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将来这个世界，有不有这种职业，我不敢说。
自古以来，有政治即有法律，可知政法是并行的。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那是进一步的说法。到后来政日以繁，法日以纷，法学家遂有立法、司法之分。因为人民都有昧于法律的，于是就有律师出现了。我不谙西方历史，不知西方的律师，始于何时，若在中国，不过数十寒暑而已。写此稿时，现在中国大陆已无律师，将来恐怕也未必有律师。但在上海这数十寒暑林林总总的律师群，其现象亦颇可观感呢。
我先从辛亥革命以前清代的司法界说起：凡是诉讼刑罚事件，第一级总是知县官，上一级便是知府，因为他们是地方亲民之官。再上一级便是按察司（俗称臬台），再上一级便是刑部了。他们无所谓律师制度，以为做了官，应当知道法律，若是做官而有什么过失罪愆，那就要说他“知法犯法”了。但是真的都能明了法律吗？未必尽然，于是有辅助之的，是为幕府。譬如知县官衙门里的幕府，即有两种人才，一曰钱谷，一曰刑名，而刑名就是佐理县官法律事宜的人。
佐理知县官刑名的幕府中人，虽不是律师，但是民间的称呼，一向称之为刑名师爷。在旧中国当刑名师爷的以绍兴人为最多，于是约定俗成，改呼之为“绍兴师爷”。现在南方有呼律师为师爷者，可见今之律师，与昔日之所谓绍兴师爷原是二而一者，只不过名称之不同而已。这种绍兴师爷，往往为民间所不满，说他们舞文弄法。只要看许多戏剧中，常有穿插一绍兴师爷出现，总是以丑角演之。一口绍兴话，形容绝倒，常以智囊自诩，骂之者则呼之“门角落里诸葛亮”。我们据父老所传，史传所载，不能谓其必无诬陷良善，然而由他们平反冤狱，亦是有之，不能将之一笔抹煞的呀！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标榜司法独立，县官不理词讼，绍兴师爷退治，律师便取而代之。那时中国的新人士，不是大家都说要变法吗，首先取资外国法律，因此外国的律师，亦随之而至。因为外国在中国有租界、有殖民地，且有所谓嚣张的治外法权，推倒中国的旧法律而厉行他们的新法律。随后中国自己亦觉得旧法不足以图治，必须采取西方的新法，方能有效。于是派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哩，在国内设立法政学堂哩，因此造成了许多中国大律师。
上海这个地方，是江南繁盛之区，又是为外国租借地，凡事得风气之先。本已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加以内地发生战争，有身家的人为了避乱起见，都向租界跑，一时富商大贾，巨室豪门，都麇集于此，那些律师是最能观察时势的，觉得这是最可能发展的地方，最可以咀嚼的一块肥肉，便络续地来此开业了。他们在公则保障公权，在私则营谋私财，岂不是名利双收吗？
而那些富商大贾、巨室豪门，也正需要律师，以商业而言，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公司，都是新兴事业，资本雄厚急思扩张发展，不似从前的一味保守行为。所以业务愈大，则纠纷愈多，事事牵连到法律问题。但他们的董事哩、经理哩，未必都能精通法律的，有了律师，便可以请他做法律顾问，一切由他支持了。我最初见到译自外国的纪载：说他们律师，非但请他写一封信，要出律师费，即和他说几句话，也要付出律师谈话费若干。可是中国的律师，却没有如此小家气，做这种零零碎碎的生意。至于大银行、大公司的金融贸易，出入常在百、千万以上，涉于词讼，则必争取得之，以一显其手腕。
