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价值百万的私交
花旗银行管理层在1959年发生重大变化：施帕德退休，洛克菲勒接任为主席，摩尔成为总裁。
摩尔需要管理花旗银行的所有事务，这就决定了海外业务多数时候是由瑞斯顿一个人说了算。
瑞斯顿早在1958年就被任命为花旗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他有独裁的权力。瑞斯顿在推行花旗银行向全球进军的道路上，真正践行了中国那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尽管古巴国内的形势一直动**不安，瑞斯顿却依然坚持在那儿开设分行，利润是最大的动因。
瑞斯顿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作着这样的辩解：如果我们等到一切太平了再去做生意，到那个时候，还会有生意等着我们吗。他不了解汉语，汉语中有一句“富贵险中求”就是他要说的全部意思。
花旗银行在古巴经历的险情同样在埃及上演。花旗银行古巴分行的撤退是一次周密的部署，与之相比，埃及就多了些偶然因素。花旗银行在埃及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古德雨是花旗银行埃及开罗分行的负责人。1958年的一天早上，他刚刚打开花旗银行营业点的大门，意外地发现在门外站有一排训练有素的士兵。从他们的军装上，古德雨看出这是纳赛尔的部队。
部队都已经开到了首都开罗的城里，不用问，纳赛尔已经取得了埃及的政权。
这个结果恰恰是古德雨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纳赛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极其讨厌资本主义，他的上台对任何一家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灾难。花旗银行自然难以例外。
开罗分行刚刚开业不久就碰到了这种政权更迭的事情，古德雨只好自认倒霉。
眼下他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搞明白这帮士兵为什么要围在花旗银行的门口。他悄悄关上花旗银行的大门后，立即命令那些刚来上班的职员将重要文件和材料销毁。然后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今天我在街道上看到了纳赛尔的部队，现在的开罗出现了什么情况？”
“开罗已经成为了纳赛尔的天下。”这位朋友说，“不过你不用担心，纳赛尔不会对你有所伤害。”
朋友的话让他稍稍感到宽心。银行营业的时间到了，他必须将大门重新打开。
花旗银行不能胆小如鼠，古德雨想，只要没有接到总行或者当地掌权者的停业命令，他就没必要让花旗银行停业。如果纳赛尔要对花旗银行采取行动早就采取了，而不会只派兵不行动。
古德雨本想打开门后邀请士兵的长官到他的办公室喝茶。但他打开门惊奇地发现：刚才那排站在门口的士兵全都不见了。这让古德雨生出一丝疑惑：他们为什么围住花旗，而又为什么悄然撤退？
也许是他们本想对花旗采取行动，古德雨这样判断。那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古德雨到街上转了一圈才发现刚才站在花旗银行门口的士兵已经转移到英国银行的门前。一向善于观察的他从中发现一个规律：纳赛尔的部队只包围英法两国的银行，而美资银行的门前一如既往。
出身于英法两国的银行可能会活不过今晚，古德雨这样大胆地判断，美资银行暂时会安全。
这种判断与两年前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有关。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国际通航运河，两头连接着地中海和红海，缩短了欧亚两洲的航程，是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运河开通以来一直为英法所控制，但在1956年7月，埃及政府突然宣布收回运河的控制权。英法不甘，于当年10月对埃及发动了袭击。
这场战争让埃及人民饱尝艰辛。纳赛尔的部队肯定会实施报复，银行肯定是他最先下手的地方。
美资银行的安全应该得益于美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态度。如果英法两国一直霸占住苏伊士运河，这将会使美国在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使用上失去平等对话的机会。美国更期望运河回归埃及。
因此当英法对埃及发动战争后，美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埃及，甚至公开表示愿意为埃及参战。
美国的态度自然在埃及赢得了好感，这是古德雨认为美资银行会暂时安全的原因。
但暂时安全并不代表着长久安全，他还必须作好撤退的准备。
纳赛尔极其讨厌资本主义，包括美国在内，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让他获得好感。
这是古德雨认为花旗银行在埃及不会安全的原因，纳赛尔迟早会对美资银行动手。
