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苏州，在苏州居住了三十年，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苏州为我第一故乡，上海才是我第二故乡。语云：“游子不忘故乡”。我这个回忆录，写我儿童时代在苏州，就占了不少篇幅。就是住在上海时，一年也有好多次到苏州，除非暂时不在上海。有一年，到年终计算下来，竟去了数十次，这是有特别原因的。
苏州本来是个省城，人文荟萃之区，物产繁华之地，俗语所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别一个省城所望尘弗及的。可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苏州渐渐有退化的现象。为的是西化东渐，有一个“强邻”虎视眈眈在你侧，那就是上海。因此向来有些老辈，不许子弟到上海去的，总说上海是坏地方，现在也放任了。资产阶级向来不做上海生意的，现在觉得容易赚钱，也做上海生意了。科举既废，读书人觉得在苏州无出路，也往上海跑了。但苏州终究是个清嘉安适的住宅区域，所有老乡绅、老寓公，还觉得此间乐，不肯放弃。一直到国民党北伐军兴，迁都南京，江苏省政府移往镇江，苏州省城一变而成为一个县城，真有一落千丈之势。
但我还是常到苏州去的，因为我在苏亲友很多。我有一位老姊在苏，姊丈已经故世了，时常要去存问一下。我的岳家也仍住在苏州。后来我的两个女儿，在苏州天赐庄景海女学校读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堂），也得去看看她们。好在苏沪火车便捷，快车不到两小时，价钱便宜，我常是坐二等车，车费不过银圆六角。
最妙的在苏沪往来间，常常遇到新知旧友，在谈天说地之中，往往得到新闻故事。有一次，我在火车中，对面坐一人，似为绅士模样的，他对我点头微笑，我亦报之以微笑。他问我贵姓，我出一名片示之，他也报我一名片，乃阮忠枢（号斗瞻），为袁世凯四方奔走，当洪宪时代之先，人称之为神行太保的。我在《小时报》写一则曰：《阮忠枢之脚》。毕倚虹则写一则曰：《张一麟之头》。因张当初力言袁世凯决不做皇帝，倘真做皇帝，请砍我头，真如孟子所说的“君子可欺以方”也。
又有一次，我在火车中，遇到吴稚晖先生，他和我大谈其报馆发行报纸。他说：“清晨走过望平街，群众杂乱，人行道上，尽是报纸。在外国，报馆出版了报纸，自己绝不发行，另有一个机关，专为发行报纸的。”我说：“这也是习俗使然，上海报贩凶得很，他们可以挟制报馆。”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里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他在清季，就是沪杭铁路建筑时，他是浙江方面的主办人；江苏方面，就是吾吴王胜之先生（同愈）的主办人。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总之每一次在火车上，遇到的新知旧友，笔难尽述。但这一次我所遇到的这位先生，我要记述一下的了。
这一次我从上海回苏州，刚在火车上坐定，却见前排椅子上有位躯体魁梧的先生，过来和我招呼。我认得他，这是王引才，上海人，是个教育家，一向在上海王培孙所办的南洋中学教书。他是我老认得的，在未到上海之先，同朋友到嘉兴参观秀水学堂，他就在那里教书了。后来在时报馆的息楼，他也来过几次，因此并不陌生，于是他从前排椅子上移过来，和我坐在一起了。他知道我是苏州人，便问：“常回苏州吗？”我也问他：“也是到苏州去吗？”原来他已由省里委他做吴县县长，现在他就上任去的。