其次，便是那些巨室豪门的家庭诉讼，也是足以使上海律师歆动的。不是说为了避乱起见，都迁居到上海租界里来吗？造了大洋房，开了大商店，安居乐业，自适其适。可是家庭的纠纷来了。第一件事便是兄弟争产，做官的刮了民脂民膏，经商的也是巧取豪夺，所得的不义之财，一旦这个老头死了，留下遗产，便是祸根。不但兄弟争产，姊妹也可以争产，因为那时候已是男女平权了。像武进盛氏，盛宣怀的家属，不就是这样吗？为了遗产的争执，你请一个律师，我请一个律师，未成年的女儿，刚出世的孩子，也可以各请一个律师，真可以说聚讼盈廷，莫衷一是。
还有那嫡庶之争，妻妾之斗，离婚案、重婚案、遗弃案、奸污案，属于男女两性间的问题，正是多多。这些案子，也都出在富豪之家，而为律师所欢迎的。因为这种官司，都属于软性的，不必剑拔弩张，到结尾总是以经济为解决，律师的报酬，亦是从丰。要知道律师与律师并不是仇敌，他们受当事人的聘请，各为其主，虽然在法庭上互相辩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一出法庭，称兄道弟，依然是好朋友。
所以有些案子，当事人不必露面，只凭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两方面谈判，以求解决，差不多律师就是和事老了。在这种情况中，两律师可以互相勾结，各施技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话正为此辈而说。因此他们有句格言：“官司最好只打半场”，为什么最好只打半场呢？那就是半途凭律师之力和解了，这其间律师自然大有好处。
律师弄法，有种种法门。有一种，其术语叫作“树上开花”，怎么叫作树上开花呢？我今说一个最浅显而在上海也是最普通的故事：假定有一位富翁，他本来是住在内地的，家里极穷，但是已有了妻子。到上海后，或是他的运气好，或是他的手段高，只不过数年工夫，已经很发达了。可是他的老婆却不曾带到上海来的。上海这个地方，是繁华绮丽之场，妇女既然解放，交际场中，也必须有一位漂亮的太太一同出席。内地的那个黄面婆，土里土气，怎么能见得世面呢？不要说他“饱暖思**欲”吧，在情势中，自然要找一位漂亮的夫人了。
找漂亮夫人也不是易事呀！当然要正式结婚，瞒过了新夫人，也瞒过了旧夫人，已是犯了重婚之罪了。最初对于旧夫人每年寄些钱去，敷衍了一下，后来连这个慰藉也没有了，即使有告急信来，也不开封了。可是这样的事，终究瞒不过人的，家乡人来，探知他的近况，或者不值他的行为，有些多管闲事、代抱不平的人，便报告他的旧夫人了。那时她虽没有到过上海，势必到上海与薄幸人来拼命了。两雌不并立，简单地表过一言，就非闹到要打官司不可了。
打官司谈何容易，就得要花钱，要请律师，但她是一个赤贫的人，没钱怎办？但上海就有一班做律师经纪人的可以介绍，把她的情况叙述一番，律师觉得这案子大可受理。第一，律师费现在不必谈，以后再说。第二，她一个孤苦女人，到上海来生活无着，有人包办她的生活费，也是将来再算。一切定妥了，然后向对方下手，先告以重婚罪，后谈到可以和解，须得赡养费若干万。对方当然不敢出面，也请了一位律师做代表，律师和律师，讲斤头，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至于内地出来的那个妇人呢，可怜举目无亲，他们把她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或是就住在担任她生活费那人的家里，所费是有限的。那妇人来到上海，自然要想和她的丈夫见面，他们总不让她见面，实在那男人也不愿意和她见面。他们总劝说：“这样负心人，还见他做什么？不如实际一点，向他大大地要一笔赡养费，有了钱都好办，放利息，做生意，离婚后也可以自由嫁人。”那个乡下太太也无可奈何，只得屈从了。这时和解下来，如果敲得到五万元的，她最多可以得到两万元，其余三万元，由他们平分了。当然律师得了大宗，此外便是当时担任这位女人生活费的、做律师经纪人介绍这场讼事的，一切帮忙的人，以及与对方相勾结的律师，都是有份的。这个名称，就叫作“树上开花”。
