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朴馨瑞

　　王吟译

　　一名年轻的女教师结束了一天的课程，走在下班的路上。刚到村口，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从何处传来，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白昼的江原道小村，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的噪音。怀着不安，她渐渐加快脚步。待终于走出最后一个巷子时，女教师的表情僵住了。只见邻居们都聚集在她的家门口，喧闹不已。她尚未开口询问，一名邻人便回答起来。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回答。”

　　她急忙掏出钥匙打开玄关大门走了进去。噪声从房门紧闭的里间不断传来。房门被一把拉开。

　　接下来的一瞬间看到的情形，让她永生难忘: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前，坐着她刚满六岁的次子。他瞪大眼睛，耳朵紧紧贴着拨到最高音量的扩音器上，不停地哼哼着，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那天，这个孩子失聪了。

　　但是，我并不记得这件事。从我失聪，到一点点开始恢复听力，又到再次适应听见声音的这期间，大概有两年的记忆被抹得一干二净。这不是对我的考验，而是对我的父母的考验。

　　当时，原州以疗效显著而闻名的文昌模（1907—2002。韩国知名医生。曾两次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落选。1992年，八十六岁的他成为十四名国会议员中最高龄的议员。1964—2001年他在原州开设耳鼻喉科医院。（——译者注）耳鼻喉科对我作了初诊。医生仔仔细细地将我这个被吓坏的小聋子检查了一遍，默默地开了药。至今我仍然很好奇，那个白色的袋子中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也许是软心豆粒糖或者硬糖吧，因为除了饱腹感以外，我没有其他感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突如其来的寂静让我如同受伤的困兽一样，变得极度暴躁。我歇斯底里地将电视机的音量一遍又一遍开到最大，一不顺心就随手乱扔东西。

　　六岁的孩子在家中横行无忌，父母自然是忧心忡忡。对于在这个年纪失聪的孩子来说，不仅学习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连梦想也是奢侈的。我已经开始迅速遗忘之前学到的语言了。也许应该说，在失去听力后的几天内，孩童的语言已经瞬间分崩离析，我只能粗声粗气地以号叫的声音哭泣。后来的某次酒桌上，舅舅模仿了我当时的样子，甚是壮观。

　　绝望中的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这个海伦？凯勒以后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忧心忡忡地问医生：“怎么样？有办法治好吗？”

　　医生大吼起来：“才上了四十天的医院，你们就想治好？”

　　你大爷的，聋的可是我儿子，吼我干什么！当父亲意识到这个医生只是在等待奇迹或自然恢复时，即刻拉着我上京。

　　首尔医院的医生亲切到让人感激涕零。他们一边感慨我们周六的下午从大老远赶来，一边给我做了好些个精细的检查。他们将我放人一个巨大的圆顶机器中，又在外面问了我许多问题，当然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

　　检查结束，几名医生在讨论过后，得出了两个不同的诊断：一个是由扁桃腺炎引起的失聪，另一个是听觉器官的物理损伤。医生们先就扁桃腺炎的诊断配了药。

　　“你们住得远，所以我一次开了十五天的药。如果这之后还是没有好转的话就再来复诊吧。到时候我们得看看助听器的方法。”

　　于是，我们拿着一大包裹的药走出了医院。这次的首尔之行，我们是全家出动，既然都来了首尔，还不如去昌庆苑逛逛。虽说小儿子变成了聋子，但是从江原道来到京城的一家子想看大象的兴致没有因此减少。

　　昌庆苑不仅有大象，应该还有老虎，也有长颈鹿和斑马。想必父母和长我一岁的哥哥看到这些异国动物时都十分开心。当时的我十有八九也是一样欣喜若狂，像动物般到处乱窜。但是，我却回想不起来。幼年时期的记忆，需要五感的共同作用来形成，由于其中一个感官出现了漏洞，所以当时的任何一个场景，我都记不起来。

　　和原州的咆哮巫师比起来，医院的医生不仅和蔼可亲，医术也相当高超。在服用了一周的药后，我的听力便渐渐开始恢复了；十五天的药吃完后，我已经能听见喇叭声避开车辆了；又过了一个月，对于别人的称赞，我立刻能够听懂。医生的第一种诊断对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和尊敬，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要不要走上为穷人治病之路，但最后还是没有读医。