现在要叙述在哪个时代呢？这是国民党北伐成功，移都南京，江苏省城迁往镇江的时候。不过像王引才这样的老教育家，有些冬烘气息的，竟也想出来做官，殊出意外。我当时便向他道贺：“原来是老父母，我要改称为公祖了。”他说：“老朋友！别开玩笑！我是蒙钮惕老的照顾，他说江苏有好几县份，都还没有委人，叫我选择，我就选了个吴县，因为苏州乃我吴文物之邦，我可以向诸位老先生们请教。”我至此方知道他是走了钮惕生门路而来的，钮惕生是松江人，他们的同乡，那时江苏的省主席，是不是钮惕生，我可忘记了。
但王引才是一个老实头，我不能不以诚意告他，我说：“苏州现在成为一个空壳子，从前在地方上有权力的一班老先生，所谓绅士阶级，都不在苏州了，你所熟悉而要去请教的是哪几位？”王引才道：“我实在没有熟悉的人，本想请钮惕老写信给张仲仁先生，惕老事忙也未写，我想到了苏州，便去拜访他们。”我说：“张仲老也不在苏州，还有何人，你所认识的吗？”他说：“没有！”我想：“糟了！你一个人盲天瞎地地跑到苏州，举目无亲，谁来睬你呢？”
我又问他道：“你这一回去，总算是到任了，可曾通知苏州的县衙门里呢？”他说：“听说省里已有通知下去，我呢，也已得到了省府的公文。不过我不想马上就接任，到苏州后，打算先观察一番。”
我想到在前清时代，无论那一个外省官署，凡是新官到任，总要忙乱一阵，还有交印、接印的仪式。虽是一个县衙门，却人员极多，因为他是一个地方事务官，与老百姓最亲近，什么事都要管，现在可不同了。这几十年来的政治变幻，我也未加研究；从前的官场情形，我也更不熟悉；王引才既想做官，自然应当知一点治理之策，谁知也是个吴下阿蒙。他说：“我这一次出来，现在想想，殊觉冒昧。今日得遇老兄，可谓幸事。你告诉我张仲老不在苏州，那我到了苏州，去拜访谁呢？你老兄到了苏州，住在哪里呢？”我说：“我住在表弟吴子深的家里，在阊门内桃花坞。”
我也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想住旅馆。听说城外旅馆极多，随便拣一家住就成了。”我说：“万不可住城外旅馆，那是下等娼妓出入之所，不管你是何等客人，她们便闯进你房间里来。而且还有流氓、土匪，知道你是县长，那更糟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还是住城内旅馆，比较干净些，但也不要露姓名，反正我没有什么事，我可以陪你到我熟悉一家旅馆去。”这家旅馆在景德路近观前街，安置已毕，我们两人便在松鹤楼吃了一餐饭，我算是为他接风。谈吐之间，他自称冒昧从事，我觉得他非但冒昧，实在有点糊涂。苏州人有句俗语，叫作“湿手捏着干面粉”，看你如何处置了。引才皱了眉头，再三要我帮忙，好像要我做他的高等顾问，我离苏已久，于故乡事也不甚了解，真是爱莫能助。
我问他：“你出省时，上级对于你，是否有所指示？第一是地方经济问题，现在江苏各县，都成为贫脊之区。”他说：“没有呀！”我问他：“你曾否请示过？”他也说：“没有！省府里的几位先生，都是忙乱得很。他们的意思，以为地方上的经费，总是在地方上筹集，苏州地方的公款，都是在苏州几位绅士的手中，所以我此来要拜访张仲老呀。”我想：此公热中于做官，以为吴县是一个好缺，可是今非昔比，看他是一个书呆子，把一个烂包袱给他背上了。
我本来不管此事，也无能力管此事，引才却再三要我给他想想法子，我只得说让我考虑一下。
