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罗马征服时期，不列颠说着一门叫作“英语”(British)的凯尔特语。从这里开始，衍生出现代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罗马时期，英语深受拉丁语的影响，但基本上保留为一门单独的语言，至少到公元9世纪，不同的子系语言可能很大程度上明白易懂，至少在12世纪之前是如此。讲这些语言的人，通常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居称为布立吞人。“英语”就是这样被理解的，直到1707年联合，该词被挪用来指代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导致其使用率的下降。“布列塔尼”只是19世纪发明的一个英语词语，用来取代那时令人混淆的“英语”。

　　皮克特语开始可能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但避开了拉丁语的影响，保留了凯尔特语的重要影响。地名和人名说明整个苏格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都讲英语，除了琴泰岬以北的西海岸一带，那里讲盖尔语。单词“aber”(比如“Aberdeen”一词中的“aber”)在英语中的意思指河口，对应凯尔特语中的“inver”(比如“Inverness”中的“inver”)。西部讲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可能比东部讲英语的皮克特人更容易听懂，早期苏格兰可能在语言、政治和种族上都是一个大熔炉。更与众不同的是，公元9至14世纪，北部和西部群岛主要讲挪威语，而且地名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北欧语”(Norn)几乎从17世纪的奥克尼群岛消失了，到19世纪时，设得兰岛也不讲了。

　　盎格鲁-诺曼人的贵族身份在国内和法语一样尊贵，但普通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样不讲法语，即便苏格兰语和英语的词汇都因此而变得丰富。从公元7世纪起，英语的普遍化开始通过盎格鲁人(英格兰的新来者)渗透到苏格兰南部，但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大卫一世统治以来定居在各个市镇的讲英语的人。

　　这样，盖尔语从来就不是唯一的苏格兰语，尽管在12世纪时它是苏格兰的主要语言。自此以后盖尔语便一直衰落：15世纪时，这门第一重要的语言可能只有一半苏格兰人讲，到1689年，只剩下三分之一，1806年只有五分之一，到20世纪只剩下十二分之一。1961年，苏格兰人有81 000个讲盖尔语的人，到2001年时还剩59 000人。**裸的敌意解释了为何有些人会退缩，尤其在17、18世纪时，盖尔语和尚武的氏族社会结合在一起成为英国政治体制的一大威胁。在19世纪，当各种形式的禁令都已废止，这时还出现了第一部完整的盖尔语《圣经》(1801)和公开出版的盖尔语诗歌集，然而此时的盖尔语却经历了最急剧的衰落。

　　问题是，讲盖尔语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不讲英语则是一种经济负担。1872年的教育法禁止学校用盖尔语上课，不过高地人已经尝到了英语的甜头，他们季节性地流动到低地从事收割工作，在英国军队中为帝国服务。1904年，在学校里把盖尔语当作一种独立学科来学习，而不是像把英语当作一种手段来学习，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但这对于逆转几个世纪的禁令造成的后果几乎收效甚微。

　　在现代苏格兰，1%的人口讲盖尔语，其中大多数不是生活在高地和群岛，而是生活在格拉斯哥，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就成了真正的盖尔区。纵观整个欧洲，由于对文化多样性的新偏好，“越来越少被运用的”语言已停止其衰落。人们常常指责伦敦总部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摆出一副比苏格兰人高一等的傲慢派头。这一点是事实，但同时也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兰人士约翰·瑞斯(John Reith， 1889—1971)，这位BBC第一任总干事(1927)把教育和启迪大众创造一个道德上具有凝聚力的英国社会当作BBC的愿景，这一愿景现在仍然主导“社会服务广播”。然而，相比过去，现在的BBC对地区多样性的包容性更大。通过像洛恩·麦金太尔(Lorn MacIntyre)这样的记者和播音员的**四射的鼓吹，苏格兰BBC帮助盖尔语重获新生。伦里格(Runrig)、卡百利(Capercaillie)这些盖尔语摇滚乐队的成功对谁都没坏处。2005年，《盖尔语法案》给予盖尔语“平等的尊重”。

　　作为一门英语方言(像挪威语一样的一门日耳曼语)和一门一直被盎格鲁化的语言，苏格兰语(有时被当成苏格兰东北话或“大苏格兰区的语言”[1])从来不是历史认同的重要部分，尽管16世纪时它就是政府和法律的语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领袖们把英语版本的《日内瓦圣经》《圣咏经》《祷告书》当作“公共秩序书”。第一部权威的苏格兰口语化的《新约》一直到两个世纪之后，在盖尔语《新约》(宗教改革之后四个世纪)形成后才完成，而其出版则要到1983年。

　　在“启蒙人士”吸取教训消灭苏格兰语的特性之际，苏格兰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彭斯，尽管他也用英语写作。长期以来，苏格兰语被当作古老过时甚至令人尴尬的语言而不被予以考虑，并被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普及教育逐渐侵蚀，到了20世纪末才复兴起来，现在还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印刷文化。但是，苏格兰口语最繁荣的地区是现代的北爱尔兰，在那里，这门语言被当作对抗联合主义的文化力量被大力推销，成为熟练游说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中的盖尔语。

