地说。陈调甫的心怦然而动，再看范旭东，范旭东已是泪湿双眶了。
几个人在海滩上跑这跑那指指点点。他们都是30岁上下的年纪，正是创业的黄金时光。海风，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中国的碱厂，就是要在这群热血青年手中矗立起来！
这次来访，让范旭东意识到，要光大中国的化学工业，如果不能团结一群人为之奋斗，那就没办法迈进更高境界。
1918年11月，范旭东在天津召开了永利制碱公司创立会。从此，在范旭东的号召下，留日学者李烛尘、留美博士侯德榜……一大批有志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人才慕名而来，永利成为名副其实的聚贤庄。
美国，纽约，伊利诺大学。
上完进修课的陈调甫顾不上与学友打招呼，便急急走出研究室。他一边走，一边穿上从中国带来的藏蓝色毛呢大衣，围紧围巾。一出楼门，刺骨的寒风立即示威般地向他刮来。这种天气，学生们都在围炉喝酒，谁愿意顶风冒雪在外面受罪呢？
来美国1年多了，制碱工艺还是没弄明白，陈调甫心中万分焦急。他冒雪出门，就是去邮局发信，给范旭东介绍人才招聘与工厂设计图纸的情况。陈调甫在信中以难以抑制的情感写道：“我已在美物色到您所需要的人，他的名字叫侯德榜。”
不久，范旭东回信道：“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设计搞出来。多花费些时间、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经买好300亩，只等你的设计了。有了侯德榜，有了陈调甫，中国的化学工业能不振兴吗？”
纽约，化学所俱乐部。
陈调甫、侯德榜正与美国工程师孟德谈判。
孟德曾是美国一家碱厂的厂长，离厂后，在报纸上打广告，代人设计碱厂。此时，在化学所俱乐部，陈调甫、侯德榜和孟德正在就设计费砍价。
孟德圆乎乎的手指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弹跳着，然后向陈、侯伸出两个手指。
“2万？美金吗？”侯德榜急切地问。
“当然！”孟德傲气地说。
想起范旭东信中的话，陈调甫的心颤了，手抖了，一咬牙和孟德签订了协约。外商对制碱技术保密性非常严，别说图纸，中国人连厂门都进不去，机器更是别想见到。
为搞外快，孟德真是豁出去了。他不择手段，从碱厂偷了一套蓝图，然后照葫芦画瓢，很快就把图纸设计完了。
陈调甫提醒他：“孟德先生，请结合中国情形略为变通好吗？”孟德两只手一摊：“要修改是你的事，我不负责。”也难怪老孟如此，这家伙照猫画虎，哪有“变通”的可能啊！
一手交图，一手拿钱。2万美金到手了，孟德吹着口哨，找酒馆喝香槟去了。
陈调甫带上图纸，立即起程回国，他知道塘沽有焦急等待图纸的人。
一见面，二人紧紧握手。范旭东发现，陈调甫比去美国前瘦多了，眼睛内布满一道道血丝。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
“美国人讹了我们2万美金！”陈调甫心疼地说。“不怕！等我们建成了碱厂，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化学工业，到时候，哈哈，到那时我们也不去讹人。”范旭东的手一挥，大笑着说道。从陈调甫手中接过图纸，范旭东决定马上转交给上海的王小徐，让其按图制造。
永利的厂房也仅有一套粗糙的图纸。在建设碱厂南北两楼时，全国还未见过这样10层高的楼房。陈调甫是厂房设备的负责人，一再修改设计，一再返工，终于将楼房建起。中国最早的制碱厂，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地凑合着建起来了。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永利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除了陈调甫外，还有留美博士侯德榜、留日学生李烛尘等人。这个团队几乎都是由技术人才组成的，范旭东本身也有技术背景。技术人才之间最易产生分歧，但在范旭东旗下，这些技术专才彼此欣赏，合作得十分顺利融洽。这帮精英团结在范旭东周围，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紧要关头，甚至彼此以生命担保，共同奋斗。而范旭东对事业上的伙伴也总是给予完全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正是他的管理魅力所在。
其实，生活中的范旭东耿介直率，遇有不平之事，便忍不住火暴起来，容易开罪别人，但是范旭东的事业伙伴们都对他表现出了毕生的深厚友谊和忠诚，可以想见他的人格魅力。后来担任新中国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李烛尘回忆说：“就在1918年8月月底，我和范先生做了一次长谈之后，非常投机，于是就决定了今后的终生职业。”
反 间
范旭东曾发誓：搞不出碱，宁可自杀。
1924年8月，永利终于产出了第一批产品。令人失望的是，花了几年时间和精力，投入了200多万银元，生产出来的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
雪上加霜的是，卜内门公司游说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稽核所的英籍会办丁恩，通过丁恩促成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担纳税2角”。这将使每吨碱的成本凭空提高8元，使永利更难立足。范旭东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诉财政部盐务署违反政府颁布的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法令。几经周旋才得胜诉，永利得以继续免税用盐一年。
1925年6月，上海发生外商镇压工人的“五卅惨案”，激起全民公愤。永利借这个时机，在上海的英文大报《大陆报》上发表题为“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的文章，披露工业用盐收税法令出台的经过，谴责丁恩侵犯主权、摧残民族工业。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丁恩等人慑于舆论，将工业用盐免税再延期５年。
与此同时，在侯德榜等人的努力下，永利产品初见改善，颜色开始转白。但4台船式煅烧炉此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而要恢复运转和继续改进，需要大量资金，股东们意见分歧很大。
