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裕棠，号光藻，1880年出生于上海。1902年与人合办大隆铁厂，1907年后独资经营。作为中国机器制造业的开创者之一，严裕棠将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机器制造企业，还拥有2个现代化的大型纱厂和几个中小纱厂，创出了一条“棉铁联营”的机器自制、技术自立之路，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进步。
1948年，严裕棠与六子严庆龄先后去了宝岛台湾。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严庆龄偕夫人吴舜文于1951年创设了台湾岛内第一家纺织公司——台元纺织；1953年，他们创立裕隆汽车制造公司，成为了岛内经济工业化的领头羊。1958年11月，严裕棠在台湾病故。严氏父子创立的裕隆集团，目前已成为岛内一流财团，其投资领域横跨海峡两岸，成就了家族发展史上新的辉煌。
楔 子
191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上海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裕棠从厂子里出来，沿着厂子旁边的苏州河边散步。成天忙于生意，严老板觉得很疲惫，虽然刚刚36岁，但他心里却觉得自己好像已经63岁了。忙里偷闲，他希望在大好春光里，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这天，天高云淡，阳光灿烂。阳光下的苏州河，质朴纯净，恰如那些不事装饰的山村女子，有着一种自然美。享受着难得的安宁，严裕棠顺着河岸信步走去。刚走不远，严裕棠碰到厂子里的大客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大班川村千山。这些年，严裕棠经常找川村代买地皮、承揽建筑，他俩既是生意伙伴，也是生活中的朋友。
看上去，川村千山精神焕发。严裕棠拱手道：“川村先生，有何喜事如此高兴？”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生意将越做越大，怎能不高兴！”
“此话怎讲？”
“袁大总统与大日本马上就要签订中日‘二十一条’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到处都会有我们的工厂了，岂能不乐？”
川村说得轻巧，严裕棠听了，心中却顿时沉重起来，赏春的大好心情被破坏殆尽。川村离开了，严裕棠却陷入了深思。从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以来，日本侵华的野心始终不死。国家的事情，他左右不了，但自家老小和财产的安全，不能不未雨绸缪。俗话说，鸡蛋最好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他琢磨着，灵机一动：应马上让正在美国留学的次子庆瑞转去日本留学，这样，将来也好以防万一。
几天后，严裕棠悄然离沪赴美。谁也没有想到，严老板的这趟美国之行，给中国机器制造业带来了巨大影响。
上 岸
辽阔的太平洋，让严裕棠的赴美行程充满寂寞与艰辛。
一天黄昏，大海落日，海面金波粼粼。严裕棠独自站在舷边，眺望海面。大海深阔，波涛汹涌；海燕翻飞，海天一色。他此时的心情也同这海水一样此起彼伏，如烟往事涌上心头。
在一般人眼里，严裕棠很风光，30岁不到就身家百万，工厂生意红红火火，合作伙伴实力雄厚，是上海滩上中国人外国人都玩得转的少数人，可谓事业有成，少年得志。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严裕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甚至差点丢掉性命。
1880年，严裕棠在沪西出生时，严家来上海已经多年。早先因族中有人曾参与小刀会起义，家族差点被朝廷灭门。上海开埠后，这个家族借地利之便，早早开始与洋人打交道，到严裕棠父亲这一辈，严家已是小有名气的买办世家，严裕棠的父亲严介庭、叔叔严小坪等都是洋行买办。
西风东渐，对外开放已是大气候。考虑到家族的历史背景，严介庭压根就没有想过让儿子走科举做官的路，而是早早就聘请外籍教师，教授子女们英语。这样的早期教育，显然是为孩子长大后进入洋行工作提早做准备。与同龄人仍在苦读四书五经、苦练八股文相比，严家的孩子算是比较幸运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1899年，不到20岁的严裕棠经叔叔严小坪介绍进入一家洋行打杂。