　　更明显的现代语言特征是苏格兰部分地区英语的发音方式。法夫的东北或东部渔业区的口音能把游客绕晕，在爱丁堡新城刮风的峡谷地区上学的一些人，口音同样难懂。BBC电视台的《拉布·C.尼斯比特》[2](Rab C. Nesbitt，格雷戈·费什尔出演)呈现了一种弱化的大格拉斯哥口音味道(这里的口音是工人阶级的，或者可以说是失业者的，该片以加文为例)，比起很多绷着一本正经面孔的纪录片，该节目对现代苏格兰社会各个阶层多重剥削的洞察更深刻，也更令人痛苦。

　　节日

　　苏格兰全国性的节日很少，很多公众节日直到最近才本土化。苏格兰教会一直不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1958年，圣诞节成为公共节日，节礼日到1974年才成为公共节日，复活节在苏格兰仍然不如在英格兰重要。然而，被禁止的耶鲁庆典[3]在民间特别流行，并逐渐转化为霍格莫内节(12月31日)。在英格兰，现代的圣诞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新发明，以圣诞树、圣诞卡片和圣诞饼干为新标志。对呼吁烧死教皇的苏格兰人来说(尽管詹姆斯六世/一世警告人们应该抨击不忠诚，而不是天主教)，对盖伊·福克斯试图炸毁伦敦议会尝试的庆典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苏格兰普及开来，那时，失业和对爱尔兰移民莫须有的惊恐，促使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重新燃起了教派之间的冲突和骚乱。更敏锐的观察者可能还会注意到，火药桶阴谋的一个目标是除掉詹姆斯六世/一世的新伦敦法院中的苏格兰奉迎者。

　　圣安德鲁节(11月30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更有名的庆典是非官方的彭斯节(1月25日)。这两个节日都不是公共节日。彭斯晚宴是少数几个被发明的传统，其根源是彭斯的同时代人庆祝其生日的活动。但彭斯晚宴最初的表现形式已商业化，很多类似的传统都和商业化有关。即使在彭斯去世之前，他在艾尔郡的阿洛韦小屋就已经卖给了艾尔郡的一个鞋匠合伙公司，其中一人把它改成了一个酒馆。正是在这里，1801年1月29日(这些人搞错了彭斯的生日)，阿盖尔的卫兵(民兵)聚在一起聆听他们的风笛演奏，彭斯小屋有了新的作用。第一次有据可查的彭斯晚宴发生在同年的阿洛韦，时间是他逝世的周年纪念日(7月21日)。这场宴会包括一场演讲和各种祝酒词，吃的食物有哈吉斯(是被呈上的)和羊头；考虑到那些参与者的社会地位，饮料可能是红酒和麦芽酒，而非威士忌。庆祝者中间有一位女士，此后直到20世纪的彭斯晚宴，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活动(有时还会激进好斗)。传统上，“为女士干杯”的祝词是感谢烹饪的女士、赞美彭斯生命中的女性，只是到了后来才退化为一种性别歧视(往往是厌恶女性)的粗话。1809年之前，每年有两次庆典，此后参与者固定在1月25日，因为这个时候是一年中农业的淡季。

　　很多其他重要的节日是地方的或地区性的，这反映出苏格兰过去很多地方的生活以小规模的、分权的社区为基础。主要城市仍然有它们自己的节日，著名的“贸易节”，是在手工业和贸易繁荣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组织的节日。其他的比如像拉马集市，是8月1日庆祝凯尔特秋收的节日。这个节日在法夫的城镇中被保留下来，但因为商业化的游乐场和市场剪除了雇佣(11月11日的马尔丁节也是重要的雇佣日)、缔结婚约(订婚)和社会交往的传统意义。边境地区的城市在6月有“马赛”(巡游)，就像历史上的边区巡行一样，但实际上是生动复杂的露天表演，是对现代公民价值强有力的仪式性表达。社会学家詹姆斯·利特洛恩的经典学术研究——《西利格》(Westrigg， 1963)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边区农业社区生活的考察，该书跟踪报道了现代化压力之下乡村世界的社区关系和人际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

　　大多数大型的历史仪式都有某种政治目的，比如1707年前的“骑行”(揭开议会的序幕)，路线从荷里路德宫到圣基尔斯西边的议会大厦(1999年重新修建)。19世纪，很多城市的仪式和庆典都成了精心设计公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身份认同是公民社会的本质。

　　在设得兰岛的圣火节那天(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人们穿上维京人的服装，还有一条燃烧着的长船，这个节日看起来像是挪威异教徒在黑暗时代的遗迹，但实际上17世纪才开始，到19世纪末才被承认。此后，为了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共同压力，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勘探和开采成为主要企业雇主以来，这一节日一直在被重新塑造、重新发明。包括音乐、舞蹈和力量角斗的高地游戏或集会也是19世纪重新创造的产物。最著名的是现在布雷马(阿伯丁郡)举行的集会，这一集会始于1815年，被当作一个互助协会，1866年时得到了皇家认可。然而，这些游戏只是对前现代高地人真正举办的盛宴和角斗运动的苍白模仿；在前现代，勇武之气和夸耀性消费是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1947年8月，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首次举办，该节日的目的是重振苏格兰，使其重新融入欧洲。几十年来，这一节日只是小型的活动，推动以精英的古典音乐为中心的旅游，并深受文化“贵族”的喜爱，但从未被保守的市民大众真正接受。自从20世纪80年代爱丁堡摆脱其单调落伍的地方形象后，它才被人们接受并繁荣起来。目前的核心活动由露天军事表演或夜间野外军事演习构成，其受欢迎程度似乎不受政治正确性的影响，这是一场官方的节日，由戏剧、音乐、舞蹈以及电影和图书构成。艺术家或艺术团体不得不申请资格认证，而那些花样百出的表演者(尤其是近年来的喜剧演员)，他们不想尝试或错过了申请，可以在“边缘角落”表演。这座城市“吞吐”着无数游客，空气中充斥着嗡嗡的表演声。

