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可怕的战争疑云

　　在帕金斯的潜意识中，希特勒始终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x因素。德国一行让他知道了花旗银行在德的资产是多么不安全，同时也督促他必须将视野扩展到花旗银行所有的海外分行上。

　　希特勒威胁的不只是花旗银行在德的利益，他威胁的是全球利益。希特勒的野心不只是在德国国内，而是在整个欧洲，甚至是全世界。也许希特勒会用全世界作为舞台来体现他的政治能力。

　　并且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从德国回来后，帕金斯每天的工作内容就增加了一条：加强对德国政局尤其是对希特勒动态的关注。每天的新闻都让他心惊肉跳，每条新闻的背后都充满未知的凶险。

　　1935年3月中旬，美国媒体报道希特勒正式撕毁《凡尔赛和约》，开始重装军备。花旗银行的董事雷兰和帕金斯开玩笑说：也许是希特勒对德国的治安不够满意，他只是增强治安力量。

　　这只是玩笑。美国人对凡尔赛和约并不是很在意。法国人很在意，他们恨不得置德国于死地。而美国人甚至认为《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过于苛刻，国会曾两次拒绝政府参加《凡尔赛和约》。他们知道德国民众对和约条款的反叛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希特勒终于明目张胆地干出来了。

　　但帕金斯知道希特勒绝不是在和国际社会开玩笑。希特勒重装军备的背后，必然是发动战争。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一个撕毁和约的人必然会通过武力来让旁观者觉得他的举动无可指责。

　　帕金斯静静地等待着希特勒打响二战的消息。希特勒继续为大规模发动战争作准备：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同年7月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3月和1939年3月，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兼并。这些战争在帕金斯看来，只是希特勒在测试他的武器装备。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的消息传出后，帕金斯知道在欧洲地面上大规模的战争极有可能会爆发。他立即下令花旗银行在欧洲的最后一批分行全部关闭，并要求这些驻外代表立即回到国内。

　　帕金斯对战争的恐惧是有历史渊源的，兵败俄罗斯的疼痛并没有完全从花旗银行身上消失。

　　兵败俄罗斯的当事者是花旗银行前任总裁范德尼普。当时花旗银行的主席是史蒂尔曼。早在1902年，范德尼普就写了一片鼓吹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文章，他一直认为俄罗斯是美国资本的黄金机会。

　　范德尼普始终有到俄罗斯建立分行的愿望。花旗银行是俄国沙皇政府的存款银行，这使得花旗银行的董事和俄国沙皇政府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和良好的关系。1916年前后，俄国沙皇政府曾邀请花旗银行在俄罗斯设立分行。这个消息让范德尼普喜出望外，他第一时间将消息传给史蒂尔曼：

　　“如果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开设分行，俄国政府能够提供许多帮助。我们收到了他们的邀请。”

　　尽管史蒂尔曼已经退居二线，公司的日常运营由范德尼普负责，但任何重大事务的决定必须要向他请示。范德尼普以前曾向史蒂尔曼提到过在俄罗斯开设分行的想法，史蒂尔曼都未准许。

　　这次之所以又提出来，除了沙皇政府邀请外，范德尼普还收到了客户的建议。

　　美国的公司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第一家到俄罗斯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随后，有很多公司业务的触角都伸到了俄罗斯。

　　这其中就有花旗银行的客户。这些客户向范德尼普建议：花旗银行应该到俄罗斯设立分行。

　　其实花旗银行到俄罗斯设立分行，美国政府也是大力支持的。美国驻俄大使在向美国总统汇报工作中说：花旗银行如果能够在俄罗斯开设分行，将使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业务变得更为直接和便捷。

　　受美国总统的指示，美国商务部长曾邀请范德尼普到商务部商谈在俄罗斯开设分行的事情。

　　当时在1914年11月，刚刚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史蒂尔曼和范德尼普都觉得未来的形势不可预期，在这个时候到俄罗斯开设分行风险太高。他们婉拒了美国政府的好意。