长得俊也是本钱。英俊潇洒的严裕棠，一口流利的英语，很讨洋行大班的喜欢。他手脚勤快，善于观察，就连大班所抽的雪茄的牌子他都了如指掌。没有多久，小严就熟悉了洋行业务，有时大班不在，一些事他都能得体地应酬。有一次，细心的严裕棠发现，洋行一张业务单上有几处差错，他考虑再三后主动向大班提了出来。从此，大班便对他刮目相看，经常派他办一些重要事务，好处自然也少不了。
严裕棠成了洋行里的红人，却抢走了严小坪分管的不少事务。事务被分流，油水当然也流失不少，叔叔心中当然不高兴，觉得自己简直是引狼入室，叔侄关系因此急转直下。严裕棠一开始没在意，直到叔叔直接点明了，他才惊觉。反复掂量后，他觉得长此以往，叔侄必然交恶，没什么意思，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洋行。
儿子被迫离开洋行，严介庭嘴上没说，心中还是很不高兴的。但他还是鼓励小严：在洋行讨生活其实也很辛苦，离开了也别遗憾。接着，老爷子就介绍儿子到徐福寿等人合伙创办的公兴铁厂跑街招揽生意。这家厂子经老严的手贷过一笔款子，因此，欠老严一个人情。现在，老严推荐小严进厂，厂方当然没有话说。
公兴铁厂专做器械修配，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好的业务员。以前也有几个跑外的，有的混日子，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都不堪重用。严裕棠前来报到时，徐福寿上下打量着这个干净利索的小伙子，高兴地说：“从今以后，你专门联络外轮生意，差事办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严裕棠脑子灵活，人也勤快。他经常带着烟酒，上外轮上找那些船员喝酒，有时甚至给他们联系烟花女子，很快就与这些老外打成一片。一通胡闹之后，他便开始张罗业务，这些老外自然不好意思扫了哥们儿面子，小严便趁机信口开河，漫天要价。这些老外胡吃海喝之后，自然不加计较，往往稀里糊涂就签了字。严裕棠心中暗暗好笑，拿了凭证，马上便去轮船公司取款，百八十两银子赚到手，而所花费用却只有微乎其微的几两银子。单子拿回后，徐福寿对他奖赏了一番，并对他更加重用。
一开始，小严觉得有份工作就行了。时间一长，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其实全是在给老板打工，一个月忙下来，并没挣多少钱。而厂子里的单子，特别是利润丰厚的外轮单子，几乎全是自己拉的，这让他很不平衡，因此，就有了自己离厂单干的念头。
1902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从公兴出来后，严裕棠决定不再替人打工，而是自己干。但他一个人势单力薄，便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合作，各出2 500两银子，合资成立大隆机器厂。
厂子一开始不大，连两位股东在内，也就不到10个人。严、褚二人的分工是：严跑外，拉单子；褚主内，管生产。褚小毛虽是铁匠，但处事却粗中有细。合议时褚小毛首先提出账房由他找人，严格棠自然明白褚的用意，但他毫不介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与洋人打交道，对严裕棠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很快，大隆的生意便红火起来。生意火起来了，严、褚之间的矛盾也多起来了。其实，在任何生产企业，生产与销售部门都有摩擦，这是由两个部门不同的职能定位决定的，只要注意协调，问题不大。
坏就坏在严、褚二人都是大股东，谁也不服谁。褚认为严裕棠舞弊，坚持要查账；严认为褚心眼小，过于计较。两人矛盾最后激化，竟然要对簿公堂。但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几年，也没有什么结果。筋疲力尽的褚小毛最后提出退股，严裕棠向亲戚朋友借钱，将褚的股份全部买下，这样大隆就成为严裕棠独资的公司。而褚小毛退出大隆后，另开新厂，但不久就因各种原因而被迫破产。
三次折腾，仗着年轻机灵，还有家族的支持，很多难关严裕棠都幸运地闯过来了。之后，严裕棠高薪招聘一些懂得机械制造的大师傅们进厂，填补褚氏人马撤走后的技术真空，并在厂子里全面推行师徒制，以时间换技术，以待遇吸引人，终于在生产技术方面站住脚。
大隆内部矛盾解决后，生意更加红火，利润也很可观，停泊于上海滩码头的外轮的修配活，大部分都被小严拿下。大隆的一枝独秀，引起不少修配同行的嫉妒。
一天上午，严裕棠像平时一样，上江中停泊的外轮去拉业务，想不到在跨船档时，背上被人猛力一击，一失足，人就跌进了江中。正值大潮汛期涨水，他立即被湍急的水流冲得老远。严裕棠不会水，在江中拼命挣扎，眼看要遭受灭顶之灾，好在被摆渡的人发现，伸下船篙，将其救起。