正如他所料，就在纳赛尔部队开进开罗的第二天，英法两国的银行就宣布被查封。
昨天堵住花旗银行的大门完全是一场误会，执行查封外资银行的领导忘记了“暂时不要查封美资银行”的叮嘱。这场误会让古德雨一下子销毁了很多重要文件，这在无形中加快了他撤退的步伐。
古德雨打电话给总部，他需要将这两天的情况汇报给瑞斯顿。
“英法的银行已经被查封，我们暂时安全。原有的计划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瑞斯顿示意他按照既定的部署继续下去。原有的计划是一场套狼游戏：
埃及的中央银行就是一只威胁花旗银行开罗分行的狼，花旗银行要设套让它钻进去。
出于对埃及局势的不信任，自从开罗分行开设的第一天，瑞斯顿和古德雨就时刻为撤退作着准备。
花旗银行开罗分行有着令人羡慕的办公环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投资业务，这一切都让本土的埃及中央银行艳羡不已。古德雨以此来引诱埃及中央银行：“总行调整了发展战略，埃及不再是我们重点发展的地区，开罗分行即将撤离回国。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将资产卖给你们。”
接待古德雨的是埃及中央银行的行长。“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行长直言不讳地说。
“价格足以让你心动。”古德雨说。他给出的报价果然很低，这位行长恨不得立即进行交易。
但古德雨提出了一个要求：花旗银行只接受美元支付。行长同意了这个要求。
他们签订了交易合同，埃及中央银行这只狼被花旗银行装进了套子。
但古德雨忽视的一点是：如果狼没有死，即便是被装进了套子，它也会作垂死挣扎。
古德雨在英法银行被查封之后才加快与中央银行的交易步伐，另外他还听说了纳赛尔即将对美资银行动手的消息。但正是纳赛尔政府传出即将对银行国有化的消息让埃及中央银行觉得自己被骗了。
交易金额超过100万美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如果政府宣布包括美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都被国有化，那么中央银行将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获得花旗所有的资产。中央银行有意拖延支付交易款项。
而古德雨却急着回国。在埃及多拖一天，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花旗的资产，都多一份危险。但是如果中央银行执意不支付，他自然也是毫无办法。在人家的地盘上，他只能任人宰割。
但古德雨是不甘于认输的，他相信自己会找到办法的。
古德雨认真分析了局势：花旗银行与埃及政府并没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如果单靠花旗银行的力量，恐怕难以解决问题；显然埃及中央银行是埃及政府完全掌控的银行，它自然会最听政府的话。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入手，由埃及的政府下令让中央银行还钱，这个钱不就可以毫发无损地拿到吗？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自己应该依靠何种力量来使埃及政府发布这个命令？
古德雨对纳赛尔政府的禀性并不是很了解。这是一个新政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了解它。在这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府里，古德雨不知道纳赛尔会买谁的账。
但一条新闻给了古德雨灵感：埃及政府正在向世界银行寻求帮助，以用来修筑阿斯旺大坝。
如果世界银行插手这件事，那么埃及政府就不得不听。否则他们就别想将大坝修起来。
这个想法让古德雨异常激动。他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伯雷克曾是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花旗银行的高层和他相熟。为了使伯雷克重视这件事，花旗高层在约伯雷克会谈时还邀请了白宫的政要。伯雷克答应帮忙解决这件事。
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古德雨终于拿到了花旗银行本该拿到的款项。花旗应该感谢幸运的眷顾：如果世界银行的行长不是出身于华尔街，不是出身美国，纳赛尔会白白送出这100多万美元吗？
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
5．挑衅者游戏
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欢迎花旗银行的到来。
瑞斯顿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张世界地图。花旗银行每到一处开设分行，瑞斯顿都会用红笔在该处标上红点。在1962年前后，这张地图上已经几乎被红点标满，但唯有加拿大的疆域上依然是空白一片。
加拿大像处女拒绝陌生男子的求爱一样拒绝了瑞斯顿和花旗银行。