到了吴子深那里，和他谈起路上遇见王引才，是新到任的吴县县长。子深问：“是怎样一个人？现在苏州真是糟透了，地方上的事，要略尽一点义务的，谁也不管，变成个无政府。是你的朋友吗？我们见见他，明天请他吃一餐饭，如何？”我这里又有个插话了，桃花坞吴家，我舅祖清卿公（前文早有纪载）即子深的祖父，他是个富翁，可是苏州是绅富并重的，官场中有什么事，都邀请他，无非是要钱。虽然自己也是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却是最怕见官。到了我表叔砚农公的时期，是子深的父亲，便渐已开放了，苏州的富室，都已到上海做生意，他们也在上海买起地产、开店铺、营商业。及至在子深的时期，那是更加发展了。因为他是一位画家，在城南沧浪亭，造起了一座苏州美术学堂。在南园，设立了一个小小农业试验场，似乎一破先人固守主义之戒了。
我因此怦然心动，便说：“你问是怎样一个人，人却是一个正派人，是个老教育家，决不成为什么贪官污吏。不过太庸懦了，他以为苏州是一个好地方，绝不知它现在的内容。苏州人士，他一个也不认识，今天见了我，一定要我给他想办法。你知道的，我有什么办法可想？你若高兴，帮帮他的忙也好，也是地方上公益的事。”子深问：“如何帮他的忙呢？”我道：“老实说：便是钱的问题，俗语说得好：‘有钱万事兴’。不然，就僵化了，他是想在地方上筹款。”子深说：“你知道！此刻他们都不在这里，南京的南京，上海的上海。好，我们明天与他见了面再说吧！”
王引才在旅馆里，正在发愁，如何与苏州地方人士接洽，见了我们去，十分欢迎。子深与引才两人也谈得很好，因为王引才是一个不搭架子的人，吴子深一个不懂客气的人，两人说说笑笑，真觉一见如故。我于此简单说一句，子深已肯在经济上给他帮忙了。因为他的亲戚故旧，都是绅富阶级，银钱上也时有往来，上海的俗语：叫作“兜得转的人”。好在为数不多，筹措到这么二三万块钱，就可以渡过难关。县政府是公家机关，它是有收入的，不怕它少了人家的钱，何况有吴子深的担保呢！
有了钱，王引才便有恃无恐地接任了。衙门里留守着的职员，正在窘迫中，薪水无着，现已有望了，所谓“有奶便是娘”，这话不差的。王引才没有带家眷来，孤家寡人，一个人便住在衙门里，不耐寂寞，常常溜出来，各处乱跑。在前清时代，一个知县官，在省城里，出衙门时，虽没有放炮吹鼓，可是要蓝呢四人轿，前有红伞，后有跟马，还要喝道呢。到了民国时代，当然没有这势派，但是既然是个官，也须有个尊严，如此溜出溜进，也不像样。我们劝他，还是租两间房子，住在外面。再买一辆私家人力车（苏人呼为包车），雇用一个车夫，用以代步，较为合宜。这可以作县长正常开销的，他也听从了。苏州那种人力车，脚踏下装有一铃，叮当作响，他坐了招摇过市，也显出一些县长威风。
但是苏州的那些老乡绅，还是瞧不起他的，他们有些都是科甲出身，在前清做过大员的，从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县官。王引才自命为新人物，也不买他们的账，你摆出你的绅士权威，也吓不倒人。其中有一位费仲深（树蔚）在袁世凯时代做过肃政使的（等于前清的都御史），对于王引才嗤之以鼻，说这等人也配来做县官。张云搏（一鹏）是张仲仁的兄弟，性喜诙谐，他说：“王引才这样的痴头痴脑，真是一个痴官。”（按：痴官这个名词，早已有之，如戏剧中戴圆翅纱帽，抹白鼻子，穿短官服一类的是。）苏州人士，口齿轻薄，往往喜欢题人家以绰号，但一提出来，觉得维妙维肖，这个口碑，就传诵人间了。
我在苏州不过勾留了三四天，便即回到上海。在赴苏的火车中，无意地遇到了王引才和子深两人，帮助了他接任吴县县长，也是佛家所称的一个“缘”字。不想于此发生一个惊险的镜头，那是出于意外的。原来国民党北伐成功，迁都南京，尚未建设就绪，孙传芳忽来一次反攻。这个在近代史上必有所纪载，我不多说了。那风声传到了苏州，大家去找县长探听消息，王引才却不见了。衙门里也没有，公馆里也没有，到处去找都没有，当然桃花坞吴家也曾去问过。扰攘了一日夜，总说了一句，吴县县长王引才是失踪了。