　　但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战争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于俄罗斯。在1916年春天的反击中，俄罗斯不仅击退了德国军队，还乘胜收复很多失地。协约国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胜利指日可待。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一战前俄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它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以断定，一旦战争结束，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将会好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金融业将在这里获得无法想象的发展机遇。

　　如果在这个时候接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邀请，花旗银行将会获得对手无法获得的先机。

　　前景实在太诱人了。史蒂尔曼和范德尼普决定派人到俄罗斯进行实地考察，花旗银行的两名副总裁受命负责这件事情。他们一到俄罗斯就难以掩饰兴奋之情，他们在给范德尼普的信中说：

　　“我们被你派到这里考察，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

　　他们的调查报告写得十分翔实。这份报告印证了范德尼普对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判断：任何一家银行都会在俄罗斯赚到在别的地方无法赚取的大钱。他们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在俄开设分行的事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范德尼普忽视了俄国内部正在发生巨变的政治形势。

　　这只能怪他们经验不足。花旗银行才在1914年开始迈出海外发展的第一步，范德尼普当时只是单纯地认为花旗银行只是在做金融生意，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而忽视了对政治形势必要的分析。

　　和花旗银行保持良好关系的俄国沙皇政府在1917年初倒台，这个信号并没有引起花旗银行的重视，甚至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同俄国临时政府谈判，美国认为他们在俄的商业利益不会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范德尼普没有理由减弱花旗银行在俄的业务。

　　但形势的变化有点令人猝不及防。在1917年11月，俄国的当权派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是社会主义，它在12月宣布俄国全部银行业收为国有。这个消息传到范德尼普的耳朵中时，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花旗银行1917年1月才在俄开设第一家分行。

　　没有人能够想到，仅仅在11个月之后，完全被布尔什维克没收。更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在之前的判断中，所有人都认为俄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分行前景一片大好。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

　　范德尼普欲哭无泪。这是花旗银行第一次遭遇海外资产国有化问题。兵败俄罗斯的教训像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警钟始终响在花旗银行历任主席的耳畔。所以，当希特勒打响欧洲战争时，帕金斯唯一的做法就是关闭花旗银行欧洲分行业务，最大程度地确保花旗银行的资产不受一分一厘的损失。

　　5．美国会参战吗

　　帕金斯一刀切式地关闭花旗银行在欧洲的所有分行，这个提议在董事会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花旗银行毕竟只是一家金融公司，虽然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但也犯不上和战争去抗衡。

　　何况出身美国以及和美国政府有着良好关系，在美国的对手那里，反而会成为花旗银行的致命伤。

　　所以当战争来临时，花旗银行只能选择退缩。这看起来是一个保全财产的明智手段。

　　但有一位董事提出异议：危险和利润是成正比的，越危险也就意味着利润越高。当所有的美资银行从欧洲市场上撤出时，这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一家有胆量留在欧洲的银行都会获得巨大的商业机会？

　　而冒险在欧洲市场上攫取高额利润，是不是保全资产的另外一种方式？

　　这等同于体育赛场上最常说的一句话：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这位董事还说出了他对花旗银行将欧洲分行全部撤出的另外一种忧虑：如果我们的客户还没有从欧洲市场上撤回来，客户会如何看待我们？他们应该享受的服务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这个问题很现实。虽然帕金斯对撤出欧洲市场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谨慎的行动，但依然有客户对花旗银行感到不满。这些客户心有怨气，但战争作为不可预知因素，他们也无权要求花旗银行留下来。

　　这些怨气虽然暂时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客户永久不会发作呢？

　　帕金斯八年前在上台时曾将恢复花旗银行的荣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在帕金斯眼里，荣誉是无价的，并且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客户只会选择值得信任的银行，而不是不值得托付的银行。

　　帕金斯单独约见了这位董事。他虚心向这位董事请教董事会做何种决策是最完美的。

　　他们会面的时间在上午十点左右。太阳刚刚从地平面上爬出来不久，斜斜地挂在窗户的东南角。

　　“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在伦敦保留分行。”这位董事坐在帕金斯面前，开门见山地说。

