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留芳记》小说，还是用章回体的，不过我在从前写译作小说的时候，早已不用章回体了。据一般出版家方面说：如果是创作，读者还是喜欢章回体，开首有一个回目，回末还有两句下场诗，并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老套语，可知旧小说原是从说书人遗传下来的。旧小说开卷前有个《楔子》，《楔子》还有一首诗或词，我的《留芳记》也有《楔子》，也有诗词的，开首便是罗瘿公的一首词。其词曰：

　　流末从知市义难，输他奇侠出伶官。灵床焚券泪汎澜。

　　曲子当年倾禁籞，孙枝万口说芳兰。留将善报后人看。

　　调寄《浣溪纱》

　　这首词便是从梅巧玲说到梅兰芳了，那是我请求罗先生写的。这时他住在北京的顺德会馆，他是广东顺德人，我便常常到顺德会馆去访他，因此也认得了程艳秋，那个时候，程艳秋不过十六七岁吧。十次访瘿公，倒有九次遇见艳秋在那里，后来艳秋拜梅兰芳为师，也是罗先生介绍的。

　　再说：我这《留芳记》，先写成了二十回（另《楔子》一回），约有十多万字。本预备写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也可谓志大才疏，但是想：倘使要完成了出版，也不知要何年何月，就是这写成的二十回，已经研磨到两年多了，如果写成一百回，那便至少要有五十万字，而当时还流行用四号铅字排印的，势必要装钉两册，并且这时上海的小说出得虽多，读者的购买力还是微弱得很，一部书价目在一圆以上，便有些缩手了。出版家的计算，一部新书有十万字的，定价可在一圆左右，初版三千部销出，决不会亏本，再版当然有利了。

　　因此我这《留芳记》，写成了二十回以后，跃跃欲试地便想出版的方法了。

　　闭门造车，不能出而合辙，我那时就想把所写成的给诸位老朋友去观看，请他们加以指正。尤其是供给我材料的诸位先生们，当时由他们说了，及至我写出来时，却大异其趣！也有的一时传为珍闻奇事，而到了后来，方知不确，未能征实的；诸如此类甚多。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纸（那是在时报馆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把它誊清了，成为两册。我是在上海定稿的，这一次到北京，便带了这稿本去了。

　　我记得那时一九二四年吧（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约在三四月间，到了北京，我第一要去拜访林琴南先生。因为在三年前，我就曾造访过他，以后也常通过信，写《留芳记》的事，我也告知他，并请求他为我写一序文，他也慨然应许了。这次来，将此《留芳记》请他鉴定并索取序文了。他那时已是七十三岁，但我见他还是精神奕奕，有说有笑的。我说：“小说写得不好，请先生指教。序文慢慢儿赐下，拙稿拟在下半年印行。”谁知不到三天，他的序文，已经送到我寓所来了。我今将林先生的序文录如下：

　　弁?言

　　前此十余年，包天笑译《迦茵小传》，甫得下半部，读而奇之，寻从哈葛得丛书中，觅得全文，补译成书，寓书天笑，彼此遂定交焉，然实未晤其人。前三年，天笑入都，始尽杯酒之欢，盖我辈中人也。国变后余曾著《京华碧血录》，述戊戌庚子事，自以为不详。今年天笑北来，出所著《留芳记》见示，则详载光绪末叶，群小肇乱取亡之迹，咸有根据。中间以梅氏祖孙为发凡，盖有取于太史公之传大宛，孔云亭之成《桃花扇》也。《大宛传》贯以张骞，骞中道死，补贯以汗血马，史公之意不在大宛，在汉政之无纪，罪武帝之开边也。云亭即仿其例，叙烈皇殉国，江左偏安，竟误于马、阮，乃贯以雪苑、香君，读者以为叙述名士美人，乃不知云亭蕴几许伤心之泪，借此泄其悲。今天笑之书，正本此旨。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余以笃老谢，今得天笑之书，余与南海之诺责卸矣。读者即以云亭视天笑可也。

　　甲子三月闽县林纾拜识

　　林先生文章茂美，史识超群，乃序中以太史公、孔云亭相比例，他的宠誉我实在太过了。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呢。他是以流丽的行楷，写在两张笺纸上，我在印行《留芳记》时，即以其墨迹冠于首页。他序文中，有“前三年，天笑入都，始尽杯酒之欢”的数语，我不能不说一说。

　　原来我在三年第一次访林琴翁时，谈得很好，他奖掖后辈，不遗余力，他就约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饭。我出来告诉友人们，他们说：“嗳呀！此老是极难得请客的，对你真是极大面子，万不可拂其意，而且要去得早，不能使他久待。”那个时候，还是初春天气吧，他约的是中午一点钟吃饭，我不到十二点钟，便到他家里。他的书斋中有三数宾客，大概是他的同乡，却不见主人。后来却见琴翁穿了一件长可及膝的棉袍子（这种棉袍，我们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正在他们的厨房里，指挥厨子做菜（后来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都会自己做菜的）。他还告诉我，这是什么菜，如何做法的，这都是我从未吃过的闽菜。其中有一只“汤煲肚”，又香、又鲜、又脆，不知如何做法，我至今还好像是芬留齿颊呢。