这不是小事呀！县官有守土之责，在军事时代，一个县官，若是见敌逃遁，可以明正典刑，就地正法，这不是儿戏的事呢！
吴子深是习惯起身得迟的，明天一清早，搭早车，从苏州到上海来了，赶到我家里来，一进门便说：“不好了！王引才逃走了！”问其所以，我也为之惊惶。现在可怎么办呢？子深道：“他的家里不是住在上海？我们到他家里去找，也许他逃回家里。”但是他的家里住在上海哪里呢？子深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无怪子深要急得团团转，向苏州绅富借垫得来的二三万块钱款子，都是凭他的面子，由他担保的，现在王引才失踪，向谁去追讨呢？
我说：“你且不要急，我们想办法。”我因想引才一向是在王培孙的学校里教书的，我们可以问问王培孙去，至少也晓得他家里的住址。于是我们便雇了一辆计时汽车，直到南洋中学访问王培孙去。王培孙说：“引才这个人，好好地在我们学堂里教书，忽然热中起来，要去做官。我劝他做官有什么意思，何况在这个乱世时期，但他不肯听劝，他既执持己见，我们也不好拦阻他，妨碍他的前程，现在却闹出乱子来了。”因问他家里的住址，培孙也不大清楚。吴子深愁眉不展，培孙又道：“要说引才就此撒撒烂污，一走了事，那是决不会的。他到底是个诚实的人，我深知道，你们放心好了。”
听了王培孙一番劝慰之词，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去。及至到了家里，却说：苏州来了个长途电话，报告王县长已经回来了，而且到过桃花坞吴宅。我们好似胸中一块大石头落下去了。我对子深说可以放心了。你今天不必回苏州，明天我和你一同回去，问问他为什么忽然出走。到了明天，见了引才，我说：“你这个玩笑正开得不小，把人都急死了。”引才道：“不是呀！我听得孙传芳反攻，军事紧急，苏州如何处置，去问问钮惕老他们，你们何必大惊小怪。”我说：“好了！你以后如果再要离境出走，希望秘密通知我们一声，免得我们敲脚炉盖找寻。”（按：苏州旧风俗，凡小儿走失，都敲脚炉盖找寻。）自经此役后，痴官两字的口碑，更传诵于人口。
我且说苏州改省为县，省政府又移居镇江，那时的省主席，是钮惕生，还是陈果夫，我有点模糊了，草创伊始，地方政制，都没有好好地规定。从前一个县官，审官司也是他，捕盗贼也是他，举凡地方上兴革之事，都属于他。现在司法独立，诉讼的事，他可以不管了。
新政制中，警察也不属于县署所管辖，即如苏州，省里也派了一位警察局长来，与县长是平行的。此人姓郑，不大正派，也瞧不起王引才，专与他捣蛋。王以恃有后援，亦不相让。最可笑者，苏州有些青年学生，研究国民党党义的，以为他不识党义，借了一点事，想去诘责他。惹得王引才老气横秋地说：“老弟！你要把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细心研究。他的《建国真诠》上怎么说，你读过吗？我倒要考考你！”说着，他把这一段书，背诵如流。学生被他吓倒了，原来他是老党员，也许是老同盟。
那么县长现在所干的是什么事呢？最主要的便是田赋钱粮的事。从前每一个县衙门里，总有一位钱谷师爷，以绍兴人为多，专理此业的。以下就是本衙门书吏，都是本县人，他们熟悉其事的。革命以后，钱谷师爷不存在了，可是这种本县人的书吏，不能去掉，于是改称为职员。所以县官可以更易，他们是不能更易的。新县官到任，茫无头绪，他们却是罗罗清楚的。王引才来做县长，主要的也只有这一件事，而且也是很清闲的。这时候，省里忽然又出新花样了，苏州向称为工商发达之区，宜成立为一市，这便是所谓“省辖市”，以吴县县长兼苏州市长。王引才自然十分高兴。这个市俨然民主作风，要推举几位本地方人，作为参议。