　　帕金斯也是这么想的：英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美国和英国之间有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即便是战争有一天烧到英国地盘，美英之间的贸易也不会被割断。这就需要花旗银行必须在伦敦保留分行，以满足美英两国贸易商的业务需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保持在伦敦分行的运营，也就保持着花旗银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联系。这是花旗银行伸在美国之外感知世界的触角。

　　听到这位董事的话，帕金斯欣慰地笑了一下，夸张地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按你说的办，我们在伦敦的分行不停业。”

　　伦敦分行就这样成为了花旗银行二战期间在欧洲市场唯一未关闭的分行。尽管是从二战开始后不久就彻底陷入了亏损状态，但花旗银行董事会一直在努力维持着它的运营。它成了花旗在欧洲的象征。

　　从国外撤回来，是不是就意味着加大国内业务拓展的分量？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几乎超出所有董事的预料。

　　一战的经验尚在董事的脑海中铭记：战争的前半程，美国政府保持中立，同协约国做起了关于军事物质的巨额生意；战争后期，协约国和同盟国皆已筋疲力尽，为了保证协约国对自己的欠款不打水漂，美国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它还想作为战胜国来攫取战后利益。否则战后胜利的一方分钱的时候，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来分得一杯羹。

　　在整个一战期间，其他国家都是用战争的方式在进行利益维护，而美国却用一种生意的方式和经济学家式的思维来获得利益。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美国的任何一家银行都在一战中获得了巨大利润。

　　所以花旗银行的董事们有理由依然乐观地认为：他们将如在一战中那样成为战争的赢家。

　　况且他们这样认为有充足的现实根据：美国民众不希望政府参战，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希望国家保持中立政策，就像是在一战中那样，别人利用战争消费军事物资，他们用贸易的形式提供军事物资。

　　中立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同样，在花旗银行董事会上，一种鼓吹“为国内企业主做好新一轮服务”的论调在弥漫。鼓吹这种论调的董事认为战争的耗费将会为美国的工业带来商机和投资热潮。花旗银行理应为未来的经济热潮提早作好各项准备，而不是被动地等待需求找上门。

　　而帕金斯却在未来银行业务走向的判断上保持着异于常人的冷静。他觉得尽管目前中立主义成为民众的共同愿望，但这种愿望难免会失望。当敌人主动侵略过来的时候，难道你还会要求中立？

　　他的这种认识和罗斯福总统一脉相承，罗斯福总统曾在1937年发表过一次防疫演说。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曾冷酷地向民众表示：保持中立有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在将来战火烧遍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得以被战火排斥在外。美国民众应该作好参与战争的准备。

　　这是罗斯福三年前的观点。现实的形势似乎并不支持他的判断：美国政府实行的政策正是一战前的翻版：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在美国政府眼里没有敌人，只有商业伙伴，参战的双方谁都能从美国政府那儿买到军事物资，只要价钱合适。而罗斯福本人正为二次连任总统悄然布局。他传出的政治主张就是：我主张和平，我们防御的目的就是防御，如果我连任，保证不让孩子们上战场。

　　这是罗斯福的真心话，还是讨好民众的鬼话？帕金斯不敢断言。

　　如果一个人已经确立了某种观点，他的行为总是会暴露的。这是帕金斯的读人经验。

　　1940年6月17日上午，帕金斯从白宫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陆军部长伍德林被解雇。

　　这意味着什么？陆军部长伍德林是一个彻底的中立主义者，他被解雇，是不是意味着白宫开始了伍德林不愿意参与的动作？显然，一个不愿意配合上司行动的人，其唯一的结局就是被解雇。

　　踢开不执行命令的人，一贯是罗斯福总统的做法。他一旦决定做某件事，绝不允许存在任何障碍。

　　帕金斯给罗斯福打了个电话：“我始终认为伍德林是一个不错的高级将领，你或许认为我没有资格来评价你手下的将领们，但我认为他一贯坚持的中立主义正契合了美国广大民众的意愿。”

　　这是帕金斯的违心话，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伍德林。他知道罗斯福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不喜欢别人指责他的任何决策。他这样说，就是为了激起罗斯福的怒气，趁机套出他解雇伍德林的真实原因。