这让瑞斯顿很不爽。加拿大在战后的经济形势随着世界经济形势一起好转，由于其和美国是近邻，其与美国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商业关系和极其频繁的贸易往来。加拿大在瑞斯顿眼里是一块肥肉。
即便是一只饥饿的狼，如果主人将院门紧锁，闻着最诱人的肥肉，也只有眼馋的份儿。
加拿大政府有自己固定的金融游戏伙伴，他们组织了一个由11家银行组成的金融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政府的领导下支撑和促进加国经济的发展。为了会员利益，加国政府拒绝新成员加入。
加拿大就像是铜墙铁壁，瑞斯顿毫无办法。但他不想就此罢手。
1962年春季的一天，花旗银行的高层应瑞斯顿的要求专门针对如何在加拿大开设分行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小型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花旗银行主席洛克菲勒、总裁摩尔，以及海外部的工作人员。
摩尔和瑞斯顿一样，一直对加拿大这块市场垂涎三尺。他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我们这次不是讨论加拿大是否适合开设分行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成功进入加拿大市场的问题。
花旗银行主席洛克菲勒依然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他一贯是这样：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或者在他眼里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去干。即便是他觉得某个事情有点靠谱，他也只是说：去干吧。
摩尔和瑞斯顿都知道他的这种禀性。有关如何进入加拿大市场问题，洛克菲勒也只是在瑞斯顿向他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尽量进入吧。但就足以让瑞斯顿相信他是鼎力支持他完成这个事情的。
洛克菲勒的意见是只能寄托于加国政策的改变。他认为，如果加国政府不改变，即使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加国市场，未来的运营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毕竟这个国家是不欢迎我们进去的。
洛克菲勒的这番话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摩尔和瑞斯顿都是激进分子，他们的头脑中此刻充满的是如何进入，而不是未来如何经营的问题。对于未来如何经营，他们有足够的自信，相信总会找到最适合加国市场的运营办法。但在五年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主席的远见。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瑞斯顿找来一块黑板，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他先是在黑板的右端画了一大块冒着热气的牛肉，然后在牛肉的下面写着目标二字。随后，他从牛肉往左侧拉出两道直线，上面写着通过加国的道路。最后他在黑板的左端画了一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巨人。做完这一切，瑞斯顿指着黑板说：
“我们通往加国的最直接道路已经被加国封死。要想进入这个市场，我们必须另寻捷径。”
说完，他在那两道平行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并幽默地在两条平行线与牛肉的连接处写了不理你三个字，然后又在巨人和牛肉之间画了象征其他道路的曲线，并在曲线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的道路在哪里？”瑞斯顿问。
“收购。”海外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大声地说，“我们的道路只有收购一条路。收购他们俱乐部的成员，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俱乐部的合法分子，加国政府就无权拒绝我们开展业务，我们就成功了。”
摩尔和瑞斯顿都不约而同地赞赏地点了点头。
花旗银行就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在加国金融俱乐部里寻找最合适的下手对象。
俱乐部中实力最小的蒙肯戴尔银行成为瑞斯顿的目标。这家银行由荷兰的汉德斯银行在1953年成立，1960年汉德斯银行将这家银行转手卖给了荷兰的另外一家银行——鹿特丹银行。
实力弱是瑞斯顿看中蒙肯戴尔的一个重要原因。收购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进入加国市场的资格，而不是为了其他，因此在保证实现目标的情况下，收购的成本越小越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蒙肯戴尔银行目前在鹿特丹银行的手中，其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这为花旗银行下手提供了客观条件。