王引才便把子深和我，举为参议，我说：“我已不是苏州人，我是上海人了，参议一席，敬谢不敏。”他说：“你当顾恤乡谊，我可时常领教，我与本地人不熟，老朋友！务请帮帮忙。”我想一个市，就要有市政；办市政就要有经费；现在一个大钱也没有，办什么市呢？但他言之再三，和子深商量，子深说：“这个什么参议，纯尽义务，没有薪给的。你老兄住在上海，每月开参议会两次，还要白贴火车费呢。好在你现在闲空没有事，譬如到吴苑吃茶听书，住就住在我家，借此常来玩玩，亦无不可，省得他说我们不肯尽义务。”因此之故，我就每借开会，到苏游玩一次。
开会的时候，一张长桌，县长坐了主席，我们坐在两边还有几位参议，他们的姓名，我完全不记得。起初也讲到苏州应兴应革的事宜，全是空话。后来便谈到从前的故事，近时的新闻，两个小时散会。省里还派一位工程师来，是我一位老友裴萸芳之子，不知在何处工业学校毕业的，好像苏州市有大建筑似的。
有人说：参议会上尽是谈天说地，也不像样，我们既是参议，必有所提议。于是我也有两个小提议：一是城里的街道，必须修理一下；二是许多小河浜，已成沟渠了，臭秽不堪，不如填塞了，可使街道放宽。我想这轻而易举，也不须多少钱，但也没有成事。对于填浜的话，还引出老绅士们什么古迹呀，风水呀，很不赞成的语调，我也不必与他争论了。
我这一节的回忆写得太多了，我要结束一下子。先说那个苏州市，无事可办，成为一个赘疣。苏州这些士绅，起初是视若无睹，后来便啧有烦言，我们也觉得没有意思，索性由地方人民上一个公呈，把苏州市撤消了（这呈子还是我代笔的）。王引才呢？当了两年多吴县县长，也算过了他的官瘾了，渐觉得没有什么趣味，那时省政府又在那里调动，就此下台了。子深替他张罗的款子，到任后几个月早已归清了。虽得了一个痴官的雅号，人家相信他是廉洁的，不是贪官。在苏州买了一些假书画、假古董，欣然归去，这一场戏闭幕了。
写此稿后两三日，我忽又想起王引才一个轶事，不能辜负了他，因此补叙如下：
在旧历的八月十八日，苏州有一处地方，有一个盛会，就是游石湖，看串月，那天是画船笙歌，十分热闹的。这里有一座山，叫做上方山，供奉一个神庙，叫作五通庙，五通是五弟兄，上有一母。一向为苏州男女巫师所崇拜，借此愚弄乡民，清初汤斌抚苏，曾毁其庙而将神像投诸河，为海内人士所称颂，见诸史乘。后来这个五通庙复活了，地方人士也不管，不过八月十八游石湖，还是一个苏州游览名胜的大节目，花船帮的出厂船，就是以六月二十四荷花生日游荷花**开始，到八月十八游石湖，作为结束的。可是近年以来，已渐趋冷落了，却有一班上海白相人来捧场，黄金荣带了他的徒众，什么许愿酬神，消灾纳福，胡闹一天。常有种种迷信怪事，也不必去说它了。
就在这一天，有人招宴王引才，或者是他的上海朋友吧？我不在座，子深恐是在座的，座中有一客，因谈起：“今日是游石湖日子，上方山五通神是个**祠，汤文正如何毁庙投河的故事，可惜以后无人敢做了。”王引才当时也没说什么话，过了三天，他亲率县警，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上方山，往毁神像。大家都也没有知道这件事，及至有人见那个女偶像（五通之母）珠冠绣袍，从石湖一直浮**到了横塘，始知其事。吴中士绅，又说他痴。我却为之辩护，掉一句古人成语曰：“臣叔不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