眼见永利碱厂陷入困境，竞争对手自然有动作。英国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李立德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最后约定在大连会面。
在大连会谈中，卜内门方面反复炫耀自己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英方提出，只要答应他们参股，就可以向永利提供资金和技术。范旭东的回答是：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
这一次交锋之后，范旭东回到永利召开了一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的意义非常重大。当时永利内部人心浮动，亟须重振士气，凝聚人心。
在会上，范旭东坦陈：苏尔维法制碱技术很难，世界各国都曾经历多年摸索才成功，永利已经付出了大量努力，如果放弃，岂不功亏一篑？范旭东还讲述了卜内门的要挟，使股东们再次同仇敌忾，在外部压力面前变得空前团结。
危机时刻，留住关键的技术人才是稳定大局的首要因素。面对全体董事，范旭东特意提议对侯德榜给予特别激励，他历数侯的业绩，说：“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这个提议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
“出碱了！出碱了！”
经过数年磨难，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正的口碱。这一天是永利厂史上难忘的一天，也是中国重化学工业大喜的日子。
爆竹点燃了，噼噼啪啪地响起来。锣鼓擂响了，咚咚锵锵地敲起来。
很快，永利制碱公司日产量就在30吨以上。曾经被临时裁减的300多名工人又回到厂里了，中国人依赖洋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范旭东建议将这种产品取名为“纯碱”，以区别于“洋碱”。从此，永利纯碱开始畅销各地，纯碱之名传遍全国。
同年8月，永利纯碱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开始蜚声国外。范旭东如释重负地对陈调甫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可以多活几年了。”永利公司为了酬谢陈调甫的贡献，特赠红利股票2 000元，陈调甫当即转赠给永利福利部，一时传为美谈。自此，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和《大公报》被合称为“天津三宝”。
永利纯碱火了，洋商们可就火燎屁股坐不住了。
“怎么会这样？！”垄断中国市场多年，过惯好日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中国总经理李立德震惊了。这个打着传教的幌子，用福音推销洋碱的英国佬开始发慌。李教士不甘心，他的上司更不甘心。
“卜内门的洋碱降价了！”
从上海、汉口、长沙先后传来消息，范旭东先是震惊，随即他明白了对手的用心。又是价格战！这些老外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新招？降价，降价，你降我也降，谁怕谁？范旭东指示各代销店，比洋碱便宜3角钱出售自家的红三角碱。
卜内门公司的算盘是：消耗永利，待其无力招架时，他们再杀回马枪，将损失的钱捞回来。过一段时间，永利还是正常产销，一点没有被拖垮的样子。英国人急了，开始变招。这一回，他们更黑、更阴，决定使用经济间谍。
物色间谍自然是个极秘密的事，李立德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儿子小李立德，小李选中了卜内门公司天津区的中国职员老王。老王是直隶人，父亲曾以“二爷”身份伺候过李鸿章多年，本人学得一些粗浅英文，所以能混进洋行任职。老王喜欢吃羊肉馅饺子，还喜欢喝点烧酒。
一个漆黑的夜晚，老王拎着小李准备的好酒、好烟、好茶，上范旭东的英文秘书余啸秋家拜访。进了屋，老王的屁股在椅子上没坐稳，便一五一十地讲了小李要他干的事。余啸秋觉得事关重大，他先稳住老王，然后立即去太和里，连夜向范旭东做了汇报。“卑鄙，太卑鄙了！”范旭东气得直拍桌子。忽然，他心中一动，何不将计就计呢？
第二天晚上，老王又来到余家。二人商量一番后，转天一大早，老王就来到小李的办公室。听完老王的密报，小李一声冷笑，心中很是佩服老爹的英明，原来永利纯碱公司的方案是天津按兵不动，一旦其他销售区站稳市场，然后再来收拾天津。看来，范旭东已在准备后路了。
“Very good！”小李称赞老王两句后，便急忙向老爸报告去了。而老王也揣着赏钱，出门直奔白记饺子馆。就这样，洋行二流职员老王，居然成为一流的双面间谍。
退出，做梦去吧！范旭东这头湖南犟驴子，哪会干这种事！他不但不会退出竞争，而且正秘密和日本三井财阀接触，要在国际市场上和卜内门公司争个高低。
日本的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正在争霸。三菱产碱，而三井没有碱厂，竞争中处于劣势。范旭东得此信息后，立即找到三井天津首代，邀请三井在日本代销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允许他们降价，但必须打好广告，压过卜内门公司在日本行销的峨嵋牌碱。
真是想啥来啥，三井财阀一口答应。三井在日本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推销甚便，一下子，卜内门公司在日本的市场被永利的红三角碱冲得乱七八糟！
卜内门公司的英国CEO火了，急电李立德，让其马上与范旭东谈判。李立德立即上门求和，他与范旭东签了协议。协议规定：卜内门公司今后不再搞降价倾销，倘洋碱价格变动，须先征得永利一方的同意；并约定“以永利55%，卜内门公司45%比例，成立配销协定”。
这是当年外资公司少有的对中国本土公司的让步，这个协议也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协议！
结 社
与很多本乡本土的实业人士相比，海归企业家范旭东更以科技为本，更为尊重人才。在永利制碱初创之时，他就将眼光瞄向长远的科技创新。
“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其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这是决定成立化学工业研究社前，范旭东在日记中的一段内心独白。
既然决定创社，就必须有一名合格的社长。
这位社长既要有资历，又肯坐冷板凳，既能“沉下心来”又“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