　　处于听力恢复阶段的我需要格外的照顾，因此我被托付给了位于春川的外婆，而讨喜伶俐、听力健全的哥哥则仍然留在原州，在父母身边。这也算是一种分类回收吧。虽然的确是因为父母双职，但从各个方面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既然说是从“各个方面”看来，那么本应该罗列出几处，然后最后摆出最重要的一点，才能使得整句话的逻辑成立，不过细细一想，便会发现仅用“万全之策”四个字，就能简洁说明一切。

　　外婆是我的一切。当我需要体温时，她会背背我；当我需要玩伴时，她陪我玩;我肚子饿了，她用石油炉做中式蛋炒饭;我小病不断，她带我去医院，疾走在夜空的银河下。身为她的外孙，我十分有安全感，感觉就像手下率领着秣鞮族一样，什么都不用担心。从小到大，这一点始终未变过，不管是我年少叛逆之时，还是在国外的城市混饭时，我的心中有一半，一直都依在她的身边。

　　在我不分善恶，将包括父母、兄弟在内的所有人当作仇人咬牙切齿、极具攻击性的幼年时期，只有外婆对我来说是例外的，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外婆生来就有教导主任的天分吧。后来，外公因脑部中风导致语言中枢受损，口齿变得不清，他自尊心很强，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这一面，因此他只是小声和外婆说话。看到外婆脸上流露出全心全意的眼神和表情，我便会回想起静静和她面对面而坐的那段时光，浑身一阵酥麻的暖意。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外婆的怀里成长的。我遗忘的大部分语言也都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拾起来的。在和外婆对话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她的语言。因此在我的语言中，更多的是外婆那代人使用的语言。那语言中，蕴含着韩国动乱时期的艰苦。那语言中，不仅有我的故乡春川，还有外婆的故乡“宁边的药山”（诗人金素月《金达莱花》中提到的。——译者注）。我的语言，是在外婆的怀里产生的。

　　外婆信过很多教，在晚年止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派，可我总觉得她太过投入了。某天，她对一直对此不屑的我说：

　　“神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话，外婆我可就太惨了。这辈子可就太冤枉了。”

　　从她这句话中，我看到了一个尝过生活百味的人才会体会到的一种空虚，因此我便不再对她的宗教信仰做任何评论。2007年冬天，她去世的时候，是我唯一一次违背自己的理智和信念，真心祈祷世上某处真正存在一个叫做天堂的又高又美的地方。

　　我八岁的时候，春川的幸福时光结束，我回到原州上了小学。我已经能够听到声音，但听力仍然很差。尤其是低沉的声音，我听起来特别费力。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耳朵对于这种特定音波毫无反应，在这个区域的听力已经丧失，无法治疗和恢复老师的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在上课时我自然是无法集中精力。再加上几乎要重新学习语言，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我已经落后在起跑线了。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韩文（韩文为拼音文字，掌握了所有韩文拼音，即使不知道意思，也能够读。——译者注），而我在上小学之后的两年里，属于几乎不会认字、写字的差生。外婆教会了我说话，但是我并没有学写字。自己丢人倒是次要的，只是父母都是老师，我是家门之耻。因此我常常自觉地避开旁人的眼神，默默地躲到角落里。那时候，将我当作隐形人无视我的存在，便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一天，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跟在她母亲身后找到我家，说我把脚伸到她的书包里乱踩，把书包踩坏了。我绝对没有做过这件事。也许我做过更可恶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庸俗到用脚去踩她的书包。女同学躲在自己母亲的身后，只是点头或摇头。当时我的父母都是那所小学的老师，因此站在他们的立场，既然学生家长提出了抗议，也只能先满足对方的要求了。这对恶母女拿了书包的赔偿费便扬长而去，而我却被父亲痛打了一顿。我用尽一切能使用到的语言一再否认，却无济于事。事实明摆在那里，我却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绝望，这种口拙，再加上父母并没有站在我这边，更让我万分难过，以致过了很久，直到现在，我对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一次，和作家李起昊老师聊天时发现，原来他和我上过同一所学校。我俩同年，说不定曾经还在那蜗居斗室般的校舍中见过几次。他在当时就又会读书又会写作，调皮捣蛋，估计也没少挨打。而那时的我，则生活在黑暗中。这并不是比喻，我的确是被黑暗包围的。如果当时的他曾在原州台庄小学的走道上看见一个蠕动的黑影，那就是我了。