　　罗斯福果然上套，也许是他觉得帕金斯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没必要隐瞒他。“我需要他来执行我的命令，向英国输送战机。他不愿参与这样的任务，为了确保任务顺利进行，我只能将他解雇。”

　　输送战机？听到这个敏感的词语，帕金斯似乎有点语无伦次，他急切地问：“我们要参战吗？”

　　罗斯福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老朋友，你想得太多了。或许我应该提醒你看看5月29日的报纸。上面有一条可以帮助你的重要新闻。”说完，罗斯福就挂断了电话。

　　帕金斯站在电话机前冷静了一会儿，才觉得刚才的问话很冒失。是否参战是国家机密，总统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并且这样的决策并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还需要国会的批准才行。

　　事实上当时的罗斯福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的民众不愿意参战，而罗斯福本人始终觉得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已代表全世界问了罗斯福和帕金斯同样的问题，罗斯福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罗斯福不想因为过早地表达观点而使自己的局面被动。

　　对于这种重大的事情，只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帕金斯仔细思考着罗斯福说的最后那句话：看看5月29日的报纸？那上面有可以帮助自己的新闻？为了弄明白罗斯福的意思，他急忙找到那天的报纸。

　　那天的报纸上有一条关于白宫动态的新闻：昨天，罗斯福宣布重新启动一战时的国防理事会。美国各大工业资本家几乎都上了这一届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名单。这说明了什么呢？

　　帕金斯恍然大悟：罗斯福其实一直在为参战作准备，邀请这些工业资本家进入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主要是因为战争物资需要工业生产做后盾。罗斯福让自己看这条新闻也许暗示自己他要参战。

　　这个判断让帕金斯兴奋异常，他立即将花旗银行除了他之外最重要的三个人叫来分享他的重大发现。这三个人分别是：瑞斯切尔、伯吉斯、布雷迪。帕金斯神秘地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会参战，你们要仔细研究一下一战的资料，尤其是要搞明白在战争环境下花旗银行应该怎么做才能利润最大化。”

　　6．财政部编排的忠字舞

　　应该说，帕金斯颇有先见地读懂了美国在未来五年的经济动态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资本与战争的关系：战争需要资本，资本只有服务于战争，才能获得最大利润。

　　帕金斯在他的办公桌上摆起了游戏：圆珠笔代表的是美国政府，剪刀代表的是美国军队，一枚硬币代表的是花旗银行，电话机代表的是军火商。他将一张空白的纸张撕碎，碎片代表的是普通民众。

　　假设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边境。代表着美国军队的剪刀需要奔赴前线，紧跟着就是军火商要向军队提供军火。接下来，为了使军工厂的生产不被停止，而美国政府只有源源不断地向军工厂提供资本。

　　但美国政府有多少钱呢？帕金斯找来当年美国政府的财务报表。从这份报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萧条给美国带来的创伤并没有彻底抚平，美国政府的收支刚刚平衡。如果战争一旦打响，政府就会立即陷入严重的赤字困境之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解决资本的来源问题。

　　资本从哪里来？显然，只有从民众中来。世界各地已经燃起了熊熊战火，民用产品已经没有市场可供销售，和平时期的资本家会陷入无生意可做的境地。美国政府解决资本的主要来源只能是民间。

　　他们怎么才能从民间收集到资本呢？这个时候，花旗银行就有机会大显身手。美国政府会向公众发行国债，通过银行业的购买和代销而完成资本的聚集。帕金斯将代表花旗银行的那枚硬币摆在了美国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他知道，花旗银行在起着桥梁作用的同时，将会获得他所需要的利润。

　　也就是说，花旗银行一定要作好为战争进行融资的准备，这可能是战争期间花旗最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如帕金斯所料。

　　罗斯福在竞选中向民众承诺：如果敌人不主动入侵，美国绝不会参与战争。

　　但日本成全了罗斯福的参战梦想。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军事基地，这为美国参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同时也改变了美国民众原有的中立观念，他们决心要教训一下嚣张的法西斯。