　　这个节日，与爱丁堡的各大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一起，让爱丁堡获得了一个(高水平)文化的美称，但格拉斯哥(从18世纪起就有一个艺术学院)是一个更有活力的设计中心，尤其是其建筑、家具和纺织品设计。它也有一个更好的现代音乐气象，至少可以说是“有文化”的。

　　艺术与建筑

　　中世纪的僧侣制作了一些有精美装饰图案的手稿，但其中大多数被描述为18世纪前“画家”的画作，这些画家的工作是雕刻纹章或装饰高贵的天花板、教堂或一些棺椁。那些买得起挂画的人大多是从尼德兰购买，而当查理二世于17世纪60年代希望在荷里路德宫挂上一排苏格兰国王的画像时，他找的是雅各布·德·威特(Jacob de Witt)。此后，优秀的本土画家成长起来，其中，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 1713—1784)和亨利·雷布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 1756—1823)最为著名。大卫·艾伦(David Allan， 1744—1796)和大卫·威尔基爵士(Sir David Wilkie， 1785—1841)之后的苏格兰画家集中描述的历史、景观、动物和高地情感，绝大部分都很有价值，但它们被浪漫化了，有些沉闷，缺乏创新。

　　只有到了19世纪末，“格拉斯哥男孩”这些画家才重新让苏格兰绘画恢复了活力。“格拉斯哥男孩”这个术语被艺术权威用来贬低詹姆斯·格思里爵士(Sir James Guthrie， 1859—1930)和E. A. 霍内尔(E. A. Hornel， 1864—1933)等人。“格拉斯哥男孩”启发了弗朗西斯·卡德尔(Francis Cadell，1883—1937)和萨缪尔·佩普卢(Samuel Peploe，1871—1935)这样的色彩主义者，继而将绘画艺术带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印象主义。这一时期，苏格兰发生了一次文艺复兴，最著名的要数尼尔·古恩(Neil Gunn)和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创作的关于历史社区衰败的诗歌和小说；苏格兰国民信托创建于1931年。然而，过去创造的作品现在更受欢迎。爱德华多·包洛奇爵士(Sir Eduardo Paolozzi， 1924—2005)，一位更现代的艺术家，其在生前便享有盛誉，后来这位出生在利斯的超现实主义者成为波普艺术家，其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那些肌肉发达、充满力量的雕塑。

　　图11《国富论》，作者爱德华多·包洛奇爵士[4]。位于爱丁堡的南盖尔商业园。这尊雕塑借用了亚当·斯密1776年著名经济学著作的标题，但歌颂的是人民及其想象力

　　过去1000年，苏格兰的土地上矗立着欧洲所有主要风格的建筑。很多风格被创造性地采纳，其他一些风格则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因为财富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地主的手中，所以城市建筑、城堡以及乡村豪宅能够体现最悠久的历史特征。除了极为稀少的特例，比如奥克尼岛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斯卡拉布雷这种保存完好的奇迹，中世纪之前的建筑除了防御性结构，几乎很少留存下来，尽管考古学家正开始填补这些空白。

　　斯卡拉布雷和数以百计的小棚屋曾聚集在特拉普莱因·劳(Traprain Law，东洛锡安)[5]的英国要塞周围，这表明在现代之前群居生活并不普遍。但私密性既不能期待，也不能轻易实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700年，人们出于防御目的而在湖中建造“湖心岛”或人工岛，一些住所建造在柱子之上。特征鲜明的苏格兰防御性圆形石塔，即所谓的“布洛核”(Brochs)[6]不计其数，它们绝大多数建造于铁器时代，沿着北部和西部海岸线散开，这一点证实了海洋的重要性，财富集中、夸耀、保护的程度，以及掠夺者持久的威胁。

　　从公元6世纪(可能还要早)起，很多视觉艺术都是宗教性质的，教会是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尽管早期教会和高贵的座椅往往都是木制的，近代回归砖石建筑则迟至1100年。建筑材料一般是可重复利用的，除了一些偏远的遗迹，15世纪之前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来。从15世纪开始，教会既荣耀城市，也荣耀乡村。像文艺复兴时期罗斯林小礼堂(1450)那样装饰宝石的建筑，在宗教改革之后让位于朴素的厢房，比如爱丁堡的特隆教堂(1647)以及坎农门教堂(1691)，后者由詹姆斯·史密斯建造，他还修建了该城附近的“纽黑尔斯”乡村宅邸(1686)。第三种主要的宗教风格体现在19世纪壮观宏伟的哥特式复兴大厦，比如巴克莱教堂(爱丁堡，1864)(但这种风格中最著名的建筑是爱丁堡的司各特纪念碑)以及亚历山大·汤姆逊(Alexander “Greek” Thomson， 1817—1875)令人惊叹的“希腊风”设计，尤其是格拉斯哥加利多尼亚路、圣文森特街上的那座教堂。

