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毕畏三先生的候潮门住宅，我曾去过两次。一为倚虹的祖母七十岁寿辰，前去拜寿，那时冠盖相望，车马喧闹，这怕要算他们到杭州以后全盛时期了，清理官产处的差使，想也在此时。一为倚虹的祖母逝世后的开吊，我也去拜奠，盛况就不及前了。本来丧事人家，也闹不出什么来，不过我看这一次的毕畏老的精神大不如前，和我讲话，口水垂垂而下；向我敬茶时，两手震颤不已。
乃未几而畏老也故世了，这时我不在上海，未曾往吊，也不知如何发丧，亏空公款，他已是一个罪人了。这些军阀辈，待他死后发覆，已是给他一个大面子，以后就是公事公办了。
其实，谈毕倚虹的家运，自从他祖老太太故世，便衰颓下来了。不知如何，往往一位年已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却能镇住一家，我的好多亲戚家，都是如此。试读《红楼梦》，贾母一死后的景象，曹雪芹必非无因而著此。而有清一代，那拉氏死后，这个宗族，也遂倾覆了。我这话似乎涉于迷信命运之说，或者其中也有个至理吧？毕畏老在日，早已百孔千疮，自己也知已不了，只是硬撑着的，现在一瞑不视，这个家庭便立即崩溃了。死了还有什么说的，好像小孩子撒了一堆烂屎，终于是要揩屁股的。当局便板起面孔，执行法律，责令赔偿，查抄家产，那便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了。那毕畏老仅有候潮门一所房子，余无长物，立即充公，尚还不足，中国的传统法例，是父债子还，于是倚虹便吃官司，被拘留起来了。
其实我有一位同乡世交朱寿臣兄，我与他小考进学时是同案。他家里是丝织业巨商，苏州有朱义和纱缎庄，上海有老嘉福绸缎店，但他却到北京去做官，和毕畏老是同衙门，亦为好友。这一回，为了安排畏老身后事宜，诸老友出了一些力，他也被邀来杭。回去北京，路经上海，我请他吃了一餐饭，谈谈毕家的事。他说：“毕畏老是个忠厚老实人，怎能与此辈军阀周旋？即以他们的打牌而言，五百块底，一千块底，不算一回事，试问畏老如何吃得消？为了要在他们手里讨针线，不得不敷衍他们，坐下去了。而且他的手段极不高明，他们愈加欢迎他。至于他们这班武人，输了可以划账，互相往来，畏老却是要现钱交出去，少说总有几千块钱输给他们了。朗兄！这就打牌一端而言，其余你可以想见了。”
再说，倚虹吃官司，有人说关在杭州监狱里，其实非是，他并不是什么刑事犯呀。他只是软禁在县衙门里，而且那位县长对他很为优待，住居在花厅内一个耳房里，派一个仆役伺候他，所谓伺候他者，其实也是有看守他的性质的。有家中人访问他的自由，有与朋友们通信的自由，有阅读书报的自由，就是没有出门一步的自由。
这个时候，我正在上海大东书局办一小说周刊，名曰《星期》，他供给了我许多短篇小说，颇多精奇之作。我问何所取材，原来这个看守他的仆役，本来是一个老兵，经历的地方，遭遇艰险，就是不少。倚虹在无聊之中，和他谈天说地，有时说得高兴，还犒以绍酒半斤，虽然也有些是无稽之谈，一经倚虹渲染，都是大好资料。
他父亲的事，幸有诸位老友为之料理弥补以后，倚虹也得释放了。但是家已破了，财已尽了，房子早已充公，亲属亦且离散。那时候，许多人便都谈到毕倚虹与他的夫人杨芬若离婚的事了。我于此先声明一笔，我就不想谈此一事。我不是像那老先生们，固守旧道德，不谈人家闺阃的事，我只是想这是倚虹最摧心的一件事。要评论起来，当然是两方面各有不是，可是现在死的已经死了，老的也已老了，何必再翘起那种不愉快的前因后后果呢？讲到离婚，现在已经不算一回事，在此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世界，尽有最初**，心心相印，一旦判决，反而若不相识，何况他们也还是盲婚呢。当时议论这一事，有善意的，有恶意的，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真实的，有虚诬的，真是不可究诘，我只好用放翁的一句诗：“身后是非谁管得”一言表过了。