　　由于父母二人都是公立小学的老师，我们曾经多次转学。在这个过程中，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养成了和谁都自来熟的性格，我则成了一个习惯分离的孩子。但是我的性格却不木讷，反而是拼命交朋友。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交友等同于生存问题。可谁又愿意和我这个叫也听不见的聋子做朋友呢？于是，我极力展现和我做朋友的好处。只要谁稍稍对我流露好意，我会给他铅笔、橡皮、笔盒，有求必应，掏心掏肺。请我帮忙做卫生，我答应，让我帮忙值日，我也答应。叫我帮忙后，他们便寻了好去处去玩，而我甚至还会对他们挥挥手祝他们玩得开心。因此，当时的朋友都是些会打小算盘的阴险之辈，稳重懂事的孩子从来不靠近我。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离开了江原道，转学到了首尔。首尔的孩子欺起生来，和我之前的经历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发动一场以“不要脸”为武器的战争，光这个学校的学生就能占领江原道16874平方公里。我一直小心翼翼低声下气，想要和同学们好好相处，但是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直到有一天，我忍无可忍，抡起铁制的垃圾桶将一个同年级的同学狂揍了一顿。当然我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过我感到这件事情以后，周围的气氛俨然两样了。

　　几天的观察后，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挑一个看上去很强焊的家伙挑衅。结果当然是一顿乱仗，被痛打，但至少我成了敢于和那家伙单挑的伟人。过了几天，等青肿的部位消下去后，我立刻找上另一个大块头的家伙，再次单挑。一拳过来，鼻血直喷，身体被打飞，定睛一看，原来被打飞的是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孩是三年级中最厉害的，比我患有更严重的听力障碍，而且还是个女孩儿，云云如此。

　　总之，我以此种方式和多名同学打架。这种疯狂的举动一直持续，照理我应被别的同学孤立，但是在小学生的世界里面，却不会如此。我从排名圈外出发，在圈内排名渐渐地上升。身份急速上升的感觉就好像中了科举一样。我不再是那个躲在黑暗中流泪的孤独孩子，而是一个事事谨慎应对的傻小子。这正是我想要的。这是我人生初次的放手一搏，也是我初次的成功。

　　那一年之所以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参加了一家全国性报纸举办的儿童作文比赛，并且取得了大奖。这是一个奇迹。一年级的时候，我连“太极旗”几个字都不会写不会认，二年级也没什么起色，仍然是一个低能儿;但是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参加作文比赛获了奖。全校早会的时候，我登上主席台领了奖状和奖牌。回到家，父母询问我的获奖感想。

　　“激动得小鸡鸡都发抖。”

　　父亲记得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之后的几天中，我细细寻思，这还是我第一次获得让小鸡鸡都发抖的赞赏，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如果捉迷藏的时候由我来捉人，游戏到晚上也不会结束。甩纸片的时候如果不耍赖，我一次也赢不了。那么这次的获奖意味着什么？秋千上的我做出了影响一辈子的选择。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写作吧。

　　就这样，我的人生就由小学三年级获得的一个奖而决定了。人生淳朴如斯，何处复寻。

　　然而，提高文学素养暂且不提，我尽顾着提高自己的打架本领了。升上初中后，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打架斗殴已经成了我的课程表上最重要的一个科目了。成绩理所当然地下降了，全年级总共六十七名学生，我排四十二名。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给父亲去信请他确认一下家中留存的初中成绩表，他回复道：

　　“数学，科学，体育，音乐，美术，韩文，剩下的品德历史社会英语都是。”

　　平均下来不错嘛。可父亲接下来又甩出一句话来呛我。

　　“就是没有。出勤率倒是全勤。”

　　这种事情光靠我自身努力哪行？那会儿的家庭氛围正适合青少年走上自暴自弃之路。父亲因为看木到升研究生院的希望，每日酗酒，家中自然一片狼藉。但父亲的不得志也给我带来了一部分积极的影响。就像是因学历自卑的暴发户往往会在自家客厅展示世界名著全集一样，我在当坏学生的时候所交往的朋友并不是同类，而是那些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对他们来说，我就好像是他们的官方打手，保护他们不受繁琐的是非之扰，替他们要回被勒索去的钱财，将得罪了他们的家伙打一顿，让他们短时间内没法参加年级大会。

　　然而有一天，我去找一个正积极备考的朋友玩，却很没面子地遭到了拒绝。我先是把那厮打得连笔都拿不起来，然后带着屎一样恶劣的心情回了家。我并不是气他，而是气自己老是围着优等生转悠，一副难看的德行。