当年汉德斯向加国国会申请开办蒙肯戴尔银行，其理由是为外贸融资服务。但是其营业执照上并没有明确写出不允许吸收国内存款。鹿特丹银行收购蒙肯戴尔的目的就是为了吸收加国国内的存款业务，但令人失望的是，经过两年的运营，蒙肯戴尔吸收到的存款不足加国银行业所吸收总存款的1%。
鹿特丹银行管理层感到很失望，他们有了将蒙肯戴尔银行出售的想法。
自从盯上蒙肯戴尔银行之后，瑞斯顿就想方设法和鹿特丹银行及蒙肯戴尔银行的管理层拉上关系。他需要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以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利于花旗银行发展的信息和交易机会。加国在花旗眼里是肥肉，在华尔街其他银行眼里同样是肥肉。华尔街上盯着蒙肯戴尔的绝不是花旗一家。
瑞斯顿在和鹿特丹银行以及蒙肯戴尔银行管理层打交道上不敢有丝毫松懈。尤其是他听说鹿特丹银行高层有意将蒙肯戴尔出售的消息以后，他始终和这些人保持着高频率的沟通。
瑞斯顿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62年下半年的一天，蒙肯戴尔银行的一位管理者明白无误地告诉瑞斯顿：“蒙肯戴尔又将被出售了。你有没有购买的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先和你谈。”
这个消息让瑞斯顿感到异常兴奋：“我们一直愿意加入到加国金融俱乐部的阵营。”这个机会他已经等待很久了。瑞斯顿不想因为自己态度的含糊而误失良机，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
“好吧，你现在就可以将你们的报价传给我。我会立即开会来研究这件事情。”
蒙肯戴尔银行的管理层要比瑞斯顿冷静得多。他们拥有强大的心理优势：花旗购买的对象也许只有它一家，而他们除了花旗之外还可以找华尔街众多银行中的任意一家。他们的出售并不是急不可待。
好事多磨，经过长达半年的谈判，瑞斯顿终于在1963年6月与蒙肯戴尔银行管理层达成一致：花旗银行用4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蒙肯戴尔银行50%的控股权。在经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后，当年10月1日，法利代表花旗正式进驻蒙肯戴尔银行主持工作。花旗进入加国市场的梦想终于成真。
花旗购买蒙肯戴尔银行是瞒着加国政府进行的，直到交易完成，他们才告知了加国政府。
花旗银行进入加国市场就是一场挑衅者游戏。花旗银行就是那个挑衅者，他们在利润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地要进入他们的目标市场。而加国政府就是那个保守的主人，他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如果花旗尊重加国政府的意愿，他们就不会利用加国制度的漏洞，私下通过收购蒙肯戴尔进入加国。加国政府本来在自己的金融市场外面砌有一层坚固的围墙，而花旗却通过钻漏洞的做法钻了进来。
加国政府没有理由不生气。但他们无权立即要求花旗滚回华尔街，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修改规则。
按照既定规则，花旗银行通过控股蒙肯戴尔银行可以无所限制地在加国开展多项业务，但现在为了限制花旗在加国市场的业务规模，加国政府调整了《加拿大银行法》，并于1967年5月施行。
花旗进入加国市场还不到三年，就遭遇了当头棒喝。这种调整在瑞斯顿眼里看来就是加国政府对花旗进来的报复。这时的他才真正理解当初洛克菲勒所说的话：如果他们不欢迎，我们终会有麻烦的。
新的《加拿大银行法》给花旗银行指出了两条道路：要么将银行的业务规模控制在注册资本金的20倍这个范围之内，要么将在蒙肯戴尔银行所占有的股份比例控制在25%。
无论哪种选择，都不是瑞斯顿所愿意接受的。蒙肯戴尔银行的注册资本金只有1000万加元，如果接受了第一种选择，就意味着花旗未来在加国市场的业务总量不能超过2亿加元，这实在是太少了。如果接受第二种选择，花旗将彻底失去在蒙肯戴尔银行中的话语权，他们将无法控制在加国的业务。
但花旗必须作出选择。瑞斯顿找出花旗银行这三年在加国的业务情况报告，他重读了一遍。
花旗在加国的经营并不理想，开业三年来不仅没有挣到一分钱，每年还倒赔进去50万美元。
该死的法利！瑞斯顿心中暗骂。法利曾是一位政客，当初他向瑞斯顿要求到海外工作时说越是困难的地方他越喜欢。于是瑞斯顿将加国这个新兴市场给了他，结果他却干得一塌糊涂。
难道当初对加国市场的判断出了问题？瑞斯顿开始怀疑。
花旗银行被派往加国的人回来告诉瑞斯顿：花旗银行在加国不受欢迎，民众中有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也许就是花旗银行在加国的业务迟迟打不开局面的原因。瑞斯顿对加国市场的信心开始动摇。
“加国市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当初的决定？”瑞斯顿对摩尔说。
