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〇年时期，我曾有历史小说《留芳记》之作。屈指计来，已是五十年了，此书也是未完成之作，以章回小说体，共写了二十回，计有十万字，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今则早已绝版了。我于别的译著小说，并不十分着意，但于《留芳记》，却是下了一番功夫。病中无聊，偶尔追忆其事。
我在青年时代，在曾孟朴所办的《小说林》出版部，见他所写的《孽海花》，我也曾有过志愿，要想把当时的革命事迹，写成小说。也曾把秋瑾、徐锡麟的事，写成一二回，名曰《碧血幕》，当时革命尚未成功呢。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久久未得其人，而我也于这个志愿淡忘了。那年在北京，识张岱杉先生，偶谈及此事，他说：“有一个人，可以为你书中贯串一切的主人。”我问何人？他说：“是梅兰芳。这孺子一定成名，现在已经声誉满京华，士大夫争相结纳，用他来贯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赛金花，显见薰莸的不同。”当日座中尚有宋春舫、钱芥尘诸君，都拊掌称善，我也觉得张岱老提出梅兰芳做我书中的核心人物，也颇为适当。就这样的三言两语，便引起我写这书的兴味来了。
梅兰芳我早就认得，他第一次到上海来，便到《时报》及各报馆拜客，又因为我友杨荫孙（北京交通银行行长）在上海张园结婚，演唱堂会戏（本来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请来的，却以北京银行界的势力，抢先演唱了一次堂会戏），也和他晤谈过，其时他是二十岁吧？那时北京到上海的名公巨卿、文人学士，捧他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我为了写这小说，不能向壁虚造，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在梅兰芳一方面，我的朋友属于“梅党”的极多（梅党两字，是他们党员自称的），要征集资料，可以供过于求。但是我的写这书，志不在梅的美艺嘉誉，而很想阐发那时民国革命的史实，如今想来，不免有些志大言夸了。
我这时便想着手搜集资料了，谈何容易，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我此次来北京，距离辛亥革命，已经有七八年了，洪宪时代也已过去，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而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从武昌起义，一直到清帝让位，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大关系，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吃馆子换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觉，到明天起来，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
还记得江苏宣告独立之日，程雪楼（德全）以巡抚而易为督军的时候，我和《时报》一位同事程君，到苏州去观光一下。但见抚台衙门前只不过飘扬了一面白旗，至于老百姓，正是行所无事，各安其业，古人所谓匕鬯不惊呢。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多搜集资料，因为此地虎斗龙争，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惊的轶事正多，这是我们治野史的所万不能放弃的呀！
但是搜集材料，却先从何处着手呢？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访问，而我当时在北京熟识的朋友还不多，有的是在辛亥以后方到北京的；有的虽在北京而不问外事的。岱杉先生说：“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许多遗闻轶事慢慢地告诉你。”不过他也忙得很，我怎可为了我的小说材料，常去麻烦他（其时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而且他是现任官，到底有许多不便讲的呢。我这一次到北京，不过两星期，就要回上海，买的京沪来回票，有限期。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来，多住几天，这种征求故事的工作，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最好是从容不迫，在饮宴中、谈笑中，无意得之，更为亲切有味。
回到上海不多久，可就有两位朋友见访，这两位朋友，可算得是梅党中的高级职员、宣传使者。这两人是谁呢？一位是赵叔雍，一位是文公达，叔雍是赵竹君的公子、公达是文芸阁的公子，叔雍任职于申报馆，公达任职于新闻报馆，为党魁支持舆论，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匀了。我的《留芳记》还未动笔，而不知如何，他们消息灵通，情报周密，新闻鼻已经嗅到了。两人都是为梅郎作说客，我是心领神会的，叔雍先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掉了一句京戏《空城计》的戏词，笑道：“司马的大兵来得好快呀！”叔雍的话，颇为蕴藉，他说：“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云和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大家以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公达的词令，没有叔雍好，他说话有点格格不吐。这位先生，文思邃密，而边幅不修，他还是费圯怀（念慈）的女婿呢，他的夫人嫌他没有功名，不漂亮，常常把他逐出闺房之外，大有天壤王郎之感。他说：“兰芳虽是冯六爷（冯耿光）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我说：“我知道：这次在北京，我也和兰芳见过几次面，以他的温文尔雅，我已心仪其人，决不会对他有轻佻之感。实在说，我写此小说的旨趣，目的并不在梅兰芳，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正要向两兄请教，以两兄的博闻广识，必有许多大好资料，光我篇幅咧。”