这场变故，让严裕棠发起高烧，昏迷数天。醒来后，躺在病**，反复思考后，他决定逐步放弃外轮修配业务，把业务重点转到岸上来。这不是小严怕事，而是看到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也在不断下降，趁早上岸才是正道。
“我就是要做别人不能做的！”严裕棠暗暗发誓。从此。大隆机器厂的业务重心开始转移，逐步开始专门为正在兴起的各类纱厂做修配。当他放弃当时看上去利润还算丰厚的外轮修配业务时，不少同行甚至家人都说他被落水吓糊涂了，只有父亲能理解并支持他的选择。
这是严裕棠创业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一战开始后，国内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也为大隆带来了黄金般的发展机遇。很快，大隆就凭着技术硬、服务好、价格合适，在长三角各类纱厂中竖起响当当的牌子。就连赫赫有名的无锡荣氏兄弟，在上海开办申新纱厂时，也发请柬邀请严裕棠参加开业典礼，并在宴后专门将他留下来叙茶，相约为民族纺织业发展共同努力。
大隆的规模也快速扩大，师傅加学徒已经有二三百人。而当初的主要竞争对手们，却还是守着那些外轮找活干，停留在三五个人、七八杆枪的游击队状态。当时，严裕棠并不知道什么红海蓝海的概念，但他凭着本能的市场嗅觉，带领大隆成功进行了业务重心转移……
严裕棠望着海水，心想：大海之阔，绝非黄浦江可比。国家多事之秋，一时不察，半生心血就有可能毁于一旦，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
争 气
船到美国，上岸后，严裕棠大吃一惊，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国度，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充满活力。漫游美国，严裕棠大开眼界，他不仅艳羡美国的街市繁华，更被大机器生产所震惊。因此，他一边帮助儿子办理转学日本事宜，一边考察美国的经济，而且有两大收获。
第一大收获，他发现造机器比搞修配更有前途。与美国相比，中国没有什么现代化企业，基础工业几乎为零，现有企业所用设备也全部是从国外进口。这是差距，也是市场空白。什么时候中国人自己能造出机器来呢？严裕棠心中涌起一种为国争光的强烈冲动。当时，中国工业化的主力是清一色的官办企业，私人企业仅站在一溜小边上，不是领唱，调门不高，对中国工业化没有多少推动作用。但在设备制造领域，官企并没有什么作为，大隆可不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二大收获，他发现，炒地皮比搞工业来钱更快。之前，严裕棠常为一些英日商人买地做代理，承揽建筑。虽然知道这些老外很挣钱，但他自己并没怎么打算亲自去炒，还是以办工厂为主。美国之行让他想开了，人家这么发达的国家，有钱人都热衷于搞房地产，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之所以能这么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子严庆祥已经成长起来，他完全可以将厂子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房地产买卖。
这两大收获成为严裕棠今后人生的两大主线：靠地产开发赚钱，赚钱后支持机器制造，再靠机器制造扬名。
从美国回来不久，严裕棠将大隆搬到更大的地方，除了原有的设备外，又添置了一部分进口机器，加上大隆自己制造的工作母机，大小机床已有百余部，在整个上海滩乃至中国，在机器制造行业大隆都数得上号了。
严裕棠出国这两年，严庆祥把大隆打理得挺好。随着新的竞争者进入，纱厂修配这一行的竞争也越来越大，但大隆的基础稳固，关系又广，谁能与之抗衡？年轻的严庆祥已满足现状，但严裕棠很清醒。小严（严庆祥）到底是没有经过风浪长大的，要说居安思危，在严裕棠面前他还是有点欠火候。儿子不知道，老子的心里又有了新想法。
原来，前几天有位朋友带了两个浙江商人来访，两个浙江商人一见到严裕棠便连声说：“久仰！久仰！”严裕棠也拱手客套道：“不敢当，不敢当。二位光临，不知有何要事？”
“贵厂是沪上数一数二的大厂，我等想向贵厂订购一些农机。”
“制造不是问题，但二位可有销路？”
“销路严老板不用担心，现在江浙一带的富农都想利用农机来改变原有的耕作方式，有的是市场。”
严裕棠稍一琢磨，便满口答应下来。在美国考察时他就考虑到大隆不能只靠修配度日，大隆要发展，要与洋人抗争，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现在大隆已有制造机器的能力，何不以此为契机，试它一把？送走客人后，他马上找严庆祥布置此事。
制造小农机的关键是引擎，大隆的引擎是仿照美国慎昌洋行的产品制造的。大隆在制造上减少了工序，降低了成本，并将燃料换成比煤油便宜的柴油，很受客户欢迎。