摩尔认同这一点。是否盈利一直是他考虑问题的首要原则，既然加国不能给予他们所期望的利润，花旗就没必要在这个市场上投入更多资源。现在加国政府让他们作出选择，这是个顺坡下驴的机会。
瑞斯顿回复加国政府：花旗银行愿意将在蒙肯戴尔银行的股份比例控制在25%。
这个决定意味着花旗开拓加国市场宣告失败。尽管在1980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他们将在蒙肯戴尔银行剩余的股份出售大赚了一笔，但不可否认的是，花旗占领加拿大市场的企图并没有成功。
但他们对加国市场并没有死心，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国的法律放宽，花旗卷土重来。
这是后话。
6．从大通那里撬单
非洲市场始终是瑞斯顿的一块心病。尽管这个市场上有些地方闹起了激烈的革命运动，但瑞斯顿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市场不断扩大的工业化运动。在他眼里，这个地方每天都在向外流淌着黄金。
但是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的步伐一直在经历着各种阻挠。尤其是他们一直眼馋着的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为了防止其他国家银行进来竞争，法国政府只允许法国人持有的西方非洲国际银行在此经营。
瑞斯顿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电话。昨天晚上摩尔告诉他：西方非洲国际银行有意出售他们的股份。这个消息让他非常兴奋。在中间人的穿针引线下，今天，西方非洲国际银行将会给他打电话。
这也许会是花旗银行进入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宝贵机会。如果花旗能够收购西方非洲银行超过50%的股份，法国的限制政策就从此失灵，非洲大草原将会让花旗银行这匹骏马信马由缰。
临近中午的时候，电话铃才响起，打来电话的是西方非洲国际银行的董事长。瑞斯顿觉得有戏：如果对方没有出售的诚意，完全可以先让一个副总裁探探口风。看来对方很看重和花旗的合作。
西方非洲国际银行的董事长告诉瑞斯顿：他们愿意出售40%的股份。瑞斯顿对这个比例并不是很满意。他一直在和对方进行磋商：我们的目标是收购你们股份的50%，或者更多，价格都好商量。
花旗银行不差钱。尽管西方非洲国家银行很差钱，但他们的政府不差钱。法国政府是不会同意西方非洲国际银行出售50%的股份的，政府不想在自己的殖民地上冒出个不受自己管制的外资银行。
西方非洲国际银行的董事长深知这一点，他们无法在股份出售比例上让步。瑞斯顿只好作罢。
40%的比例已经不少了，距离可以控股的50%比例也仅仅差了10%。乐观的瑞斯顿答应了和西方非洲国际银行的交易。他认为，花旗银行总会在合作中找到扩大股份比例的机会。他一向这么自信。
交易终于在1965年4月11日完成。这笔交易被花旗银行董事会看作花旗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交易。当晚的庆祝晚会上，瑞斯顿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对摩尔说：非洲从此成为了我们的天下。
他真是太乐观了。法国政府不会给他控股西方非洲国际银行的机会，法国政府一直对美国很警惕。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法国因为受一战和二战的惨重打击，始终落在美国的后面。二战后还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才迅速走出战争的阴霾。尽管接受美国人的恩泽，但他们对美国并不服气。
他们是不会让美国人插手自己的地盘的，哪怕是殖民地。他们想方设法阻止美国势力的扩张。
瑞斯顿轻视了法国政府对美国的警惕之心。正式收购西方非洲国际银行公司40%的股份后，花旗派出代表在这家银行里主持工作，瑞斯顿对这家银行的事务也倾注了很多精力。但他派出的代表每次都在电话中打击瑞斯顿的热情：总裁大人，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发言权，我们只是旁观者，西方非洲国际银行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来都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们从来都不希望我们参与到经营当中。
这让瑞斯顿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派出的代表都是精兵强将，这些人都是人精，他们不仅拥有极强的业务能力，还拥有着过人的领导能力，他们知道自己被派往非洲的目的。他们说不行，也许是真的不行了。
信心受到打击的瑞斯顿失望地对摩尔说：看来我们不能搞定法国，我们只好另寻他家。
花旗需要寻找新的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非洲市场的合作伙伴。摩尔也是这样想。