　　最后一座重新建造的真正的私人城堡是16世纪30年代的克雷格尼西安(拉纳克郡)，但大口径火炮武器的出现导致这些防御工事成为过时之物。无论如何，社会慢慢变得更和平了，地主们更偏爱塔楼，一些塔楼的窗户朝向地面(埃尔乔城堡，珀斯郡)，后来他们更偏爱各种宏伟壮丽的帕拉第奥式豪宅。时尚轮流转，维多利亚时代“复兴了男爵和哥特式建筑”，巴尔莫勒尔宫之类的建筑和家庭住宅蜂拥而起：杂乱无章、奇形怪状的假城堡建了一堆，比如，在斯考尔路上目前圣安德鲁斯大学很多院系的建筑；这些房子最开始是为黄麻厂的富豪们修建的，他们的工厂在远处的邓迪，那里的环境不太好。

　　帕拉第奥式建筑风格(Palladianism)是16世纪意大利的古典复兴风格，在17世纪80年代影响苏格兰之前已在17世纪的英格兰遍地开花了。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为“乔治风格”，因为它兴盛之际正是四位以乔治为名的英国国王统治时期(1714—1830)。这种风格以威廉·布鲁斯爵士(Sir William Bruce， 1630—1710)等人的成就为基础，其最优秀的代表作是威廉·亚当(William Adam， 1689—1748)的建筑，他设计的佳作包括达夫府邸(班夫郡)和邓园(安格斯)，他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Adam， 1728—1792)设计了爱丁堡的夏洛特广场、总注册大厦以及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土地阶层、职业阶层以及商业阶层也希望他们的城市景观中有常规的帕拉第奥式建筑，例如爱丁堡新城，还有珀斯，但很多老城的普及程度不太高。15至17世纪，本土乡村建筑的特征虽不太宏伟，但更温暖舒适，窗户小、房间小，以粗糙的石头建造而成(比如法夫的卡洛斯)。

　　尽管乔治时代的建筑非常突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占了现代以前的大部分建筑。格拉斯哥的维多利亚公共建筑是整个苏格兰最壮观的，尤其是乔治广场宏伟的市政厅(1888)和凯尔文葛罗夫博物馆(1901)，这些建筑是对城市繁荣的赞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和文化主张的宣扬。像爱丁堡的詹尼斯商场(19世纪30年代启用，1895年大火之后重建)这样的百货大楼，满足了有钱女士各式各样的购物欲望。

　　即使人们死了，他们还在考虑怎么表现他们的成功。格拉斯哥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墓地——一片高档的、跨教派的墓地，和很多苏格兰的墓园一样不是圣地。这片大墓地建造在一个山丘之上，穿过一条马路便是大教堂，墓地排成几排，俯瞰下面的城市，而不是以更传统的墓尾朝东的基督教方式呈现。维多利亚时代引进了火葬，火葬现在是对待死者最常见的方式。

　　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868—1928)的辨识度高的设计让维多利亚时代变得明亮起来。他的建筑作品很少，但优秀的案例包括格拉斯哥艺术学院(1899)和海伦堡的希尔屋(邓巴顿郡，1902)。麦金托什是新艺术风格的典范，这一风格将室内和室外设计融为一体，注重形式和功能，虽然视觉上令人惊艳，但他的家具做得不好，而且使用起来非常不舒服。一位更商业化、更成功的工艺设计建筑师是罗伯特·洛瑞墨(Sir Robert Lorimer， 1864—1929)，他拥有法夫的凯利城堡，并设计了毗邻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的蓟花小教堂，以及贯穿低地的优雅住宅。

　　20世纪30年代低利率、低劳动成本的时候，郊区涌现了大量无名建筑师设计的独栋房屋，但鲜明的装饰风艺术容易漏掉，因而往往被忽略了。电影院、溜冰馆、路边旅馆和公共建筑，诸如邱恩赛德学校(贝里克郡)、圣安德鲁大厦(爱丁堡)等建筑，是这类风格的典范。人们也不能漏掉20世纪50到70年代之间矗立的丑陋建筑物。威廉堡被吹嘘为“通往高地的大门”，但其主街简直就是“规划”错误的恐怖证据。爱丁堡大学兴高采烈地拆毁了乔治广场东南边的建筑，那可是南边或“第一新城”的一颗宝石(18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南“新城”，北“新城”比较著名的夏洛特广场和圣安德鲁广场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建造的)，然后修建了新野兽派的图书馆和教学楼。

　　苏格兰战后的“新城”——坎伯诺尔德、东基尔布莱德、格林洛斯、利维斯通，比市中心的贫民窟好点，可以被视为那个时候开明规划的缩影，但很大程度上也缺乏个性或公共设施。格拉斯哥东边建造了一批毫无生气、高高耸立的公寓(也有最好的初衷)，为格巴尔斯[7]这些地区的市中心居民提供住宿，但这里的公寓仍然缺乏室内卫生间。城市现在只是在不断清除这一时期丑陋无比的建筑疔疮，虽然这些建筑很少达到近来格拉斯哥河边开发的一些建筑的质量，但至少与它们的历史建筑风格一致了。在众多有趣的现代建筑中，邓迪当代艺术中心(1999)、爱丁堡的苏格兰博物馆(1999)以及毗邻的有着辉煌主厅的皇家博物馆(1888)都很有特色。最有争议的现代设计是加泰罗尼亚的建筑师恩里克·米拉列斯(Enric Miralles)，他设计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大楼，该楼完工于2004年，远远滞后于预定完工时间，而且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文学、诗歌和电影