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社长，能找到吗？
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向弟弟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孙学悟，山东威海卫人。当时刚好34岁，1888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孙先留日，后赴美，成为威海卫第一个留学生。1920年，哈佛大学博士孙学悟回国，到唐山开滦煤矿公司任总化学师。孙博士在这家英资公司享有丰厚待遇，只是这职务与他科学救国初衷相违，因而时常对天长叹！
“太好了！”听完哥哥介绍，范旭东欢呼起来。
创建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研究社，正需要这样拥有一颗中国心的海归博士呀。“孙博士人挺高傲，你可能要三顾茅庐才行呢！”看着弟弟高兴的样子，范源濂提醒道。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范旭东派出一位得力手下去开滦给孙学悟送礼。送礼的人转天就回来了，要送的礼也原封未动地带了回来。
“咋回事？孙博士没说什么话吗？”范旭东愣住了。“孙博士说，这礼一定是瞒着您送的。”送礼的人说完便走了。范旭东顿觉浑身火辣辣的，芒刺在背一般。“这样的国士岂会在意金钱，我伤了孙博士的心啊！”
范旭东很觉内疚，对尚未谋面的孙学悟肃然起敬。
论金钱、地位，此时久大刚刚站稳脚跟，永利尚在艰难的建设之中，经济拮据，怎能与孙学悟所在的英商公司相比？孙博士是个不为名利所左右的学者啊！
范旭东决定亲赴唐山。
唐山开滦煤矿公司实验楼。考究的大楼，紧闭的大门，大门上木牌冷冰冰几个字：实验重地，未经许可不准入内。范旭东上前敲门，门不开。
不开门，不见面，不谈心，这可如何是好？
范旭东搜肠刮肚，冷不丁想起一句典故，对，请将不如激将。他马上朝门内喊：“孙博士，我是专程来请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句古话的！”
这句话，无异是在讽刺孙学悟助纣为虐，替外强伤害自己祖国。孙学悟一听就来气，冲出门来与范旭东理论。“博士息怒，我不拿话激您，我们怎能见面呢！”
孙学悟寓所。
范旭东和孙学悟二人促膝相坐，推心置腹长谈。看上去面相都很冷的二人，没想到谈起来却很投机。
最后，范旭东还是提及薪水，毕竟孙博士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
“您现在的月薪是300银元，黄海每月只能给您200银元，您看这……”范旭东面带难色地说。孙学悟提高嗓门，大声说：“范先生，您为颖川（孙学悟，字颖川）解开了心中的死结，岂是几百银元能买到的？”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我立即回津，在塘沽恭候大驾！”凤凰来栖，范旭东高兴坏了。
一听说孙博士要辞职走人，开滦煤矿的英国人立即给他涨薪，月薪提到600银元，但孙学悟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
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在塘沽成立，孙学悟任社长。
“黄海”这名字真是让范旭东煞费苦心。他说：“这样命名，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成立大会上，孙学悟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如此定位新生的“黄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我想从今以后，不久的将来，还会多出一家，这便是东方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资金依靠自筹。它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的独立的化工学术研究机关。
在范旭东的带领下，久大、永利的多位创办人将自己的创始酬金全部捐赠给黄海，让黄海经费有了保障。自此，范旭东麾下的永久黄（永利、久大、黄海的简称）集团正式成形。
这个工业团体，有着非常鲜明的四大信条：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范旭东将“黄海”视为他毕生的第三大事业。范旭东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也就是说，他特地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来作为企业发展的智力源泉，这是非常有远见的行为。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脱胎于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入中国科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永久黄为中国化工事业培养了大批的建设性人才。其中，有总工程师十几个人，院、所、厂、司、局长有八九个人，副部长、部长各一人。
周恩来曾感慨道：“永利是个技术篓子！”
玉 碎
永久黄的事业越做越大，范旭东的名声自然广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想在中国合资办厂，有意和范旭东合作，只要他投入少量资金，就请他出任总经理，但范旭东专心化工，婉言谢绝。之后，有政要请他出任民国政府实业部长，他觉得当部长不过是给人家捧臭脚，当轿夫和跟班，这类人多的是，他自然不会去。
永利碱厂走上正轨后，范旭东开始琢磨创建硫酸厂。搞化学的人都知道，酸碱盐不分家，难怪范旭东后半生对硫酸情有独钟。
1929年1月，范旭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资助2 000万元建设“国立酸碱厂”的申请，但未能如愿。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10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硫酸铵）厂一项。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外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商谈破裂。