对海外市场扩张的无限痴迷让瑞斯顿和摩尔积极去接触任何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国民格德雷斯银行的董事长阿丁顿就常被摩尔邀请过来喝茶。
正是这种日常精心经营的私交让花旗银行在1968年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购买机会。
一天上午，摩尔正坐在办公室，他的秘书进来告诉他：阿丁顿来访。
摩尔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招呼阿丁顿进来，并泡上最好的咖啡。
“我只是路过这儿，”阿丁顿说，“突然想进来看看你，等会儿我要去见大卫·洛克菲勒。”
直到多年后，摩尔还一直搞不明白阿丁顿的这次来访是不是耍了一个心眼：大卫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总裁，阿丁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却说要见大卫，这不是明摆着要吊自己的胃口吗？
摩尔急切地问：“你要见大卫干什么？”国民格德雷斯银行是一家由英国人控制的银行，在非洲市场上有着极深的根基。摩尔一直在努力和阿丁顿打交道的原因就是冲着其在非洲市场的影响力。
大卫所领导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一直铆足了劲头在和花旗银行竞争。他们和花旗一样一直在海外市场布局上不遗余力。阿丁顿要去找大卫，是不是有什么业务要谈？这是摩尔最关心的问题。
“我现在处在危机的边缘。我手上有15亿美元的资产，但我的流动资金却只剩下5000万美元。如果我一不小心犯下个5000万的错误，我的银行就会从地球上消失。大卫也许会帮我。”阿丁顿说。
原来是这样。摩尔心中暗喜：花旗银行终于等来了进入国民格德雷斯银行的机会。
听完阿丁顿的话，摩尔站起身来，将双手搭在阿丁顿的肩膀上，安抚着说：“不要着急。有我在，你连大卫都不用找，你的问题在我这儿就能得到解决。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阿丁顿瞪大了眼睛：“不是吧，摩尔先生，我们可是竞争对手，你可真会开玩笑。”
“不，你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对手，反而是完美的搭档。”摩尔神秘地说，“在印度，你们拥有该国25%的卢比存款，虽然我们从1901年就在那儿做起了业务，但现在我们的卢比存款还不足1%。另外，你们的客户和我们的客户并不重叠，并且你们的客户需要美元，而我们的客户需要卢比。”
阿丁顿想了一会儿，说：“确实是这样。你对我们有兴趣？我可万万没想到和你们做交易。”
“好了，你不用再急着找大卫了。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餐，等会我会叫上瑞斯顿。”摩尔说。
阿丁顿答应了摩尔的提议。
瑞斯顿如约而至。他们在饭桌上就解决了有关交易的许多重大问题，阿丁顿决定不再找大卫。
瑞斯顿和摩尔撬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单子，大卫听说了这件事情后非常不爽。他给阿丁顿你打电话，揶揄阿丁顿是不是被摩尔灌了迷魂汤，无论什么样的好事都会先找花旗银行。
他还故意气阿丁顿：如果你当时找到我，我出的价格也许是花旗的一倍。
另外，大卫还给瑞斯顿打电话，话中带话地说要送给瑞斯顿有关商业道德的书。
瑞斯顿可不吃他这一套，回敬他：我这些可都是从你的哥哥那里学到的。
大卫的哥哥就是花旗的前任主席史蒂尔曼·洛克菲勒。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在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政治危机即将波及到银行，洛克菲勒却不在办公室里，瑞斯顿最终还是通过大卫才找到他。
当年瑞斯顿被摩尔提拔为花旗银行海外部主任时，摩尔当着洛克菲勒的面，对他说：你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打败大卫。洛克菲勒会心地笑一笑。虽然是亲兄弟，但在生意场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
花旗和大通曼哈顿彼此都将对方视为对手。尤其是在海外市场，花旗每到一处，大通曼哈顿必定会跟上。同样，大通曼哈顿刚刚开辟了某个市场，花旗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进入。他们都密切注意对手。
这种跟踪对手的做法还是有好处的。当年花旗在瞒着加国政府通过从荷兰鹿特丹银行买下蒙肯戴尔银行的时候，大通曼哈顿也立即开始了同加拿大多伦多自治银行的洽谈。他们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加国这块肥肉被花旗独吞。花旗能够进去的市场，大卫充分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进去。
但是花旗很快就因为他们的不诚实受到了加国政府的报复。尽管这笔交易得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但美国政府却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和加国政府作任何交涉。花旗最终败走加国。