　　源源不断的军队被派往欧洲战场。为了募集战争需要的资本，美国政府充分利用了银行业：他们发行了大量银行债券，既要求银行进行购买，又要求银行业做好这些债券的代销工作。

　　这正是花旗银行管理层所期待的。为了激发银行业参与政府募集资本的热情，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花旗银行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不仅成为了政府的最大存款银行，还成为购买和承销政府债券最多的银行。同样，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利润。花旗银行在和政府的配合中赚个盆满钵满。

　　并不是所有银行都像花旗银行一样有先见之明。有些银行预判美国政府会像对待一战那样对待二战，热衷于投资民用工业。然而随着战争的延伸，美国政府实行了管制经济：所有银行的民用业务都受到了限制，工业生产也都全部转向为军用物资服务。他们在政府债券业务上远远落后于花旗。

　　这应该感谢帕金斯的预见，其实更应该感谢帕金斯身后的团队。罗斯福谋求二次连任总统宝座，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连续三个任期的总统。罗斯福连任可能性很大，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民众小心行事，他们不愿在这个节骨眼上因更换总统而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不是那么统一和连贯。

　　美国民众希望罗斯福能够在总统位置上再干一任，罗斯福本人对于连任也信心十足。帕金斯曾和罗斯福描绘了两人在战争期间合作的美好前景：你率领美国人民对抗战争，我率领美元来满足你。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40年7月，刚刚62岁的帕金斯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突然离世。

　　接替他就任花旗银行主席职位的是瑞斯切尔。瑞斯切尔和帕金斯共事多年，从1929年起就一直担任着花旗银行的总裁职务，他对帕金斯为花旗银行制定的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接替瑞斯切尔成为新任总裁的是花旗银行国内业务负责人布雷迪。伯吉斯还继续担任花旗银行的副主席。

　　这是一个优秀的三人组。他们不仅遵循着花旗银行业务政策的连贯性，还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伯吉斯从帕金斯手中接过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棒，他代表花旗在政府募集资本的各项演出中担当主角。他本人不仅是美国财政部在战略融资方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还担任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总裁。无论是私人会谈，还是公开演讲，他都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政府的支持。花旗银行因而成了美国政府最信任的银行，政府融资的各种机会都优先给予花旗，从而使花旗成为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

　　瑞斯切尔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客户关系。这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工作。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为政府作好服务，虽然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当前需要干的事情。战争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一旦战争宣告结束，支撑花旗继续向前走的必然不再是政府，而是企业。出于对未来的考虑，瑞斯切尔每天都去拜访大客户，和他们喝喝茶，聊聊天，始终保持着联系和良好的关系。

　　花旗银行在战后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和瑞斯切尔在战争期间精心维护的客户关系密不可分。

　　布雷迪一直是花旗银行国内业务的总负责人。伯吉斯忙于和政府的外交关系，瑞斯切尔忙于拜访大客户，布雷迪只好待在家里做好总管工作。他有着很强的业务能力，被誉为银行家中的银行家。有他坐镇，花旗银行的业务始终处于一种有条不紊的状态当中。他是花旗银行平稳发展的坚强后盾。

　　正是由于这样优秀组合的存在，使得花旗银行成为二战期间同行中的魁首。帕金斯应该含笑九泉。

　　7．跟着美国舰队混

　　花旗银行在战争期间完全效忠于美国财政部，这种选择看起来很不错。

　　但战后呢？花旗银行在战后该如何进行业务布局？尤其是如何面对满目疮痍的国际市场？

　　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花旗银行主席瑞斯切尔的大问题。

　　1945年8月16日，这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弥漫在全世界的战争烟火终于在昨天宣布结束。华尔街和美国民众一起在欢庆和平时期的到来，华尔街的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张灯结彩的景象。

　　每个和瑞斯切尔打招呼的人都喜气洋洋，但瑞斯切尔却忧心忡忡。

　　他的忧虑来自于美国商界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

　　“硝烟弥漫的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开启一场谁都读不懂的经济战争。” 一位客户这样说。