我今要说的是倚虹再到上海，再进《时报》的事了。在此我不能不先述及刘香亭，前章我述及他离开《时报》时，举荐了香亭为代，他是曾做过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孙，他们是军功起家，属于李鸿章的一派，也是合肥人。刘铭传的诸孙中，只有香亭文学最优，能写骈体文，在这时期的文体，虽未流行白话文，但已趋于文词的通畅，从事于骈四骊六的文章的已经不多。不过在《小时报》上那些小品文，每天不过三四百字，以及外埠新闻上一个短评，他也对付过去了，当然不及倚虹的冷隽而深刻。我有一时期，也曾定润例，作卖文生涯，代做一副对联者，四元；寿文、祭文、墓志铭等面议。我为什么要有此举，因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包先生！我的朋友死了，谢谢你！给我做一副挽联。”（这个润例发表后，恰值张仲仁的母亲故世了，我一连做了六副挽联，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说来说去这几句话，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至于杂文润例，原说是写散文的，忽有点戏要我写骈文的，说，润资加倍，这笔生意，我便介绍给香亭了。
香亭为人拘谨老实，友朋辈往往玩弄他，他也不敢与抗。他编《小时报》起初是个生手，我就帮了他的忙，后来也就弄惯了。当我离开《时报》的时候，他觉得单独，没有趣味，也想离去，我力劝他不要走。他的父亲子鹤先生，对他颇严厉，家本富有，而一个钱也不肯给他用，要他自寻职业，自己则金屋藏娇，打起奢华的小公馆来。我说：“你的职位无论如何总是一个高尚职业。”我的私心还怕人家说：我是拖了他同进退的。但迟之又久，香亭谋到了一个职业，究竟离开《时报》去了。
香亭一去，狄楚青却伤起脑筋来了。因为编辑地方新闻，谁人可为，这个《小时报》，要雅俗共赏，有点风趣，带点幽默，不像《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谈玄学、表党义、严正立场。又好似一个顽皮的儿童，却又有些聪明活泼的。因此楚青急想征求人来弄这个玩意儿了。第一个来的是文公达，他本来是在《新闻报》的，以为似豆腐干大的《小时报》，不妨兼理一下。但他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所用成语，太古奥了，读者莫名其妙。有时还有生字、僻字，字模上没有见过，排字房对之摇头。公达自己也觉得非其所长，奉身而退。继之者乃是大名鼎鼎的况蕙风（周颐），于是白石、梦窗，跃然纸上；《虞美人》《点绛唇》《蝶恋花》《沁园春》，联翩而来；大词家为之击节，小市民为之皱眉，北京戏剧家所说的“叫好不叫座”呢。
那时有人献议，这个《小时报》，非得小说家来办不可。当今小说家是谁呢？钱芥尘举荐了李涵秋。李涵秋居住扬州，有扬州才子之称，他所写的小说《广陵潮》，誉满大江南北，上海《新闻报》，也连载他的小说，不过这位先生闲居扬州，只是闭户造车，不肯出而合辙，可是要办报纸上一个副刊，不能在家纳福呀。狄楚青尊礼厚币请他到上海来，知道他上海无居住处，特地为他在东亚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那位李先生却因此闹了不少笑话。刚到上海，钱芥尘陪他走进东亚旅馆，踏上电梯，他说：“啊呀！这房间怎么如此小呀！”告诉他，这是电梯，不是房间，同文因此传为笑谈。