大通曼哈顿赶紧收回已经迈出去的双脚，他们立即停止与多伦多自治银行的收购会谈。
花旗在前面交了学费，大通曼哈顿在后面避免吃亏。大卫应该感谢他的哥哥。
但是这次被花旗银行撬了单子，大卫还是感到很恼火。但是花旗银行和国民格德雷斯银行的交易已经板上钉钉，他自然毫无办法。只能在办公室里将阿丁顿、瑞斯顿和摩尔骂上一百遍。
吃罢午饭，瑞斯顿和阿丁顿就进行了实质**谈。同以往任何一次收购洽谈一样，瑞斯顿总想着拿大头。但花旗银行的御用律师告诉他：拿大头是不合适的，如果过于贪大，恐怕连小头都拿不到。
个中的原因和英国政府的态度有关。国民格德雷斯银行是英国人控制的银行，英国政府不愿意美资银行的控股超过一半，否则政府将不会允许这笔交易。又是政府在作梗！瑞斯顿不由暗骂一声。
除了对对手所在的国家政府有意见外，瑞斯顿对美国政府也没什么好感。谈及他们，瑞斯顿总是用“怕事的软柿子”来形容：外资银行可以任意地开到华尔街，而美资银行到任何国家都是困难重重。瑞斯顿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为华尔街争取利益，而他们却总是用“这是华尔街自己的事情”来搪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收购蒙肯戴尔银行，花旗银行的主席洛克菲勒被要求到加拿大参加听证会，以证明他们并没有刻意欺骗加国政府。瑞斯顿本以为美国政府会站出来，而他们最终未起到任何作用。
“甭指望他们来为我们争取利益。”瑞斯顿说。律师和摩尔都听得莫名其妙。
“英国政府对交易设置了各种限制，我们的政府却在装聋作哑。”瑞斯顿似乎在解释。
阿丁顿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只能出售给你40%，其他股份你自己想办法。”
最终，瑞斯顿从阿丁顿手中购买了40%的股份。然后他又从国民格德雷斯银行另外一家股东的手中购买了9%的股份。这样，花旗总共持有了49%的股份。这虽然不能满足瑞斯顿所愿，但尚可接受。
在这笔交易完成后的当天晚上，瑞斯顿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找到非洲、中东、南亚和英国，这些都是国民格德雷斯银行开设网点的地方，他一丝不苟地在这些地方上面标注红点。
这笔交易的完成让花旗成为了在71个国家或地区拥有578个办事机构的庞大金融帝国。
7．赔本背后的阴谋
花旗银行高层始终用生意的方式进行思考。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确保花旗始终在追逐利润的道路上，而不会因为虚荣而浪费资源。他们在世界上任何一处市场上的布局，都是遵循这一点。
1967年7月1日，年仅47岁的瑞斯顿接任摩尔的总裁职位，而摩尔则成为了花旗银行的主席。花旗银行开始逐步进入瑞斯顿时代。
1968年，瑞斯顿携带新婚妻子到亚洲度蜜月。这是一个半公半私的行为，他的妻子很喜欢亚洲的风景，而瑞斯顿对花旗银行在亚洲市场的业务开拓情况始终不满。妻子度蜜月，他是考察业务。
当然，瑞斯顿是不会向妻子承认这一点的。
在他们观光到日本的时候，瑞斯顿的老朋友——富士银行董事长岩佐义直特地为他接风。在这次宴会上，瑞斯顿的妻子明显感觉到丈夫关心花旗银行的未来发展远远要多于他在沿途所拍摄的照片。
岩佐义直和瑞斯顿的私交并不是很深，但他们的相识就像是发生在电影里的情节。几年前岩佐义直有一次到美国出差，在准备返回日本的时候，飞机因为暴风雪而延迟起飞，滞留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岩佐义直意外地碰到了同样被滞留在机场的瑞斯顿。他们经过交谈，彼此了解了对方，算是结交了友谊。
如果仅仅凭借一面之缘，就让百事缠身的岩佐义直抽身来宴请瑞斯顿，这似乎不太可能。
岩佐义直有他的商业打算。二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迅速崛起，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日本银行业需要和日本企业一道进入到美国去。岩佐义直需要花旗银行的帮助。
花旗银行是华尔街的老大，如果富士银行能够和花旗银行合作，在美国的发展将会平坦得多。
其实这正中瑞斯顿下怀。花旗银行在亚洲的业务有着广阔的前景和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而日本市场并不是花旗已经收入囊中的猎物，花旗在这里举步维艰，日本政府的做法一直让瑞斯顿如鲠在喉。
花旗银行一直梦想着要打入日本公司的内部，而日本政府不允许花旗银行与日本人做生意。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花旗银行要想和日本企业做生意，必须通过中间人。这相当于30年前花旗银行在中国设立的买办。这种要求让瑞斯顿一直觉得就像是穿着棉袄洗澡，既不畅快，也不直接。
但是除了遵循日本政府的政策，他们也毫无办法。
日本政府对花旗银行的限制不仅于此。他们还要求花旗银行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要求花旗银行承诺不会进入日本的消费银行业。瑞斯顿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拒绝签订。