　　那天晚上，怒火中的我决定文武兼修。我坐在书桌前拿起了教科书。我毫无基础，完全看不懂书本上在说些什么，甚至连自己手中拿着什么科目的书也稀里糊涂。但我盲目地背诵起来。从目录到题目，再到答案，全部背了下来，直到流下鼻血。那可是只有在平时挨打时才会流的呢，出来得不是时候，鼻血自己都错愕不已就这样，一周之后，我考完了期中考试，将前面的二十五名抛在身后，一跃成了班上的第十七名，虽然前面的十六名很是碍眼，不过那天以后，至少我不会因为成绩被人叫差生了。

　　升上高中后，我有一阵子主攻学业，难免疏忽了武艺，四处便飞来了拳头，居然个个都是高手。而我从来不服服帖帖，所以挨打也比别人挨得重好几倍。有一次，一个高三留级了三年的年级霸王看我不顺眼对我大骂，让我下课后去学校后山和他较量一下，于是我一下课就立马奔回家拿了两把菜刀。长得像关羽的那人看见迟来的我，十分高兴，说我还怕你跑了不敢来呢。我回答，怎么会呢，这位大哥。接着，我从书包里拿出菜刀，一手一把，回禀道：“别废话了，用这个解决吧。”

　　有经验的人想必知道，在对峙的情形下，利器出场，晃一晃立刻就会让人全身无力。僵局过后，观战的一个朋友过来对着我喋喋不休地说：“你找死啊？你不知道那家伙的手臂和你个子差不多长么？”

　　我当然不想死。我也不想求饶，不想像落水狗那样被痛打。我的计划是，当他伸手挡住其中一把刀的瞬间，用另一把刀刺向他另一边的腰。身长九尺的他很快就撤了，也许是因为他看穿了我的计谋。也难怪，谁叫我嘴里还和气地不停地喊着让他两把选一把，双手则紧紧抓着两把菜刀呢。

　　用智谋击退了会说话的大猩猩，这次的放手一搏也算是兽医学上的成功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从危机中脱险时，有的人会得意洋洋，有的人则被吓破胆。我属于后者。我一路走回家，连球鞋带子散了也没注意到。我躺到**，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连洗脸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无论是以前，还是后来，我都从未像那天一样有种疲倦到谷底的感觉。那天夜里，透过天花板上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钩形图案，我看到了数年前一个小小的契机和微不足道的选择将我逼到了何种境地。不甘忍受被人当沙包，决心奋起抗争，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拿起刀，把心一横，打算刺人肋下，这种行为明显越界了。这两个值是处于同一个矢量标上相互连接的，我无法否认，我曾经双手握刀。简言之，我并不是突然出现在这个陌生的坐标位置上，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沿着函数的轨迹走到这一步的。

　　那以后，我整个人就松懈了下来，任何事情于我都失去了意义，高中生活一直就这么无精打采地过去了。我一边学习，一边在大学路喝酒，一边追女生，一边打架斗殴，还一边写诗，没有一样做得好。我也不打算将哪件事情做好。那时，我叛逆的主要舞台就是教堂。每周周末，我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礼拜，但是背地里却一一实施着《圣经》上记录的恶行。头天晚上大家还一起喝酒斗殴，到了周日的礼拜时间就带着优雅的表情，唱起了充满爱的颂歌，这光景甚是有趣。一直到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一半因为客观原因，一半因为主观意愿，这种生活结束了。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经过月桂洞的那间教堂时，心中仍然会涌起一种羞愧感，我又会回想起那天晚上在天花板上看到的千头万绪的钩型图案，心中甚是悲凉。

　　三年级获得作文大奖的时候，我早早地决定了将来的人生方向。当然，就像大部分孩子曾经梦想过长大后当军人当歌手，当棒球运动员，当总统，当白雪公主等一样，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梦想。但是一直以来，我心中的某个角落都有朝着写作方向发展的信念。因此在结束了地狱般的高中生活后，我选择了国语国文系，这于我也许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现在虽然有很多专门教写作的文艺创作专业，但是在当时，这种专业主要属于技校或文体学校，很多人甚至连这种专业的存在也不知道。那时的我并没有家庭压力让我必须要学一门赚钱的专业，因为父亲那时终于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到国立大学当了教授，进而步步高升当了处长、校长。那时的母亲也成为一名有着光鲜履历的中坚教师。至少，我们家在经济上已经渐渐走出从前的窘状了。