　　那天还有一事，餐未及半，有人送一信来，立候回音，琴翁离席匆匆去，旋即归座，说已了却此一件事。原来有某显者，丧其父，求琴翁撰写一墓志铭，送笔资三百元。但林翁不愿为此人谀墓，谢绝了，璧还了他的笔资。在座的一位客，问求写墓志铭的何人？他笑说：“总之我不愿给他写就是了，不必问何人。”所以我觉得林琴翁的风骨和厚道，实在当世一般贤达之上，他在我书的序文上，不是记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吗？不想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便逝世了。他是生于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殁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享寿七十三岁。

　　我那时又把《留芳记》稿本，给在京的诸位先生看，有几位都是供给我书中资料的。如张岱杉先生，他是发起我写这部书的，但他那时正忙于做官（曾以财次升部长）；还有一位丁士源先生，是在德国留学回来当军官的，在辛亥年间，任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处长，他给我的关于辛亥史实不少，须再加以证明。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杨荫孙兄，取了我的稿本去看，后来对我说：“你害了我，一夜看完，使我失眠。”我此次来京，承蒙荫兄以交通银行透支一千元的折子与我。他说：“知兄旅费不多，在京不无有些交际，可以活动一点。”及我将回上海时，他又向我说：“我查看你账，只透支了三百多元，我已给你还清了。”兹事亦殊可感也。

　　最后我这稿本给胡适之看过，我知道胡适之的为人，你若诚心请教他，他也诚心对付你，而且肯说实话。他看过了，便说：“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吃力不讨好’，恕我直言。”这仿彿对我兜头一瓢冷水，我正在兴高采烈时呢。但事后想想，确也是他的见到语。再一想想，人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正多，写小说是其小焉者耳，因想胡适之的一生，就是“吃力不讨好”呢。那时我已回上海了，和胡适之见面，也是在上海，我就把这二十回的《留芳记》急急想出版了。

　　关于筹划出版是一个问题，回忆到我最初译写小说，那是卖给了书店去出版，自己一切不管。后来到了时报馆，我在报上写连载小说，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等，都由有正书局去出单行本。至于那些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如《苦儿流泪记》《馨儿就学记》等等，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都不管的。此刻的《留芳记》怎么办呢？而我的发表欲却正在催迫我呢。

　　那个时候，我已出了《时报》，《时报》也换了新东家了，但我在《申报》上还在写连载小说（上海报纸，每日只登一篇小说，约一千字，不属于副刊）。我想到如果把《留芳记》先在《申报》上登一登，十万言也不过三个月多光景，然后再出单行本也不迟。我便先与陈景韩商量，景韩说：“你先把稿子拿来，给我们看看，再行定夺。”我便把稿子给他了。过了数天，景韩回报我，说：“我们都看过了，《申报》不好登，因为有许多磕碰。”景韩所说的“他们”，当然有史量才、黄任之诸君在内，所谓“磕碰”两字，可作触犯解而是出于无心的，这也是新闻界的一种术语呢。我知道《申报》不便登，《新闻报》更无论了。我在《新闻报》，也曾写过连载小说，规定以一年为期，在此一年之中，汪汉溪先生访问了我三次，只不过词句之间，他认为讽刺某一人为不妥当而已。他们都是这样谨慎小心，而尊重作者，而不肯擅自改窜作家文字，却也很可感的呢。

　　本来把版权卖给书商，让他们去出版，自己不用费心，不是也很干脆的吗？可是我又不愿意。自己付印刷所排印，由自己出版，最大问题是关于发行一件事，而我又素性疏懒，最怕麻烦，以我所经验的想起来，决定是办不好的。

　　想来想去，我们这一班作家，总逃不出书商之手，我还是和商务印书馆同人去商量，如把《留芳记》交商务出版，他们必能接受。我们的意思是并不让渡版权，而只收取版税，因为我知道有几位著作家，在商务已有此例了。

　　未与商务接洽前，先见到陆费伯鸿，偶然谈及《留芳记》事，伯鸿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华书局出版呢？”（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这时中华与商务竞争甚烈，知要在商务出版，更不放你过门，我想中华书局也不弱于商务，现在欣欣向荣，各省都有分馆，既然如此，省得再与商务去啰唆了。于是与伯鸿讲起生意经来，版税收二成，就是照定价一元中，售出后我可以收到二角，三节算账。据他说：“这是特别优待，初版倘印三千部，我们也许要亏本的，希望的是再版。”这样，《留芳记》便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初版在三个月内即销罄，再版迟至两三年，三版恐印得不多吧，总共算来，不曾能销到一万部。版税陆续送来，这些零零碎碎的钱，也零零碎碎用去。可是到了日寇侵占时期，中华书局给我一封信，说是《留芳记》被日方禁止发行了。我百思不得其故，我书也并未踏着它尾巴，为什么要咬我一口呢？以后《留芳记》也就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