还有他的房间是开在三层楼上的，但二层楼排列着的房间，与它一模一样，那是他们建筑家所谓标准化，可是李先生跑到二层楼，以为是自己的房间，开门进去，却是一位少妇，这也是有过的。并且李先生在扬州是早起早眠，上海的报人，都是夜游神，因此而惹起了饮食不时，起居无节。即在编辑方面言，这个扬州才子的笔调，也不大为上海市民所欣赏，于是李涵秋敬谢不敏，只得回到的故乡去了。
这时倚虹料理了杭州的事，正要到上海来谋职业，时报馆李涵秋去后，正要觅人，旧燕重寻故巢，正是一拍即合。我给他两句古人诗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说：“这真似为你写照呢。”这次他来上海后，我与他较为疏远，不似从前的朝夕相见，笔砚与共。不过我如果在上海时，每月总也有几次见面，总大概是在晶报馆的，有时也去吃个小馆子，谈谈近况。他的第二夫人汪女士，我在杭州倚虹家里曾见过两次，她是我们同乡苏州人，书香人家的女儿，本来倚虹是请她来作家庭教师，教他的儿女的，随后有情人便成眷属。汪女士是贤慧的，可惜不寿，逝世后，我挽以联曰：“万转千回，宁为才子妇；廿年一梦，蜕此女儿身。”亦纪实也。
我今要谈谈倚虹病中的事了。实在说，在他重进《时报》的时候，已经有病在身了。那有好几个原因：他已经是一贫如洗的人，但人是总想生活下去的，离婚妻杨芬若把七个儿女（四男三女）扔给了他，飘然而去，他不能不对这些孩子们负教养之责。于是只好卖文为活，因此除《时报》外，在《申报》写长篇小说《人间地狱》，在《晶报》写小品文，此外东搭西搭的也不少，试想一人的精力有限，而况是个多病之身。再则无庸讳言，他是一个翩翩佳公子，出入花丛，情侣太多，未免斲丧过甚。有人说，他这种患肺病的人，性欲是强盛的，况且自第二夫人汪女士逝世后，又汲汲娶了第三夫人缪女士，燕尔新婚，又人情所应有的义务，如此煎迫，安能不病呢？
在他逝世以后，谣诼蜂起，有许多怪诞不经之谈。有一传说：谓其病中，有臧伯庸医生为之治病，不取医金，而每月资助他四百元。按臧伯庸为黄楚九的女婿，其不取医金，人可信之，当时为倚虹诊病者，尚有庞京周医生等，均不取资。如所周知，当时上海医生，有一种风气，对于名人名士，以及报界中人，往往不收诊费，但得为之揄扬，也已足了。臧伯庸不过中产阶级，与倚虹亦不过泛泛之交，如果每与一穷朋友看病，要月送四百元，这是可以倾家的，世界哪有这种豪阔的医生？
说起四百元，我倒有个小小故事可述。先是，倚虹在家中取了珠花一对（这是杨夫人的奁物，当时还未流行钻石，贵族婚姻中的聘礼，以珍珠为最名贵），托我到银行里去抵押一千元，其时林康侯在上海的新华银行做行长，我就给他看了，银行里估价，说至多只能押八百元，而倚虹坚持要一千元。康侯说：“这些小押款，我也不便做主，不过你若肯担保，或可勉强成功。”我为两方情面所感，便不得已担保了，为期只有半年，利息颇高，倚虹要钱用，也不管它了。但是要他取赎，可说是个幻想，一年不赎，两年不赎，银行只是催迫保人，问问倚虹，也两手一摊，耸耸肩道：“老兄知道我的景况的呀！”后来银行说：“不赎只好拍卖了，价值短少，惟保人是问。”我也不问倚虹，此时已在病中，便说：“拍卖就拍卖吧！”拍卖所得这一对珠花，只值六百元，我担保的人要代为赔偿四百元，我那时在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略有储蓄，便爽爽快快开了一张支票送去，以了一重公案，那时倚虹已病重，直到他咽气，我也不曾向他说过。