　　上大学后，我加人了文学社。白天和学长们喝酒后，接下了纯粹找茬打架的任务。偶尔闲暇我也会写写诗。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写，而是父亲很久以前就是一位诗人，更因为由古至今，只要说要搞文学，最显范儿的方法无疑是写诗。当时写下了上千篇惨不忍睹的习作，至今我还保留着其中的三四篇。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一路走来。

　　当时的我有一个豪迈的兴趣，那就是爬到楼顶位于紧急出口上方约一坪的空间，在避雷针旁边找个位子躺下思索。每每想到不错的句子，就立刻拿起身边备好的纸挥笔而就。时不时会有年轻或年长的男女来到楼顶，相互喂食对方的唾液，谦恭的我只会稍稍探出头偷看，每当这时，我都感到自己是一名被禁锢在堕落之塔索玛多的高尚诗人。而今，据说这种孩子被称为窥**癖患者。

　　某天，我在楼顶沉睡时被雨水淋醒。正打算下楼，却发现人睡前写下的诗句不翼而飞。我四下寻找一番，最终浑身透湿，空着手下楼了。

　　那之后的好几天，那首诗的模糊身影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但当我整理思绪，想要重新回忆那首诗时，却发现那用语言构筑的终极秘境不知所终，空留如同灾难过境般的胡言痴语。我最终得出结论，除了再次找回被风吹走的原文之外，别无他法。但我已经彻底搜过屋顶甚至是整栋楼附近，一丝痕迹都没有。陷入困境的我，只有继续登上索玛多之塔，写下丧和执念交织的诗。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偶然间在索玛多之塔正下方的排水孔中发现了一个黄不拉叽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我不由发出一声惊呼。常言道灯下不明，原来找了那么久的不朽巨作就在眼皮底下！我捧着那张被雨水和灰尘侵蚀过的纸跑回房间，坐到桌前，小心翼翼地展开，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

　　我闭上眼。脸上滚烫，一动不动地坐到天亮。我在思考。思考那些可以掌控的，以及不能掌控的事;思考那些通常可以解释的现象，以及一瞬的记忆间闪过的印象;思考稚童能够理解的倾诉，以及有着无限意义的眼神；思考含有暗示的事件，以及含有暗示的句子;思考究竟自己是哪种人，又应该何去何从……窗外渐渐天光大亮时，我下定决心：我必须停止写诗，哪怕是为了捍卫被誉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丛林。

　　我并没有立刻转向小说，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了随笔，约莫虚耗了两年时间。这些随笔只不过是比诗稍微长一点的垃圾而已。一天，为了迎接到来的暑假，我和一个大学同学乘上了去往釜山的火车。我们有着一个很朴实的目标:依靠打工赚钱环游世界。可到了釜山之后遇到的事情，实在是不堪回首。也算是小康之家出身的我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四处碰壁，才四天就灰头土脸地返回首尔。同学认定是受了我的蛊惑才让自己遭受这番罪，十分生气，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一句话也无法反驳。我心中窝火，拿起客舱里的铁道部杂志翻来翻去，正巧里面刊登了一篇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小说家的微型小说。看完之后，我对仍怒气冲冲的同学一股脑儿发泄自己对这篇小说的不满。“这种文章，主题不明，情节无逆转，没有教化意味，没有趣味……”

　　同学勃然大怒。

　　“你这个残废，有本事你写啊。”

　　回到家后，残废连洗漱都顾不上，倒头就睡。凌晨起床，开始写文。标题为《允哲的爱》的那篇长达八十页稿纸的处女小说就是在那天傍晚时分完成的。写完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足之处太多太多，但至少比我在火车上读到的那篇名家小说要强。我想，这就算是成功了。这是我自从小学三年级获奖之后初次感到自己在写作方面取得成功。

　　我是一个无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人，我只能从成功中学到东西。那天的经历，让我决心成为一名小说家。于是我整个学期靠当气焊工，加油站加油员，粘贴小广告等零工赚钱，然后一到放假就去国外旅行。说来也复杂，可我觉得未来要当小说家就必须这样。由于兵役和长期旅行，我三次休学，终于在1999年勉强毕业。这期间每当有新的小说初稿完成时，我都会标上流水号储存在电脑中，《允哲的爱》是一号，毕业那年写下的短篇是六十五号。这两篇小说之间隔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我初次参加新春文艺的征文活动是在1998年。结果当然落选。第二年再次参加，再次落选。第三年我也参加了，靠，又一次落选。然而，让我稍感安慰的是，也许是我的文章也有可取之处，两次人了复审。其中，1999年那次的复审评价，无比辛辣地诅咒着我那已经壮烈牺牲的参赛作品。“故事情节自始至终牵强附会，小说无趣难懂……”等字眼，至今仍历历在目，常常被我在酒桌上自豪地炫耀。

