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和张好混熟了。张好是山西来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说话慢条斯理，让人感觉很有修养。他高高胖胖，练过几手三脚猫的功夫，经常在一些武打片里露脸，有时也演些不需要太大技术难度的替身。

　　张好告诉我他干这行已经四年了，他喜欢做替身，因为做替身的报酬高，要比一般群众演员高上十倍。张好演戏的目的显然和我的不一样，他是靠演戏混饭吃，我是在干事业。

　　《倾国红颜》拍了几天又把我们这拨群众演员拉出去拍战争场面。有一场戏要特别拍一个从山下摔死到泥地上的士兵。老安叫了几个人，几个人都不愿上，老安的手指就指到我的头上说，齐发，你上。

　　我说，好，我上。我早就巴不得老安把手指头点到我的头上了。

　　前两个星期下的雪还没有融尽，气温在零度以下。摄影机对着我，我穿着一件沉重坚硬的铁甲（其实是塑料壳，不过也够冷够硬的）往山顶上爬，鼓风机不停地从旁边吹，一场人工降雨将我从头到脚淋透。我的手抠进泥里，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又一次次滑倒，尖锐的山石将我的膝头磕烂了。最后，精疲力竭的我，从山顶上滚落，摔死在一块泥洼地上。

　　这场戏拍了6遍，近两小时我的身上一直都是湿的，衣服表面冻起一层薄冰，抖抖身子碎冰卡卡嚓嚓地落地。

　　拍完，老安招呼我去喝热开水，他说，齐发，演得不错，往后有戏一定给你多上。

　　先前拍戏的时候，我都快冻硬了。拍完了，身子迅速发热，十支手指头像通了电似地窜热流。我顾不上换衣服，站着傻笑。越苦越累越能让我尝到演戏的滋味，这比扮演那些扎在人堆里站到脚发麻的角色要强百倍，强千倍。

　　导演说了，刚才这场戏要了我几个特写镜头。我高兴了一会又担心摄影没拍好我脸上的表情和手上的动作。先前在上山爬的时候，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可都是有戏的。

　　我往摄影机旁边凑，摄影用身子挡住镜头，没让我看回放。张好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你额头出血了。

　　我摸了一把，手掌上果然全是血。我这才感到额上辣辣地痛，可能是刚才滚下山的时候给树枝划破了。

　　张好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口纸。他把口纸搓成一团扔到地上说，找制片要药，不要便宜了他们。他说完果真走过去对制片说，有演员受伤了，你们给弄点创可贴。

　　制片看了我们两眼，让手下给我送来了纱布和药棉。张好冲我得意地眨眨眼，替我包扎额头的伤口，他一边弄一边问，刚才那出戏老安给你多少？

　　我说，不是事先说好了一天20，管两顿饭吗？

　　张好说，我就知道你傻冒了，20块是给那些随便站站凑人头数的，像刚才那个角色，你要上三四百也不过分。

　　我说，今天我觉得演得好过瘾，不给钱我也愿意演。

　　张好瞪大了眼睛说，看你说的，我不敢跟你比，你怕是想当大明星吧。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张好和我处久了，渐渐懂我了，知道我一门心思只想演戏，他就乐于将一些关窍告诉我。从张好的嘴里我知道像我这般从群众演员做起的，下一步要争取做特约演员。特约演员又分为“小特”和“大特”，“小特”一般只有一两句台词，“大特”的台词多些。做好了特约，然后才能接角色。每上一个台阶都得费上好几年工夫。听说有的人做了七八年，连个“小特”都没捞着，更别说真正的角色了。

　　张好说，你想演那些有词的角色必须跟导演套近乎。

　　张好说的话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这些经验之谈不是我在大街上看热闹能看得来的。

　　在拍摄现场，遇到导演或副导演，逮住机会我都找他们磨，我说，导演，什么时候有适合的角色记得找我，我不在乎报酬的。

　　我不怕这些导演们讨厌我，我要让他们记住我。有一次，一个导演老远看见我，我还没说话，他先说了，我算怕了你了，有角色一定给你。

　　我给自己争取的第一个“小特”是扮演一个小和尚。我对冲进寺院里行凶的恶徒说，施主，上天有好生之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恶徒不听我的劝诫，向我挥出一掌，打在我的前胸，我摔倒在地，滚落了七八级台阶，我剃得青光的脑袋在青石板上砸得咚咚响。如果同期录音的效果好，能把这声音录进去。

　　脑袋上撞出两三个大包，换来一句台词，值！我终于在镜头前开腔说话了。

　　我的第一个“大特”是扮演一个少爷的小跟班，我不断地被少爷打耳光，他一有空就打我的耳光作为消谴。我被打后还要满面笑容，一点停顿都不能有。有一出是我捂着刚被扇过的脸冲着少爷笑嘻嘻地说，少爷，这段时间我觉着我的脸越来越红润了，你再打，多打点，不多会我准能变成个翩翩公子。

　　一开始这个角色还不是我的，原来的“大特”被打愣了，笑不出来，笑不及时，被换了。演少爷的是个偶像派明星，对我的前任很不满，撂了一句话，我的手都打麻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从群众演员到“小特”再到“大特”我只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张好很羡慕地对我说，齐发，运气不错嘛，如果碰上个看你对眼的导演，给你一个合适的角色，你就混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