得知外资想抢建硫酸厂的消息后，范旭东更加着急。得不到政府支持，范旭东便转而求助于金融资本，取得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资金终于筹齐。由于硫酸及相关产品涉及军工，几经周折，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1934年3月永利旗下的南京铔厂成立，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范旭东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德榜去美国负责采购和设计，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当年帮助过永利碱厂的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
和建设碱厂时一样，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
1934年7月，南京铔厂动工。1937年2月5日，这里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在这个时机建成这个化工厂，其军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人也为之振奋。
范旭东在《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从此，范旭东曾经一往无前的创业之路，开始千回百折。
范旭东非常爱国。1933年春天，他去上海，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来看望他。席间这个家伙说到“九一八”事变只是“地方事件”“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旭东十分愤怒，用日语驳斥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李烛尘坐镇天津总部，范旭东则南下南京苦劝蒋介石抗战，却没有结果。大局既然不可挽回，范旭东便抱着玉碎之心，电告李烛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指挥员工将留在厂内的图纸有的烧毁，有的秘密保存，为日后重建做技术准备。在永利碱厂，他们拆散了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当时代表最新技术水平的蒸馏塔温度传感器以及碳化塔的部分管线。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于当年的8月月底由碱厂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永久的重要财富。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永利的产权。日方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至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最后，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之后，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
南京的永利硫酸厂同样没能逃脱被夺的命运。日本深知此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通过多种途径，**范旭东与其合作。范旭东和永利曾发下誓言：“宁举丧，不受奠仪。”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该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1938年1月，永久黄的1 000多名员工及家属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撒出，陆续到达汉口。范旭东在汉口主持团体领导人会议。在会上范旭东说，不要把这看成是一次逃难，而应该看成是一次创业。大家推举李烛尘为永久黄团体西迁总负责人，指挥西迁入川，到后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化工中心。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多数商人留在日占区，苟存于日军的占领状态。从华东和华中艰难西迁入川的民营企业大约只有600家。范旭东决定内迁，意味着巨大的机械损失、严重匮乏的资金、辗转崎岖的道路交通，上千人的组织安顿。要理解范旭东的选择，只能抛开商人的身份——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蜀 道
抗战西迁路上，在武汉码头，一个装有日记和资料的皮箱不慎掉进江中，范旭东的第一反应竟是要跳进江中打捞。
日军轰炸中国香港，住在宾馆的范旭东听了一夜的炮声，第二天对一位记者朋友说，日军的炸药制造技术并不先进，我们加把劲，完全可以超过它。
永久黄一行人到四川后，立即着手重建。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至今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
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永久黄复厂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蒋介石政府答应贷款2 000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而运输也是异常困难，从美国购买的制碱器材必须取道越南，然后经火车或汽车途经广西、贵州运回四川。范旭东最后亲自到美国买来200辆福特汽车，自己亲自运输。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设备还是未能抢运出来，永利为了购买设备费尽周折，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这一点与上海滩大亨刘鸿生的遭遇非常相似。
除了设备之外，原料也成为一个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而在四川只有昂贵的井盐，制碱法也必须相应改变。范旭东派侯德榜远赴美国研究新的制碱法。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新的制碱法。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闻名天下。