　　第一家苏格兰出版社可追溯至1507年，早期的印刷主要是为教会服务，但1700年左右，世俗著作开始超过宗教著作，涉及的主题从官方公文到更广泛的文化主题。18世纪见证了历史、游记、哲学和科学出版的繁荣，从18世纪中期开始，小说这一新的虚构但有本土风格的作品兴盛起来。苏格兰最著名的小说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的小说产生于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时代，但这些小说牢牢根植于苏格兰法律和社会。《中洛锡安的心脏》(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是一部关于私生子和杀婴、社会和法律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现在仍然流行；《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的很多内容是关于济贫和破产的，后一半内容相当于司各特的自述。不太出名的约翰·高尔特(John Galt， 1779—1839)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变迁、宗教传统、法律结构和政治愿望的现实。比司各特更负盛名的是罗伯特·彭斯。彭斯以其诗歌闻名天下，他也是歌曲的搜集者和传播者。他那散发着泥土气息的韵文简洁优雅、平易近人、富有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性，有时还涉及多种多样的主题，包括民主、饮酒、纵情女色、教会和阶级。他似乎是司各特的榜样，而司各特形容他的文字有“一种高贵的平实简朴之风”。他对浪漫主义兴起及其以后英国文学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就是苏格兰文化的象征。

　　图12《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作者亨利·雷布恩爵士。苏格兰最优秀的画家所画的苏格兰一流作家

　　很多作家最初出版小说是分期连载的，18、19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不是分量厚重、经得起读的大部头作品，而是能一口气读完的16～64页的小册子。有一些书包含严肃的宗教、道德或政治观点，但更多“小书”是娱乐性的，常常对生活、爱情和死亡幽默一下。实际上，纵观历史，幽默是苏格兰文化的重要内容。1850至1920年，包括牧师和学者在内的文人墨客编纂了很多笑话书，以娱乐、同时也称颂他们认为的成就其民族性的那些力量：自嘲、体面、直截了当。20世纪20年代末，邓迪的瓦伦蒂斯文化公司成功地把“苏格兰的东北笑话”以标准英语形式推广到整个帝国。苏格兰最著名的当代喜剧演员是出生在格拉斯哥的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 1942— )，现在他欣然流亡到了美国。公正地说，最著名的苏格兰电影演员是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 1930— )，他饰演了伊恩·弗莱林的“詹姆斯·邦德”。

　　继第一代启蒙运动的杂志，如主题丰富全面的《苏格兰杂志》(1739—1803)之后，是更聚焦于批评、道德和社会的季刊，比如《爱丁堡评论》(1802—1929)和《布莱德武德杂志》。历史悠久的常规性报纸开始于18世纪初期：《爱丁堡晚报》[8](1718年至今)、《加利多尼亚水星报》(1720年至今)、《格拉斯哥日报》(1741年至今)、《阿伯丁日报》(1748年至今)。随着报纸数量的增长，所有的报纸最终缩小或改变成其他标题，现在畅销的大版报纸是《苏格兰人报》(爱丁堡，1860年至今)、《(格拉斯哥)先驱报》(格拉斯哥，1805年至今)、《新闻和杂志》(阿伯丁，1922/1939年至今)，所有这些报纸都有不同的地区侧重、政治立场和编辑风格。成功的苏格兰小报包括鼓吹自己是“真正苏格兰人”阅读的《每日纪事》和《每日快报》。

　　电子革命与其说削弱，不如说增加了人们对传统媒介的兴趣。人们对纸质出版物的需求仍然旺盛。苏格兰的版权图书馆，即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创建于1925年，其基础是律师图书馆(1682)，这两座图书馆就像曾经分开的堂兄弟一样。进入这座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大多数公共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但使用者如果为了研究祖先而进入国家档案馆查阅祖辈的出生、死亡、婚姻状况的历史记录则需要收费。

　　自司各特以来，苏格兰人对侦探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流行小说家包括伊恩·兰金(Ian Rankin， 1960— )，他创作的侦探督察约翰·雷布斯住在爱丁堡丑陋的阴暗处；还有威廉·麦克尔温尼笔下的格拉斯哥人杰克·莱德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格拉斯哥比爱丁堡粗犷得多)；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 1954— )，他的黑色想象探索了现代苏格兰社会和精神的不同方面(在伊恩·班克斯笔下，精彩壮观的科幻小说更加黑暗)；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1934— )以《拉纳克》(Lanark， 1981)闻名天下，他的作品更具原创性(而且奇异乖张)。欧文·威尔什1993年的《猜火车》(Trainspotting)讲述的是贫困交加的爱丁堡北部毒品文化的故事，1996年该故事被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