　　2000年新春文艺的失利，充满了各种心痛。不单单因为我在作品中倾注的心血，也不单单因为一个已经毕业的无业者的不安。对我而言最致命的打击，是一起学写作的朋友率先步人文坛。我一直坚信自己比他写得好，因此沮丧之心难以言表。好不容易才奉上祝贺之词，然后收拾好行装。整整三个月，我一直在美国和南美辗转，然而这段旅程并不愉快。我还留有一张当时在美国西南部的黄金岩石处拍的照片，细细看去，表情仿佛那种看透人生的颓废。

　　就这样，身心皆一贫如洗的我回国，在蠢岛的租房内坐下，开始写小说。我预想着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篇小说，因此并不打算给别人看。这篇小说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写，完全不用考虑读者，它有着复杂费解的结构，运用了长期垂炼出来的一切写作技巧;而在形式上，不用转行，只由一个段落来叙述。我要享受这种别致的奢侈，来终结自己的错误抉择。

　　这篇小说《在沙漠中》，于三天后初稿结束。之后我大约花了十天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不断改稿，再打印出来，朗读出声反复推敲，发现有不通顺的地方便在打印出来的稿子上修改，再将修改的内容录人电脑，重新打印。就这样反复打印了大约一百多次。过了一个月，我已经能够将小说从头到尾背出来，连打印都不需要了，在酒桌上如果想到更加贴切的表述方式，我便记下来，回家后修改。5月初，改稿结束。标记上七十三号，在电脑中储存好之后，我便出门痛饮，直到失去意识。大约过了一周，我便搬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打算在那里的学校一边担任行政助教一边读研究院。我再也不想看任何小说，要和小说断绝一切关系。

　　我的一生中最出乎意料的逆转就是离开首尔搬家到外地的那天。我走进那间脏得好似是土匪住过的单间，将所有行李放到房中间，从角落开始打扫。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打来了电话，电话那边说是《现代文学》，开口就问我年纪。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整件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现代文学》的小说单元正在进行小说家的新人推选评审，对于是否选我出现了异议。因为已经推选出了一名作家，并不需要再选一名，但是担任评委的两人中的一位认为我的小说十分新颖，坚持要选我，另一位却认为我的小说太迂腐，坚决不同意。《现代文学》杂志的主编看不下去了，于是出面展现了所罗门的智慧，他提出，如果这个作家年龄不到三十岁的话，就以文风新颖为凭推选他，如果年龄超过三十，就以文风太迂腐为由不选。两位评委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便给我打电话。当时的我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朗声回答。

　　二十九岁。

　　就这样，我成了作家。但其实幸运并不仅仅在于此。我在接到祝贺的电话时仍然处于懵懂状态，因为我并不记得曾经给《现代文学》投过稿。可当时如果坦白，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获奖资格，于是我绝口不提此事。后来我才知道，《现代文学》的新人推荐原本每年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但是1999年开始，缩减为只有上半年一次。而我用来当作投稿参考的投稿须知，是从图书馆馆藏的1998年之前的《现代文学》上偷偷撕下来的，所以我是按照并不存在的1999年下半年新人推荐的截稿时间，于9月末投去了稿件，并且将这次不成功的投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面对七个月后来临的获奖消息感到一头雾水。我相信，那位收了我这个脑子抽风的投稿者的小说，并且默默放到第二年的评审桌上的不知名的贵人，来世必定大富大贵。

　　我就这样进了文坛，心中却不甚舒坦。明明打算放下一切去读研究院了，这姗姗来迟的**算是哪般！我也很愤怒，若稍早一点进入文坛，肯定机会良多，现在这些机会都没了。命运弄人。一怒之下，我决定放手一搏。两三个月后接到约稿请求时，我打算将那篇比我的出道作品更重要的第二部小说《在沙漠中》交去。怎么说它也是我的心血之作，如果能够博个好评固然不错，但如果由于结构复杂而被狠批的话，就证明了我的封笔决定是正确的，我将毫不留恋地放下一切，不再回头。