小试告捷，严裕棠信心大增，他又将眼光投向纺织业。他非常清楚，试制纺织机器成功才是大隆未来业务扩张的关键。这是因为，当时能够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只有纺织业，机器制造只有和它相联系，才有所依附，才得以发展。除此之外，从生产技术工艺来说，纺织机器的制造既不需要特殊的材料，也不需要特别精密的技术，这对刚刚起步的大隆来说，非常重要。而厂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也让严裕棠对自家的技术力量更有信心。
一天，忙完一桩地产买卖后，严裕棠抽时间到大隆厂子里转转，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他还真有些放心不下。刚进厂子大门，就见一个妇女在经理室门前大哭大闹，严庆祥板着脸站在经理室门口，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严裕棠先是喝止那妇女的哭闹，接着询问事由。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子梁，是厂里的技术工人。他很好学上进，没事就到周边中外纱厂里转悠，观察琢磨各类纺机的运转情况。为了方便出入，小张每月薪水差不多全用来打点各厂的保安和看门师傅。但他毕竟已经结婚，还有孩子，老婆见他一连三四个月不往家里拿钱，就怀疑他在外面胡来，因此，就闹到厂子里来了。
严裕棠从身上掏出几两银子，把小张媳妇打发走后，询问小张观察几个月有什么心得。
“老板，我算是看明白了，那些纱机我们大隆完全能造，一点不会比外国的差！”谈起技术，小张顿时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临走时，严裕棠特地吩咐小严：以后让小张专门负责市场调查，尽快确定一款大隆可以仿制的机器。同时，他吩咐账房专门拨给小张一些市场调查费用，免得家里没有生活费，老婆又来闹。小张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来闹一回竟然闹出一桩好事。而老严（严裕棠）也庆兴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一时间皆大欢喜。
说干就干，此时的严裕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雄心勃勃。1922年，织布机还真让他父子俩试制成功了。夙愿得偿，严裕棠开始兴致勃勃地亲自拟定广告信向外寄发。
大隆的广告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本土棉纺厂。严裕棠深知：洋人来华办厂一是为了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二是为了就地倾销占领市场。它是来向中国输出资本、商品和过剩生产力的，断没有使用中国机器的可能。但本土厂家总该使用吧，现在大家不都喊着“使用国货”吗？
一向老谋深算的严裕棠，这一回却失算了！身为商人，他还是高估了同行们的爱国热情与冒险精神，寄发的广告如石沉大海，前来订货者寥寥无几，遭遇他独立创业后的第一个大挫折。大隆的第一个订单来自荣氏兄弟。当荣宗敬接到大隆的广告时，既感动，又为老友担忧。其实，荣氏兄弟前两年曾与一些纱厂老板集资办了一家中国铁工厂，这是中国首家纺织机器制造厂，最先制成了若干种纺织机器。当时他们也是雄心勃勃，想以此改变洋机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机器造好后，连各个股东经营的纱厂也不敢用，都怕因此影响了纱布质量，耽误了生产，影响了自家的品牌与利润。现在严裕棠以一己之力竟然就敢挑战洋人，怎能不令荣宗敬感动和担忧呢？他不愿伤严裕棠的心，就令手下定购了10部，但买回之后却弃之不用。他自己觉得，作为朋友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眼看着市场打不开，大隆制造一步步陷入困境，严裕棠不得不亲自出面，四处奔波，结果却处处碰壁。
这时，经人介绍，严裕棠找到了穆藕初。穆藕初既办有豫丰等几家纱厂，又就任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他想：穆公总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吧。他带着两部机器，亲自登门拜访。当他看到穆藕初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时，他完全明白了，自己以前的设想还是太一相情愿了。多次碰壁后，严裕棠才明白，本土纱厂不愿用国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各厂工程师不是外国人就是留学生，他们不喜欢中国货，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样给经手订购者以丰厚的外汇佣金。