　　这些作家反映出现代人对沙砾般的现实主义的兴趣，这一点甚至也可以在19世纪初的司各特、高尔特、霍格那里找到。比如，霍格的《罪人忏悔录》(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1824)公然反对教权。乔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The House with Green Shutters， 1901)以高超的虚构再现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小乡村中小人物罪恶的生活。布朗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家长里短、多愁善感的“田园”(菜园)文学模式。“田园”文学模式以J. M. 巴里(J. M. Barrie， 1860—1937)为标杆，以伊恩·麦克拉伦(Ian Maclaren， 1850—1907)的《在美丽的野蔷薇花丛旁》(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 1894)为代表，它们的读者主要是英格兰人和美国人。19、20世纪，优秀的苏格兰文学都有强烈的空间感，苏格兰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尤其是奥克尼岛的埃德温·缪尔)，都从景观中汲取了灵感。在威尔·麦克林看来，景观是大海，但对更多人而言，就像对绝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景观是城市造物。自彭斯以来的著名苏格兰诗人包括诺曼·麦凯格(Norman MacCaig，1910—1996)、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 1921—1996)和休·麦克第米德(Hugh MacDiarmid， 1892—1978)。

　　歌颂苏格兰身份的历史写作大约从15世纪中期开始，那时，沃尔特·鲍尔编纂的多卷本《苏格兰传奇》赞美苏格兰王国的光荣事迹。这种写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辉格党和新教的历史编纂传统，18世纪末和19世纪繁荣的历史俱乐部是最好的例证。20世纪末，苏格兰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便是历史出版，最惹眼的是约翰·唐纳德的爱丁堡文化公司，它由约翰·塔克维尔于1972年创办。另一些目前成功的历史文化出版商包括博林(Birlinn)、坎农门(Canongate)、阿伯丁大学出版社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丰富了苏格兰的当代文化。《历史中的苏格兰》是以《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至今)为模板的流行月刊。

　　苏格兰在不列颠的独特之处是，它从1681年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国家历史学家或“皇家历史学家”的职位。英格兰人在亨利八世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想法，但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在一场乌烟瘴气的争吵中失去了他们的历史学家，而那时，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都设置了苏格兰史的讲席，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爱尔兰一直都没有历史学讲席。恶意诋毁者认为现任历史学主席是一位英格兰人(克里斯托弗·斯莫特)，但他在1993年之前和之后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苏格兰史学。

　　恰当的史学出版物包括学术研究和对证据和历史背景忠实公正的关注。相反，绝大多数关于苏格兰的电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表现出一种愉快的对事实的漠视，还伴随着令人腻烦的感伤主义。大卫·尼文让我们对《漂亮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 1948)感到厌恶，伊灵工作室制作的《荒岛酒池》(Whisky Galore， 1949)中净化过的大老粗形象同样令人讨厌，《蓬岛仙舞》(Brigadoon，1954)简直胡说八道得不可思议。斯科特·比尔·福塞斯则拍了一些令人喜欢的当代童话，《格雷戈里的女友》(Gregory’s Girl， 1981)和《地方英雄》(Local Hero， 1983)同样也是罗曼蒂克的模板。即便《猜火车》也将这个滥用毒品的绝望、孤独，偶尔还很罪恶的世界变成了一场轻松的狂欢。

　　据说特别迷信的专业演员都说“那场苏格兰的戏剧”而不说“麦克白”，同样，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尽量不提“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1995)这部“穿苏格兰裙的好莱坞电影”(但是电影大多数在爱尔兰取景，那里有更好的税收优惠)，是一场令人愉快的高地狂欢，但错得让人笑掉大牙，几乎没有一个场景没被歪曲。就拿威廉·华莱士生命中的女人来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有妻子，更不用说她还在婚礼当晚“被夺走**权”(“**”的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焦虑)；有证据表明她被埋在公元400年那个时代特征的“竖长形”坟墓中，而不是1300年的坟墓；华莱士也不可能遇到伊莎贝拉，更遑论与她通奸(1308年，她嫁给了爱德华二世，在此3年前，华莱士已被执行死刑)。

　　彼得·沃特金1964年的反战电影《卡洛敦》是个高贵的例外，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的很多作品都没有达到它的高度。作为第一部“纪录片”，其原始的现实主义提升了它的境界，使它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石楠叶丛中的那位王子”作品中浮夸的感伤情怀。沃特金用嵌入式的纪实报道(包括盖尔语的副标题)展现了卡洛敦那场大屠杀；在那场残忍的战争中，汉诺威损失了大约150人，詹姆斯党则有10倍之多，沃特金将这些场面直观地呈现给观众，营造出人道主义的关怀。考古学家通常会发掘更多关于卡洛敦的信息，这意味着对此的理解会不断变化，但沃特金尽可能贴近了真实的历史证据。

　　沃尔特站在苏格兰人约翰·葛里森(John Grierson， 1898—1972)的肩膀之上，后者“发明”了纪录片，但他那冗长沉闷的独白对《这个奇妙的世界》(This Wonderful World， 1957—1967)这部苏格兰电视节目的观众来说真是乏味。不过，苏格兰人现在也创造了一些严肃的学术性电视节目，特别是斯特灵大学的菲奥娜·沃特森(Fiona Watson)主持的2001年BBC系列[9]，还有一些快速获取丰富考古知识的节目。