　　再次拿起《在沙漠中》时，我的心情有些微妙。因为这里面的“毒”。回头看去，我写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慰藉二十岁时那颗曾经热烈爱过却未能结果的心，而是充满了愤怒、怨恨，是为诅咒而写。站在旁人的角度读，也许会骂作者疯狂猥琐，而对于字里行间包含的各种缘由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来说，读起来只会觉得疼痛不已。我一句话也没有改，原封不动地交了上去。所幸的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痛批。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小说，好像没人知道有这么一篇小说一样。

　　后来，我一边担任助教一边读研，每年大概发表两到三篇小说。过了三年，大概可以集成一本书了，于是我开始做出版的准备。我对文坛一无所知，不知道交给哪个出版社会更赚钱。正好几名值得信赖的前辈给出建议，我便将合集寄给了文学与知性社。审稿等了大概半年，我终于在合约上签了字。终于，那本书顶着《养兔须知》这个耐人寻味的名字于2003年12月面市原本期待会在书城出现火爆情况，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提到那本书。这本初版印了两千册的书很快就被初版百万册大军的《哈利波特》踩在脚下。三年后我的第二部原创作品集卖得火爆直到断货，第一本书也成了文学与知性社的鸡肋。

　　我的第二部创作集《午夜故事》反响很好。书出版的第二年我又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好评，不仅成了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还分别两次被其他媒体重新收录。这本该让我高兴有余，但是当时这种鼓舞人心的现象立刻便成了其他烦恼的根源。只因我当时已读完博士课程，该写论文了，可这样的话，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写小说。而我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小说越写越好，如果此时的这个机会错过了，何时又再会碰到呢？

　　深思熟虑之后，我做了决定:学位论文，等我成了大作家之后再写，或者不写。而且也不能只写短篇，遂决定写长篇。

　　于是2007年的夏天，我离开了韩国。正好我从几年前就开始构思一个故事，内容是泰国曼谷某条街道。偶然间我得知，离中南半岛不远的中国西南部的某所大学正在寻找母语韩语的教授，我认为这正是个好机会，于是不顾一切便去了。在那里，我一方面将自己手到擒来的韩语发音灌输给中国学生，一方面每个月去曼谷两三次，收集写小说所需要的素材。就在学校发觉异状之前的2008年夏天，我离开中国，来到泰国，租了一间房开始创作。

　　再回到韩国已经是2009年的春天了。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以后也不会再有比那一年更繁忙的时候了。光是长篇小说，我就写了一千七百页的连载，另外还有五部短篇小说，发表了两部，我还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博士论文，又在大学里讲课，参加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作家交流会，还兼职翻译了七百页左右的稿子……繁忙如此，我仍有剩余的气力，那一年喝的酒比其他时候多得多。

　　翌年，也就是2010年的圣诞前夜，我人在印度。邋里邋遢地躺在一趟从中部班加罗尔开往南部喀拉拉邦的火车的二等舱卧铺上。平时的我一躺下就睡死了，可那天却没有。我在手机上乱写一气，又打开地图看看自己到哪里了，然后喝了一些体温般温暖的啤酒，走到两节车厢的中间抽起了烟。车窗外渐暗，在与大自然展开了持久拉锯战后，印度的白昼暂时撤退，一个个村庄缓缓流过。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原因有三:几天前，我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文学奖，开始写小说后，这是第一次走到众人面前领奖。过了没多久，我又通过了高丽大学的聘用审核，毕业超过十年，我第一次有了一张像样的名片。乘上火车后，耳朵突然听不见了，惊慌之余我立刻爬上卧铺藏了起来，可我并没有永久失聪，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的听力又恢复了正常。

　　这一件件，都是能够左右我人生的重要事件。三件事情接踵而至，我的心中难免有些不安。再加上这些既是我刚刚经历的，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眼下的未来，且不论孰轻孰重，每件事情都值得深思。

　　首先，获得文学奖一事含有一个不祥的信息。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必须有更大的变化，否则，获奖之日就将成为我的文学成就的最高点。从走人文坛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写得好的作家，而是一个写得不同的作家，这正是我自信的来源。“不同”不仅仅意味着和别人写得不一样，更意味着要写得和自己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如果文中养成了惯用形式，很快就会被认为懒惰，又或者是被先入为主的习惯而侵蚀。所以最近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先将可用的技巧全部摆出来，再从中选择必要的进行组合。可问题就出在积累这种经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这种组合成了哥特体，更有一些被称为习惯的非艺术表现方式。若此时再不转换方向，就好比打牌的时候不更换手中的王牌，我必定会因躲避此处的绝壁而从彼处的绝壁坠下。时至今日，仍未有“朴馨瑞式”的东西登场，也未到登场的时候，我仍需继续探索。