　　按照这位客户的判断，任何战争之后都会伴随而来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一战的产物。经济危机和战争之间的逻辑是这样的：战争之后急速增长的各种需求会带来无比高涨的投资热潮，经济泡沫在投资热潮中悄然产生，当泡沫达到一定大时，经济危机就随之发生。

　　花旗银行前任主席帕金斯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1940年初期在写给股东的信中说：

　　“经济危机是战争的必然结果，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间所抗争的经济危机都是从一战中引发的。”

　　经济的发展规律真的是这样的吗？难道经济发展总会因为战争而始终有一个逃不出去的怪圈？

　　瑞斯切尔无从得知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其实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只能在未来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的经济危机出现后，这种判断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对未来是否发生经济危机并不担心。

　　他所担心的是这种判断对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如果所有美国企业家都悲观地认为战后一定会出现经济危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将会锐减，他们的资本需求将会被遏制。

　　而花旗银行玩的就是资本游戏。当资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花旗银行该怎么办？

　　这正是瑞斯切尔所真正担心的问题。

　　除了经济预期不被看好之外，政治因素也成了一把悬在花旗银行管理层脑袋上的冷剑。

　　1945年10月的一天早晨，瑞斯切尔被一条新闻标题所吸引：二战之后，谁是欧洲最大的侵略者？

　　欧洲的局势一直是瑞斯切尔所关注的重点对象。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认真地读起来。

　　这篇新闻绝不是骇人听闻：共产主义热潮在侵蚀着欧洲各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热潮中充斥了苏联共产主义分子的身影；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苏联的帮助下极其活跃地进行各种斗争；法国共产党在国内逐渐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意大利最主要的工会组织被共产党控制着。

　　欧洲的局势正如这篇新闻的结论一样：共产主义正在全面向欧洲的各个国家进军。

　　共产主义开展得越普遍，花旗银行的生存空间就越狭小。一战期间花旗银行在俄分行被共产主义国有化的疼痛还未完全消失。任何一名花旗人宁愿放弃市场，也不愿意再到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做生意。

　　瑞斯切尔粗暴地将报纸扔在了一边，内心极其沉重。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欧洲市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花旗银行的福地。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花旗银行海外分行几乎全处于亏损状态时，唯有在华的业务一直处于盈利阶段。正是依赖于在华赚取的利润，花旗投资人才拿到分红。

　　但战争让花旗不得不停止在华进行的各种业务。

　　瑞斯切尔找出1939年花旗银行在华业务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里有他感到最惊诧的一句话：1939年9月，花旗银行中国上海分行每天有将近九千位顾客前来办理业务，他们几乎挤爆了整个营业厅。

　　每天有九千人？这该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瑞斯切尔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他想不出来。

　　正是对中国分行业绩的念念不忘，二战刚刚结束，瑞斯切尔就急不可待地要求召开有关何时在华恢复经营业务的董事会。董事会的大部分董事和他一样，都将中国市场列为最值得相信和期待的市场。

　　瑞斯切尔恨不得立即回到中国市场，但花旗银行副主席伯吉斯却有着另外的考虑。伯吉斯一直是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能够早于别人获得有关世界各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他异常关心中国的政局。

　　“中国的政局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稳定，共产主义在这里有着广阔的民众基础。”伯吉斯对瑞斯切尔说。伯吉斯并没有反对在华开展业务的意思，他只是将存在的风险作了必要的提醒。

　　瑞斯切尔依然主张尽快恢复在华业务。他有着自己的根据，他在白宫的一位朋友给他作了这样的分析：“美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这是美国防止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有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瑞斯切尔相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美国的武器很先进，军事经验也很丰富。

　　瑞斯切尔觉得，如果不能相信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的决心，花旗银行将会在华失去重建的先机。中国人民有着庞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很有钱。但他们并不只是相信花旗银行，只要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他们都会相信。花旗如果不能抢先一步，二战前建立的信誉将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

　　出于抢占中国市场的考虑，1945年12月10日，二战结束后还不到四个月，花旗银行中国上海分行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复业，上海分行的建立被认为是花旗重建中国业务的第一步。很多人都认为，花旗银行紧跟着将会重新开设武汉、北京、哈尔滨的分行，花旗银行将在中国市场重振雄风。