　　音乐

　　古典音乐过去在私人的府邸里演奏，随着17世纪末空闲时间的商业化，古典音乐开始在公共场所演奏，比如爱丁堡旧城的圣塞西莉亚音乐厅。教会音乐也很重要。新教是书籍的宗教，《圣经》阅读对信仰而言当然很重要，但典型的加尔文仪式是教理问答(口头回答宗教问题)和吟唱诗篇。圣咏是盟约者强大的政治象征，那些想找老师和领唱者职位的人得有一副好嗓子，继承宗教改革前教会歌唱、学校吟唱教育的传统，这一点对弥撒和神职都很重要。教会音乐有着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富有生机且形式多样的文化。

　　然而，圣咏和吟唱赞美诗标志着虔敬之情脱离了那个歌唱丰收的民谣和其他一些世俗歌曲的世界，而那些歌曲中，有一些内容污秽不堪。工作场合的音乐包括叙述性的“织布”歌，唱的是婚姻问题之类的家长里短，18、19世纪成群的妇女边织布边吟唱，未婚的农场工人唱着这些或抱怨或称颂的“茅屋民谣”，讲述青年人从好时光到坏雇主的一切事情——所有这些都带着一种超越简单的现代浪漫主义风格的辛酸苦楚。田园主义成为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音乐特征，正如它也是很多视觉艺术的特征一样。

　　除了在教会或假装知道比《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第一段(或卡拉OK)更多的歌曲时，现在的合唱不像以前收音机和电视时代那么普遍。苏格兰国歌仍然是联合王国的官方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现在，在国际体育赛事等场合，更常听到的歌曲是《苏格兰之花》，该曲是成功的民谣二人组合“克里兄弟”(The Corries)1966年创作出来纪念班诺克本战役的，这首歌让像《苏格兰勇士》(克里夫·班夫，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竞争歌曲黯然失色。心怀乡愁的侨民可能偏爱道吉·麦克林(Dougie MacLean)的《加利多尼亚》，这首歌写于20世纪70年代，但经过法兰克·米勒(Frankie Miller)的大力推广才流行开来(1992)。

　　传统的苏格兰音乐可以单独演奏或乐队演奏，伴舞时可以带歌词或不带歌词，或作为单独的表演。从公元9世纪到17世纪，竖琴是苏格兰的主要弦乐器。近代的主要乐器是小提琴、手风琴或六角手风琴，以及室内管乐器和风笛，可能还有打击乐器。风笛是一种使用充气袋的管乐器，早在14世纪就有对它的描述，但并不是苏格兰人独有的乐器，爱尔兰、东欧、西班牙西北部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都有风笛。1745年詹姆斯党人反叛后，风笛因其煽动性而被禁止，但在1782年之后风笛(和鼓一起)重新出现在英国的军乐中。传统音乐中很少有钢琴，吉他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引入的。

　　所谓的“传统音乐”充满活力、参与性强、反应热烈，它远非固定不变的。音乐灵感来自本土，尤其是设得兰的传奇提琴手阿里·拜恩(Aly Bain)，还有来自爱尔兰的民谣。像战地乐队(Battle?eld Band)和拉夫男孩(Boys of the Lough)这样的组合，一直是这种快乐的和声音乐的流行领袖。民谣现在是主流，但几十年来，它曾被某些人归为“高地佬”(一个贬义词，和“乡巴佬”一样)音乐。传统音乐有一个明显的先后顺序，取决于谁演奏乐器，按照什么规则演奏，在哪里演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宾·霍尔(Robin Hall)和吉米·麦格雷戈(Jimmy MacGregor)都非常成功，他们在私密的场所为小众表演，对所有的音乐表演来说，这很正常，直到舞台摇滚问世。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格兰人开始创作他们自己版本的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20世纪60年代，露露·肯尼迪·凯恩斯这位无比重要的音乐人成为一针电视解毒剂，她缓解了安迪·斯图尔特(Andy Stewart， 1933—1993)苏格兰式的单调乏味，斯图尔特本人支持哈里·兰黛(Harry Lauder，1870—1950)的搞笑传统。格拉斯哥培养了人们对阿兹特克·卡梅拉(Aztec Camera)、惊奇弦乐队(Incredible String Band)、拿撒勒(Nazareth)这些新潮乐队的爱好。有点遗憾的是爱丁堡的湾城狂飙乐队(Bay City Rollers)(20世纪70年代极为流行，却就在这10年中被人遗忘)，但像雷兹洛(Rezillos)、斯基德(Skids)这样原创性的朋克乐队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从那时起，最有影响力的乐队——如果不是销量最好的话，包括极地双子星(Cocteau Twins)、沃特男孩(Waterboys)、贝拉与塞巴斯蒂安(Belle and Sebastian)。沃特男孩、莎林·斯皮特里担任主唱的得克萨斯(Texas)，以及特拉维斯(Travis)是严肃乐队中商业化最成功的，就像“单纯的心”(Simple Minds)和“舞韵组合”(Eurythmics)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成功一样；弗朗兹·费迪南德乐队的路子似乎也一样。一些乐队有大众需求，但原创性有限，比如迪肯·布鲁乐队(Deacon Blue)、“Wet Wet Wet”乐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格兰文化复兴的苏格兰语是偶然的而非关键的内容，而在商业压力下日益标准化的音乐文化中，有两支乐队是独特的“苏格兰语”最好的宣传：一支是普罗克莱门孪生兄弟(来自低地法夫的奥赫特马赫蒂)，他们创作了充满道德色彩的家乡人的抒情诗(你可以听到他们的苏格兰口音)；另一支是伦里格(Runrig)，他们创作了激烈而充满活力的歌曲，其中很多是盖尔语。这些全球音乐文化的参与者表明，苏格兰过去的文化与现代媒介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影响之间的包容性是多么鲜活而独特。