　　只因小说之根本，并不是回答模式，而是提问模式。

　　成为大学教授，的确是一种荣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次危险的考验。更重要的是我并不确信自己已做好万全的准备。那天，我在手机中写下备忘录：

　　“突然十分恐慌，我的人生该何去何从。若不想被人当作残废，我必须好好计划。躺在驶向喀拉拉的火车卧铺，我被这种种忧郁的情绪环绕。”

　　对于需要私人时间的小说家来说，没有比教授更好的工作了，但工作毕竟仍是工作。也就是说，当我像以前那样很想动笔的时候，常常不能写作。我更是重新被赋予了从未碰触过的责任感。我必须从极其私人的领域走出来，进人一个公共的领域。以前的我只用管句子和叙事结构就行了，但是现在还得管人。我需谨记，我的口袋里有可能装有别人的钱，我必须适时交出。更甚者，我必须学会如何和那些可怕的“教授”相处。稍有不慎，就会听到别人叫我残废。

　　短暂的听力丧失，与上面两件事情相比是小事。因为这种症状之前也曾经发生过两三次。第一次是三十出头那会儿，我正在读研。那是一个夏日正午，我刚从酣睡中醒来，整个世界被一片茫茫的寂静包围。稍后我才明白过来，心中郁结不堪，放声大哭。但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开始听得见声音了。我一跃而起，打开了查克·曼焦利的《Feel so good》，接着又放声大哭。

　　当然，我清楚，这种症状不可能永远都是暂时的。在去中国的大学就职之前，我曾经接受过一次精密的身体检查，当时医生警告我，很有可能在今后的数十年内完全丧失听力。耳中植入助听器，并不会对生活带来不便，但能听到自然的真正声音和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真正旋律的时间却不多了。当时医生估算的延迟期为五年。身为当事人的我耳朵不好，将数字听成了二十多年。走出医院，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闹个不停。身后的车按着喇叭，喊着把屁股给我挪开！走廊上站着的中年妇女对着手机狮吼……今后这些声音全部都会消失吗？之后便要在我的头盖骨上钻出一个窟窿，植人一个带电池的晶体管，让这一切成为振动来感受吗？

　　好吧，这是有可能的。我一直以来心里都忐忑不安，无法放宽心，所以对于至今获得的所有机会，站在耳蜗的立场来看已经是备受眷顾了。回想起以前经常出人文昌模耳鼻喉科的那段日子，也许我的处境会比现在差很多。无法再感受先天听觉器官带来的特别灵感，的确可惜，但是我已经做好和它们告别的准备。体检归来的那天傍晚，我给编辑打了个电话，我提出会在几年内结束正在构想的长篇小说，接下来便要写一部关于声音的书。我打算仔细倾听一切自然的声音以及乐器的声音、一系列的流行音乐和音乐史上的名曲，然后写下感想。这将成为我那饱经沧桑的听力所走过的最后旅程的记录。

　　自那之后又过了三年，2010年的冬天，在朝着南部喀拉拉驶去的火车中，我终于理清了这三个烦恼的顺序。三个烦恼，无一不重要，但是首先我必须向自己的身体和经历致敬。拿出手提电脑，将草稿一块块勾勒出来。我将这一生听过的印象最深的声音，将我想聊的乐器，将必须一见的专家的名字，写了下来。就这样，约莫过了三个小时，倦意涌来。我悠悠整理一番，躺下。放松和紧张猛烈交杂的一种寂静，奇妙地将我包围。回想起来，崭新抉择初始的第一天，都是如此。

　　朴馨瑞韩国作家，1972年出生。2000年在《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养兔须知》，由此登上文坛。其短篇集《养兔须知》《午夜小说》《手工小说》等展现了作家特有的怪异、极端、忧郁，但同时又有着令人愉悦的幽默。曾获第44届今日年轻艺术家奖。其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凌晨的娜娜》“让人身临其境，展现了对自由世界的大胆探寻”，获第18届大山文学奖。现任高丽大学文艺创作专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