过不了几个月，我又到北京去了，这一次，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时日。我那时已经脱离《时报》了，无职一身轻，所以有此空闲岁月。这个时候，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上海的许多朋友，也纷纷北上，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如林康侯、杨荫孙，都入银行界；邵飘萍到北京开京报馆；《申》《新》两报都有发专电的特派员在京，《申报》是秦墨哂，《新闻报》是张继斋。还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一士昆仲；还有袁寒云也从上海回到北京来，旧友新知，更是多起来了。
这时北京新开一家旅馆，唤做东方饭店，是上海一位姓丘的来京开设的，它的地址在南城外，邻近八大胡同，正是最繁华之区，因为是上海人来开设的，不免有江南莼鲈之思，所以凡是上海来的朋友，也都喜欢住在东方饭店。我在它的三层楼上，占有小楼一角，每天三元，却包括早、午、晚三餐，且是西餐，下有公共食堂，当时的物价，比现在可便宜得多呢。那个时候，我还在《申报》写连载小说，因此白天访朋友，打游击，晚上在电灯光下，握笔疾书，每星期两次，以快邮寄去，也可以算得手忙脚乱了。
我那时想：既是书名《留芳记》，以梅兰芳为书中主要贯串人物，那好像戏剧的一开幕，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来才对。却是从何处着笔呢？我记得前读《左传》有一句道：“数典而忘其祖。”我于梅氏不如先从他的祖父梅巧玲讲起吧。原来从前清咸、同年间，曾、左、李三位忠于清朝的名臣，平定内战，又把个回光余照的爱新觉罗氏，扶了起来了。北京是人文荟萃之薮，那些所谓士大夫也者，歌舞承平，扢扬风雅，载酒看花，赋诗听曲。那时有些相公堂子，正在流行，梨园子弟，除了演艺以外，兼及侑觞延客。梅巧玲，因为他生得丰腴，北京有“胖巧玲”之称，甚而皇帝也知道，当时某诗人有句道：“天子亲呼胖巧玲”。是哪一位皇帝呢？我不知是咸丰呢，还是同治呢。这个诗人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樊云门、易哭庵这几位先生吧？
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都中名士，传说不一，我较其最切近者记述下来。
原来四川有一位举人傅留青，少年科第，到北京来会试，带了一个老仆住居在会馆里，一到北京，同乡同年的宴会无虚夕。起初认得一个名旦唤做龄官的，龄官死了，他做了一副挽联，那句子是：“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后，人间天上总销魂。”（因为这龄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比百花生日早一天，四月初一日死的，所以有下联的第一句了。）其实这种对联，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但是文人积习，互相标榜，便称他为蜀中才子了。那傅留青正在郁郁寡欢的当儿，却遇见了梅巧玲，一见倾心，便成为美满的知己。
傅留青家里是有些钱的，此番来京，带来了一万多两银子，作为在京的费用。又为了四川距离北京遥远，即使春闱报罢，就可以在京读书，预备下一科再战。可是读书是妄想，驰逐于声色之场，倒是真的，以他的豪情慷慨，任意挥霍，不久便囊空如洗了。有一天，梅巧玲去访他，见他正和会馆里的厨子算账，厨子见有人来，噘着嘴巴走了，傅留青却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梅巧玲私问他老仆傅忠，傅忠叹口气道：“人是没有良心的，这个厨子本是我们家乡人，菜还做得可以将就。我们大爷，从前一个月里总要请十几回客，账也由他开，钱也赚得够了。现在因为钱不凑手，欠了他三个月饭钱，也不到一百两银子，就时刻来算账，不怪我们大爷要生气了。”巧玲道：“原来如此！我想你们大爷外面还有账，不止欠厨子的钱吧！”傅忠点点头。
要知那个时候，中国的电报、邮政还没有通呢，从北京到成都，一封家书，动辄几个月，一往一来，便要半年。傅留青远水救不了近火，家乡的汇款不来，已是深入窘乡，这也瞒不过梅巧玲的。那一天，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说道：“我知道傅老爷近来钱不凑手，怎不和我商量？我手头还有几千两银子的积蓄，暂时济急，有何不可？”傅留青道：“我怎好用你唱戏辛苦得来的钱呢？”巧玲道：“除非您不屑用我们唱戏人的钱，也就罢了。”傅留青道：“好！那么先借一千两来用吧。”银子到手，豪情勃发，不到一两个月，早已阮囊羞涩，妙手空空了。俗语说：“一客不犯二主”，还是巧玲接济，他一连三次，共借了三千两银子，巧玲自己也真没有钱了。
北京是个势利之场，傅留青如果会试中式了，便有办法，偏偏又是落第。他在贫困之中，忽又害起病来，不到几天，病已不起，不等到家中寄钱来，早已身殁京师，魂归蜀道了。幸亏会馆里同乡帮忙，料理他的后事。这时梅巧玲前来吊奠，怀中取出几张纸条儿，说：“傅老爷在生之日，曾向我移挪过三千多两银子，本不要什么借券，但傅老爷定要给。不过这借券留在我处不好，今日带来在诸位老爷面前，把它销毁了。”另外还送了五百两银子，他说：“最好请同乡老爷们，把傅老爷灵柩盘回川中去。”说罢，洒泪而去。
这故事，北京人谈者很多，而且传说不一，焚券市义，大似孟尝君之所为。我记述的是听罗瘿公先生所讲的，较为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