我上面所说的，不过举一例耳，其实这“树上开花”，也正变化多端。试想植物上有许多树，就开许多花，所以这个术名是确切的。在旧中国文言叫作“包揽词讼”，俗语叫作“包打官司”，但没有这样花巧呢。律师界经营这种业务，最好有个黑社会中人，做后台老板，以助声势，而黑社会中人，也愿意与律师界多所交接，譬如“闲话一句”，两造慑服，岂不省了许多事呢？我这是在写的当时实地的情况，并不是做小说，假如好做小说，把它夸张起来，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一个长篇呢。
不过我所认识的律师朋友，不是没有正义感的人。有一位朋友，还是固守旧道德，凡是离婚案，一概不接，总是劝告人一番。有几位朋友，为穷苦人尽义务，律师费也不要。更有可敬的人，为志士仁人呼援求助，宁为当道嫉视，我在此不能一一举了。最坏的是那种贪利忘义之徒，实为此中败类。要知道法律原是人为的，立法不善，那舞文弄法的人，便愈多了。到了后来，中国开了不少的法政学堂，以及各大学中的政法系，凡于此中毕业的，都可以当律师，可谓一榜尽赐及第。于是这个律师潮，泛滥于上海，有人夸张说有千余律师，其实都不是执业者，只是有一个律师头衔而已。他们从不出庭为人辩护，或者当人家一位法律顾问，博取每年一二百元，或者为人家写些法律上文字，作一个高级律师的助手。
有些初出道的，也居然可以为人辩护出庭的，往往闹成笑话。记得有一位某律师，还是个原告方面的吧，临讯之日，匆匆忙忙到了法庭，摊开公文皮包，却忘带了这案的卷宗。法官嘲笑他道：“贵律师怕是叉了通宵麻雀，没有回家取卷吧？”有一位某律师更有趣，照例，律师出庭辩护，应穿法衣，法衣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件黑色的长袍，到了庭上，方始穿起来。这天那位律师，不知如何，拿错了他的夫人一件黑呢绒的旗袍，四周还有花边，披在身上，短了半截，引得哄堂大笑，连法官也忍俊不禁。
笑话正多，我不必再写了。至于高级律师，也有很多趣事。大概他们都有外宠，上海人称之为“黑市夫人”。可是家里的正式太太，执法颇严，不许走私，每夜必须归号。要知道上海租界自撤消了会审公廨，我国便正式成立了司法机关，上海只是地方法院，直属于苏州的高等法院，什么重要上诉案都要到高等法院审理。“扭计师爷”于是心生一计，告诉他夫人道：“明天要到苏州高等法院出庭，照例上午九点钟开庭，当天去是来不及的，只有今天搭夜车去了。”夫人亦信之，哪知他并没有高院出庭，并没有到苏州去，只是在他的小公馆温柔乡里，尽情享受了一夜，直到了明天，夕阳在山，方说是从苏州回来了。
最先数次，他夫人也还相信他，后来有些怀疑了。为什么只提了一个公文包，连牙刷、毛巾也不带，匆匆走了？问他到苏州住什么旅馆，也支吾以答。夫人道：“好！你到苏州，给我到观前街采芝斋买玫瑰水炒（西瓜子，采芝斋驰名的）两罐、松子脆糖两罐回来。”这位律师先生心中一怔，没有到苏州去，何处找采芝斋？但要不露马脚，只好答应了。到了小公馆，和他爱人商量，虽不出庭高院，也可同到苏州一游，乘夜车到铁路饭店作海燕的双栖，未始非一举两得呀。这位律师是我的朋友，我嘲以诗曰：“最怜花落讼庭空，一夜姑苏双宿中。腻味秾香甜到骨，人间多少采芝翁。”
我何以知道此事？原来他为未雨绸缪，真的到苏州“出庭”去，买了不少采芝斋瓜子糖果，以备不时之需。我住在爱而近路，距北火车站密迩，他踏下火车后，即到我家，将那些瓜子糖果罐头，塞在我的玻璃书橱里，以便他走私的时候，与爱人作长夜之欢，明日即可以此归遗细君，作为物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