抗战期间的永久黄，可谓是惨淡经营。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3斗，每3口人发1块银元的零花钱。但是范旭东和他的员工们仍**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资。他们当时的坚持对国民政府的帮助是巨大的。1942年，蒋介石再次邀请范旭东出任经济部长，他再次拒绝了，说自己矢志实业，无心为官。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亲赴美国，争取到1 6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战后重化工业重建，但国民政府对这笔借款却迟迟不予担保。一天，消息终于来了，宋子文捎来了话，如果让他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天啊！”范旭东义愤填膺，他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这一次忍不住落泪了。
宋子文不能染指永久黄集团，国民政府对贷款担保最后也未予批准。在鲸吞民营企业上面，官僚资本一贯是凶狠的。这样的一幕，在卢作孚、荣氏兄弟身上也曾上演。
预料之中的最坏结局成为现实，范旭东病倒了，倒在沙坪坝南园那间简朴的卧室中。这个一向坚强的湖南人怎么也没料到，这一躺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三天后，望着前来探望的同仁，他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一生中最后一句话：“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1945年10月4日下午2点，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逝世。正在美国出差的侯德榜闻讯后，“悲恸三日，足不出户”。
当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召开了追悼大会。范旭东死后的哀荣异乎寻常，一时国共显贵、文人雅士纷纷撰文颂扬。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为范旭东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后来又称赞他这位老乡是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蒋介石的挽联是“力行致用”，最为平实，却最准确地刻画出了范旭东的一生。
范旭东的一生，正如郭沫若手书的挽联所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永久黄团体的《海王》内刊发表社论：《永别了，领袖！》。
永久黄的企业理念和责任感，在一个没有法理可申的环境中是非同寻常的。范旭东自己是一个正直敦厚之人，能够和他成为毕生事业伙伴的人必定也都有着相似的品质。他们大多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挣脱了晚清政坛商界的陈腐气息，是商场中少见的理想主义者；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原则感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的成功。虽然他们也时时需要疏通官僚，但是他们的姿态已经是相当独立的。
身为永久黄团体的掌门人，范旭东自律甚严。他身上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不置汽车，不营大厦，一生只拿50元工资。卢作孚说，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侯德榜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揭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先生为公司元首，居总经理之位若干年，不支薪俸，最近始支公司每月400元之薪金。” “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于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范旭东力行了自己的信念：“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直到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11份，其中1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依靠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而在范旭东创建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却是非常幸运的。据说，永利碱厂工人在20世纪40年代，每家都能用上电扇，比一般中国人整整早了30年。
所谓义门多义士，范旭东所带领的团队中也都是正派之人。孙学悟放弃在开滦的高薪，加入范旭东的事业，负责黄海社的研究；侯德榜经手公司采购器材资金，在战前动辄千万元，他没有同事帮他清理账目，但是账目一丝不苟，比全公司任何人清楚。为了省钱，侯德榜在纽约经常不乘车，而是步行。何熙曾原来在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办厂矿企业，月薪600元；加入永利以后月薪只有500元，担任名义工程师兼原料部负责人。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淮南子》里说：“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范旭东率领的永久黄团队，让国人见证了墨子精神的回响；通过他们，让我们再次触摸到祖先的血脉与灵魂，让我们顿悟久失的浩然之气。
很长一段时间内，范旭东及其创造的辉煌业绩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浪潮中几乎被抹杀了，渐渐为人所淡忘，留下了无数的落寞，历史可以一时被涂抹，但真相不会湮灭，口碑自在人间。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