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本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地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他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58页）中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剥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坟墓。再者，欧美社会，对暴利行业才是课以重税，重、薄各有针对，哪里像曹公所说是什么畸形经济？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在经济学上，相当于类凯恩斯疗法，实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事实证明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绌、导致全面棘手的问题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曹先生盲目大赞王安石，他不知道，要达成其理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那时的专制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20世纪60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联的访问，也没有像罗曼?罗兰那样表现考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而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页），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的启蒙运动。

　　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办洋务的角色，很多是旧时的官僚或幕僚，最著名的是李鸿章一系。也孕育了学术与教育方面的人才。严复翻译了多种西洋学说与理论。

　　赵元任对修建王国维纪念亭，不出一钱，或以为怪事，实则，赵元任饱受西方思想熏陶，对王国维愚忠，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值得纪念之处。亦别有怀抱，并非一毛不拔。

　　差不多同时期，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可怜他的这批幕僚，在19世纪末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杀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宏，那是1847年，读的是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二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绝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作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

　　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商务版译本，15页）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分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参见《严复传》155页所引严复逸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

　　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他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还是惹得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全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已列出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欣然色喜。诸般事务都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三百年的满清。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