　　体育

　　对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而言，足球可能不是“漂亮的运动”，但人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足球运动，从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踢好，这种情感是有历史基础的。1296年到1547年，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对战19次，英格兰人赢了11次，苏格兰人赢了8次。从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到撒切尔统治结束，英格兰人赢了苏格兰人44场足球比赛，苏格兰人赢了40场，平局24场。尽管顶级俱乐部(流浪者和凯尔特)是欧洲级别的，但苏格兰国家足球队近年来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而非去拿奖杯，突围进入世界杯总是满怀欣喜地开始，泪眼婆娑地收场。那位在阿根廷失利(1978)的苏格兰球队教练不是被说成主教练，而是“职业啦啦队队长”。

　　1873年见证了苏格兰足球协会(SFA)的成立。同一年成立的苏格兰足球联盟(SFU)代表正式的“足球”，即英式橄榄球或“英式橄榄球联盟”。1924年，SFU成为苏格兰的英式橄榄球联盟，1925年，苏格兰国家橄榄球体育场在爱丁堡的莫里菲尔德启用(1983年重新修建)。1893年，SFA将支付球员薪水合法化，但直到1995年，橄榄球运动一直都是好战的业余运动。玩这项运动的人主要是精英学校、大学或毕业后的学生，但在边区也很流行(而且更多社会人士参与)。橄榄球联盟在英格兰北部很流行，但在苏格兰从来都不盛行。与足球赛事相比，莫里菲尔德以及英国和欧洲的国际橄榄球比赛流露出温和的仇外心理(或者说，因为这个原因，英国的很多混合俱乐部都会发生冲突)。

　　苏格兰人在15世纪发明了高尔夫，但国王们却不赞同这项运动，因为它干扰了习射。高尔夫运动拥有奢华的、只接受邀请的俱乐部，诸如全部是男性的王室俱乐部以及老圣安德鲁俱乐部(现在女士也有一样的高尔夫运动，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伏击了正在开会的内阁成员)。通过多开球场(包括圣安德鲁斯老球场)，苏格兰现在的高尔夫运动比世界大多数地方都便宜，更容易进入，也更广泛。

　　苏格兰有一些杰出的运动员，虽然像冰壶和射击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运动催生了世界级的参赛者，在下雪的日子里，这个国家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滑雪者。2004年、2005年，阿盖尔公爵带领的一支队伍在印度的大象马球比赛中获得了世界冠军。国家板球队的存在和偶尔的精彩表现让人感到惊喜。奇怪的是，苏格兰一些最著名的“运动员”是玩飞镖和斯诺克的人。

　　绵羊是高地清理运动的第一批赢家，它们的数量陡增四倍，但在19世纪末，它们被运动型动物取代，因为澳大利亚羊毛在布匹制作上取代了苏格兰，导致高地沦为有钱人的大众主题公园。1984年，“鹿森林”覆盖了200万英亩即十分之一的土地。2002年禁止带着猎犬猎狐，主要因为它的社会群体规模太小，不过垂钓兴盛，强健的肉食动物每年都捕杀大量的松鸡、野鸡和鹿，出于旅游业利益的考虑，人们不仅容忍而且鼓励这种捕杀。

　　[1]doric是苏格兰中北和东北地区的流行称呼，常用来指苏格兰东北部的苏格兰语，这种方言有大量文学作品、诗歌、民谣和歌曲。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ric_dialect_(Scotland)。乌尔斯特地区的语言，有时也被统称在苏格兰语系中。

　　[2]1988年开始播放的苏格兰系列喜剧，由苏格兰BBC制作，格雷戈·费什尔(Gregor Fisher)饰演一名酗酒的格拉斯哥人，他把寻求失业当作此生的生活方式。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b_C._Nesbitt。下文中的加文(Govan)是现在格拉斯哥科学中心的所在地。

　　[3]Yule，古代日耳曼民族庆祝的宗教节日。学者们认为耶鲁节庆祝与野生动物狩猎、奥丁神、异教盎格鲁-撒克逊的夜间母神节有关。耶鲁节起源于异教，后来经过基督教化，成为现在的圣诞庆典季。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Yule。

　　[4]Sir Eduardo Paolozzi(1924-2005)，苏格兰雕塑家和艺术家，生于爱丁堡北部的利斯。他被认为是波普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uardo_Paolozzi。

　　[5]苏格兰洛锡安东部哈丁顿以东的一座小山。

　　[6]发现于苏格兰北部及其附近岛屿。

　　[7]Gorbals，是格拉斯哥市的一个区域，位于克莱德河南岸。19世纪末时，农民被格拉斯哥的新工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吸引，蜂拥而至，结果这个区人口密度变得特别大。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人口估计有9万。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rbals。

　　[8]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

　　[9]这一系列是《寻找苏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