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带着劳动仔走了。大家一窝蜂凑到了大嘴巴面前，打听着他的来历和案情，原来他是个挖煤工，被矿主克扣了两年工资，往上告状，没把对方告倒，反而被矿主派人毒打了一顿，脑袋上的伤口缝了八针。他就是这样起了杀心。

　　他倒也不怎么后悔，说柴收一炷烟，人活一口气，他这一口恶气是出足了，值！太值了！法官曾告诉他，他只杀了六个人，不是他夸大的七个，因为有个孩子并没有死。他一听就惊讶：“怎么没杀死呢？我补了一刀呀。”法官给他出示受伤者的照片，逼他承认杀人不够七个的事实。他看着照片直跺脚，扇自己的耳光：“他不是那个伢吧？他怎么会是那个洪家老三呢？他活得好好的呀。老天！我要是没有斩草除根，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欺负我家笑梅！”

　　黎头历来敬佩杀人犯，听完案情以后两眼放光，给大嘴巴一个劲打扇，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激动就把大嘴巴“吴大哥”错叫成“高大哥”或“赵大哥”，叫错名字的时候不少。他命令手下人给大嘴巴喂饭，给大嘴巴揉脚和揉背，让死刑犯享受与自己差不多的上等人待遇。抬着大嘴巴去茅坑的时候，他干部参加劳动，撅着屁股，抬着脚枷的一端，一二一二一二地喊着口令，让大家步伐协调，防止东拉西扯。其实，他有点过分地多事。他不用这么吆喝，大家也能走得整齐的。看大哥便秘的时候，他表情再多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个劲地咬牙切齿，人家还是拉得出就拉得出，拉不出就拉不出。

　　“对不起，得罪你们了，我只能来世相报。” 大嘴巴微微撅起屁股，让我屏住气息给他擦拭。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突然汗如水洗，大概对别人擦屁股这一点紧张万分羞愧不已。

　　“说什么屁话！我们谁跟谁？“黎头不习惯他的客气。

　　大嘴巴不哭，不呕吐，不失眠，不拒食，不狂喊乱叫，没有死刑犯通常有的那些毛病，甚至对上诉也不感兴趣。他戴着脚枷端坐，只是经常呆望着高高的窗口，呆望着窗外的一孔天空，惦记着自己的家，特别是一个刚满八岁的女儿。一见日头偏西，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家笑梅要放学了。一见太阳东升，他就说他家笑梅要上学了。这些话说了无数遍。他还说他以前每次从矿上回家，笑梅都要在村口等他，因此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女儿远远的眼睛。高墙外有一丝小孩的叫声传来，他都会浑身一震，然后说：“这个伢可能也是八岁左右，是个女仔。”

　　这些话说得我心酸。

　　有一次，黎头给他一袋五香牛肉。他把小小真空袋放在手里搓捏好半天，正反两面反复看，说笑梅还没有吃过这新鲜玩意。他希望我以后找人把它带出去，捎给他女儿。

　　“你自己吃吧。”

　　“不吃了。再过三五天，我就要走了，还吃它做什么？”他摇摇头。

　　我听出“走了”一词不是去指散步或逛街或上班，吓了一跳，极力安慰他：“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上诉会起作用的，高院会考虑的，他们不是已经来问过话了吗？有个记者不是还说要为你说话吗？……”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安慰空空洞洞，我替他写的那份上诉毫无说服力。

　　他苦笑一下，说他杀人太多，杀得太毒辣，说上天，说下地，也是该抵命的。人民政府不杀他就是太无道理了，太不像个政府了。是不是？他只是有点怕死的时候太痛，样子也太难看。他听他老爹说过以前枪毙土匪的事，据说一梭子弹打过去，土匪的天灵盖就飞起几尺高，像旋出一顶什么圆帽子。还有一个女土匪，一阵枪声之下，两只漂亮的眼珠蹦上天，最后挂在树梢上，在太阳光下晶晶发亮，被小孩子当作野葡萄。

　　他问我：“你说，人有灵魂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哪一天死了，能看见已经死去的亲人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能够投胎，能投到黄柏县高井乡去吗？你晓得吧？我家笑梅怕狗，上学不方便。我要是能变条狗，就可以护一护她。你说是不是？我要是变条狗，就可以在她门外转来转去。你说是不是？”

　　我激动地抓住他，“来日方长，有朝一日我出头了，一定去看望你女儿。只要我碗里有，就不会少她一口。你放心吧。”

　　“你是大恩人。我在阎王那里也天天为你烧香。”

　　他挣扎着要给我叩头。因为木枷绊住脚，他搅得咔嗒一声，没法站起来，只是额头在手铐上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