　　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随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形势逐渐明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而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却一天比一天扩大。对共产主义一直很忌惮的花旗银行不得不撤回美国。

　　几年之后，花旗银行在华业务总负责人麦肯凯回忆说：我们重返中国市场时雄心勃勃，但我们的信心很快就被打击得支离破碎，随着共产党的不断胜利，我们只有撤退一条路，我们别无选择。

　　中国的共产主义切断了花旗银行在中国发展的道路。那么欧洲市场呢？

　　对待欧洲市场，花旗银行始终是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

　　应该说，花旗银行高层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还是乐观情绪在起主导作用。

　　即使中国市场有风险存在，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和值得冒险。中国的市场太好了，全世界都难找。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保守政策而失去这块市场。尽管最终的结果证明他们赌输了，但他们不后悔。

　　对欧洲的市场，他们不愿意去赌。虽然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但欧洲各国本国的银行业也相当发达。花旗银行与这些国家的银行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也就是说，花旗银行之所以在欧洲开设分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需要。但如今美国商界对战后经济形势普遍不看好，这势必会影响美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热情和业务量。

　　如果美国企业对欧洲市场都不热情，花旗银行凭什么能热情起来？

　　何况欧洲的共产主义热潮越演越烈。

　　除了保持伦敦分行继续营业之外，1948年花旗银行法国巴黎分行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下重新开业。新的营业点并没有选择原来的香榭丽舍大街60号——这里太繁华了，花旗银行不想被人注意，他们选择在美国国际银行公司的旧仓库里办公。也许他们觉得他们在巴黎的时间并不能长久。

　　当时的形势给了他们这样的感觉：不断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好像能够在一夜之间统治整个欧洲，花旗银行巴黎分行的员工老是担心一觉醒来发现有苏联的大炮顶在花旗银行的门口。

　　他们有着随时撤离的心理准备，这是他们对营业地点并不讲究的根本原因。

　　瑞斯切尔于1948年3月在去古巴考察业务的路上突然去世，花旗银行总裁布雷迪被选为花旗银行主席。在谈到欧洲市场业务的未来时，他说：“我们不要关心资本主义，而是要读懂共产主义。”

　　中国市场铩羽而归，欧洲市场杀机重重。花旗银行高层将眼光转移到其他海外市场。

　　但他们很快就理解了祸不单行的含义。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

　　二战期间，花旗银行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业务得到了蓬勃发展。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对原材料和食品的急剧增长需求，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的机会。花旗银行从中捞取了不少油水。

　　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好日子也一并结束。如华尔街对战后经济形势的预言一样，这两个国家立即迎来了经济发展近乎停滞的痛苦生活。花旗银行在这两个国家开设的分行所获取的利润立即锐减。

　　但是细心的花旗高层还是从日本和菲律宾市场读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

　　花旗银行在战后第一时间内恢复了在这两个国家的经营。很快，花旗银行就从这两个国家获得了丰富的业务量和巨额利润。它们并不是花旗银行海外市场中的优势地区，是什么给予了花旗机会？

　　瑞斯切尔召集花旗银行董事会对日本和菲律宾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他们发现了影响业务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在当地的驻军。菲律宾一直受美国的殖民保护，美国派到菲律宾的高级将领一直是菲律宾政府日夜供着的爷。花旗银行在此经营业务自然毫无风险。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为了对抗远东的共产主义热潮，美国对日本采取了扶植政策。美国政府派兵驻扎在日本国土，日本人看见美国人就像老鼠见了猫。花旗银行在日本的业务自然也是相当安全。

　　因为美国驻军的存在，这给在当地经营的企业和与当地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是美国人的地盘，在这个地盘上出身美国的银行是最安全的。另外，驻军本身也为花旗带来很多生意。

　　看到这个分析结果，瑞斯切尔对董事会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因素，兵败俄罗斯的悲剧将会重演。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读懂一个国家的政局，那我们唯一的考虑就是要紧跟着我们的军舰。”

　　跟着美国舰队混，成为花旗银行开办分行时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