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拒绝签订，其他还能做什么呢？
什么也做不了，花旗依然无法进入日本的消费银行业。
花旗银行曾申请开设新的分行，日本政府为了拒绝花旗银行的申请，居然想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理由：日本政府眼下不再允许建设高层建筑，而花旗银行的营业网点只能设置在摩天大厦的底层才能与其身份和地位相匹配，所以我们相信花旗银行难以找到合适的营业网点，因此拒绝花旗银行的申请。
这让瑞斯顿哭笑不得。但他依然毫无办法，瑞斯顿每次提到日本政府时恨不得骂个狗血喷头。
政府在极力堵截花旗银行在日本的发展，花旗只好以退为进，他们希望同日本的银行合作。
和当地银行合作，以达到进入当地市场的企图，这是花旗银行常用的伎俩。尽管这种方式在加拿大市场和非洲市场曾有败走麦城的教训，但这并不妨碍瑞斯顿继续保持对这种方法的期望。
他选择的是富士银行，这是他在来到日本之前将自己的行程告诉岩佐义直的原因。
接待宴会披着一层友谊的外衣，却充满了生意味。除了岩佐义直和瑞斯顿之外，富士银行的高层、花旗银行的主席摩尔，以及花旗银行在日本办事处的核心人员悉数在场。
酒过三巡之后，摩尔便一语双关地对岩佐义直说：“有您和瑞斯顿在，就有美景在。”
岩佐义直听到后会心地笑着，说：“我们共同开拓和建设美景。”
这种积极的回应激励了摩尔，他将酒杯高高地举起，朗声说道：“我们应该一起干些大事情。”
瑞斯顿和岩佐义直带领众人齐头响应，大家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富士银行想从花旗银行获得在美国发展的帮助，而瑞斯顿将富士银行当作花旗进入日本的踏板。
烈火对干柴，有关生意场上的合作，他们一拍即合。
日本政府将银行业看作是决定日本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命脉。他们既反对美资银行进入日本广开业务，也反对日本银行向美资银行示好，达成合作。富士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合作，日本政府不会认可。
日本政府对合作的冷漠客观上帮了岩佐义直一个大忙。由于美国国内有着宽松的金融政策，美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管理并不像花旗银行在日本遭受的那样严格，富士银行可以很轻松地进入美国。
也就是说，富士银行其实并不是特别依赖花旗，甚至不需要依赖任何银行。而花旗这边却彻底不同，如果没有富士银行在前面当跳板，他们是无法进入到日本公司内部的。他们必须依靠富士银行。
正因为此，瑞斯顿和岩佐义直之间的对话并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瑞斯顿需要顺从着富士银行。
顺从的方式就是出让利润。生意场上最锋利的武器就是利润，瑞斯顿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接待宴会之后，瑞斯顿立即命令摩尔负责和富士银行合作的事情。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共同投资了一家商业银行。这家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经营花旗银行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日本的业务。
花旗银行在和富士银行共同经营这家商业银行上，一直在投石问路。花旗银行就是一个在夜晚误入狗窝的行人，为了不被狗伤害，他必须通过投掷食物来诱使狗出来，以便确定狗所在的位置。
日本政府就是那只随时都可能跳出来疯咬花旗的狗。
这种比喻可能不恰当，但确实是当时花旗银行对于与富士银行合作的心态。
亚太地区是花旗银行的利润区，花旗银行在这里有丰富的业务。如果不将这些业务投入到花旗与富士共同成立的商业银行里，所有利润都会一分不少地进入花旗银行的腰包。而一旦由共同成立的商业银行来操作，花旗银行就需要按照协议白白地将利润的15%拱手让给富士银行。这是瑞斯顿答应的。
岩佐义直知道瑞斯顿并不是在装傻。在瑞斯顿的考核体系中，他除了要计算花旗银行所流失的利润外，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一直相对应的指标：花旗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从日本市场上赚取了多少利润。
如果赚取的数额小于流失的数额，岩佐义直相信瑞斯顿会立即放弃与富士银行的合作。如果不放弃合作，那就说明花旗银行所获得的利润一定大于他们的损失。瑞斯顿完全就是冲着利润来的。
但无论花旗银行在日本赚取多大利润，岩佐义直都是赢利的。花旗银行在日本的业务和富士银行的业务并不冲突，花旗赚得越多也就意味着富士跟着分得的越多。他在干着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瑞斯顿通过富士银行从日本市场获得想要的利润，而岩佐义直从花旗银行获得利润。
他们的做法都是极其精明的。
这就是生意中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