倚虹逝世后，友人为理其丧，新娶缪世珍夫人，恐还不到一年吧，却已有了身孕。急电扬州，召其弟介青来，共为善后之策，最紧要者，他一班子女，如何安排。（按：杨夫人共生有四子三女，汪夫人无所出，缪夫人在怀孕中，后生有一女。倚虹第一子名庆昌，年已十四五，为中学生，亲友助其就学。第二子名庆康，由陈蝶仙（即天虚我生）担任保荐至上海银行当练习生。第三子名庆芳，他嗣在介青后者，因介青无子故，由他教养。第四子名庆杭，年仅七岁，无所属，我坦然表示，我愿意任庆杭教养之责，请即往我家。介青示歉意，我说：“无所谓，我家中子女多，可作伴也。”）
这时我也已有子女五人，三男两女，年龄都比庆杭大，庆杭到我家来，他们都欢迎他，爱护他。他们正在闹什么音乐歌唱的玩意儿，写了一首《欢迎小七歌》（因庆杭的乳名是“小七子”也），以欢迎他。
他以七岁儿童离家，并没有凄恋之色，大概是失去母爱之故吧。不要看他是一个孤儿，他的性质是刚强，我试过他几次，有些事实，他心中是强烈反对的，即只是沉默不言，从不哭泣。在我家数年，及至高小毕业，那时候，我想到自己在他的年龄时，为了读书与习业问题，颇费思考，而现在又是“毕业即失业”的呼声甚高，有许多大学生皇皇然无所适从，中学生更艰难了。其时我有一位朋友周邦俊医生，为上海某大药房经理，谈起明年药房，要派一班学生到日本学药剂师，先在本药厂实习一年。我以为此是一个机会，我便和周医生说了，也得了庆杭同意，那是要住在药厂里的，我太太为他料理了卧具衣物之类，我便亲送他到药厂的宿舍去了。
过了几天，我问周医生，他说：“很好！这位毕世兄沉静寡言，倒像一个成人。”我笑说他素性如此，我觉得放了一条心。过了有一个月多的光景，倚虹的老弟介青写信给我，他信中说：“庆杭写信来，他不愿习业，情愿读书，包老伯处受恩已多，不愿再烦劳他，想到扬州叔叔处来，再进学堂。”我得书深叹庆杭年少有志气，而深悔自己的冒昧从事，于是即复书介青，促企其早日来沪，携庆杭而去。
前所说的倚虹有三个女儿是杨夫人所出，后来缪夫人又生一女，是遣腹的，所以倚虹共有四男四女。逝世以后，四个儿子已有安排，女儿们呢，都到了她们的姨母家。原来杨芬若有不少姊妹，杨云史女儿特多，都嫁在富商名宦之家。就我所知，一位是嫁在朱氏，上海人称为“叉袋角朱家”，开了有好几家纱厂的；有一位是嫁在阮家，是阮斗瞻（忠枢）的儿媳，袁世凯时代红人；其余几个就不大清楚了。至于缪夫人，真是一位可敬的女士，照现代的伦理观，她尽可以改嫁，但她却含辛茹苦，抚此孤女，以至大学毕业，自己则以一白衣天使终其生也。
最后，我还要记述一笔，倚虹长子毕庆昌，是研习地质学的，当陈仪在台湾当长官，他是台湾关于地质部分一个机关的主任，我在台湾时，他来访过我两次，他是一个温良挚厚的人。次子毕庆康，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练习生升为行员，后又调入国家金融某机关，最后又经商至南洋各埠，在曼谷遇一华侨富商，见之大为赏识，招之为快婿，关于船务经营事，均由他主理。
三子毕庆芳，嗣于其弟介青的，其所经历，我不了解。至于四子毕庆杭，自随其叔父至扬州后，即入扬州中学女校去读书，未及三年，即已弃学，其中有一段过程，我未及知，旋知已参加共产党，到了印度，娶了华侨女儿为妻，在国共和谈时期，他曾一度至重庆，为《新华日报》记者，且已改名。解放以后，知其为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并迎养其母杨夫人。故人有后，足令后死的老友，为之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