严酷的现实，让严裕棠既气愤，又沮丧。但严裕棠从来没有做过缩头乌龟，这一次也一样，他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自然不愿就此罢手收摊，让别人看笑话。争气不争财，即使是赔本生意，他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为支撑大隆在制造业上的巨额投入，在市场短时间无法打开之际，严裕棠将厂务几乎全权交给长子，自己转而在房地产业上专注经营。以“房”养“机”，这是他在美国考察时就想好的对策。
此时，一战早已结束，外资卷土重来，给民族工业带来很大冲击；但洋人们再次涌入上海，也让沪上地产业再度繁荣起来。严裕棠在房地产上的经营，不仅坐收高额租金，更主要的是用来做筹码，买进卖出，向洋行做抵押借款。
严裕棠对自己在房地产生意上的成就，一向引以为豪。且不说在宁、苏、常等地他都置有房地产，单就上海一处而言，他在抗战前即拥有大小里弄、公寓、大楼20余处，地皮158亩。在约1 700名私人业主中，严家跻身前十名之列。
之后多年，在外来机器厂家的围剿下，不少中国机器制造厂都倒下了，不是被并购，就是被迫破产。大隆之所以没有像它们那样或摇摆，或倾覆，反而能够壮大成长，全靠房地产的有力支撑。
当然，大隆的存在，也提高了严裕棠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增加了他在房地产界纵横捭阖的力量。以“房”养“机”，以“机”助“房”，两条腿走路，对于沪上大商严裕棠可谓缺一不可。
试 点
大隆产品销路不畅，严裕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反复考虑，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于是，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有人购买，就自建纱厂，自制自销，树立榜样。在他的头脑中，铁棉联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铁棉联营的广阔前景。
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所谓的“试点”，也有点类似房地产开发中的样板间。虽然严裕棠并不知道这些概念，但试点效应的道理他还是蛮清楚的。
1925年春夏之交，将上海周边棉纺厂琢磨一遍后，严裕棠将眼光投向苏州苏纶纱厂。
对许多苏州人来讲，苏纶纱厂曾是令他们自豪的记忆。曾有人嘲笑说：“苏州有文化，无商化。”作为苏州最早的机器纺织企业，苏纶厂亮起了苏州近代工业的第一缕灯光。
始建于1895年的苏纶纱厂，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清廷授命在苏州服丧的状元陆润庠筹建。当时规划的厂区是紧靠大运河，西通无锡，东达浙江。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1897年落成，主要设有花线、纱栈、轧花、清花、纺纱等工场。1898年的《官书局汇报》记载：“苏纶纱厂……每年可出棉纱线14 000捆，约用工人2 200名，分两班更换……”
到了1925年时，苏纶纱厂早已衰落，在周边后起的纱厂新秀的挤压下，连年亏损，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但虎死不倒威，作为老牌纱厂，苏纶纱厂其实还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也正是严裕棠相中它的原因。
1925年梅雨时节的一天中午，傍着苏州护城河的泥路上，摇摇晃晃驶过一辆马车。车上坐的正是严裕棠，他撩开挡雨的帘子，看着河边高高低低的厂房。他吩咐马车停下来，跳下车子，撑一顶酱色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路上走着，两只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角落。
这是严裕棠第一次到实地来踏勘苏纶纱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实地踏勘坚定了严裕棠租用苏纶纱厂的信心。
第二天，严裕棠在松鹤楼做东邀集苏纶纱厂6家股东，成立洽记公司，出面承租苏纶纱厂。不久，源记的许老板回请严裕棠，席间私下告之：“裕棠兄，说实话，苏纶厂实在是油水不大，以后你不要说我耍滑头，把包袱出脱给你。”
严裕棠笑道：“油水大的话，你许老板也不会金蝉脱壳了。不过我想事在人为，想做总是能做好的。”
许老板拱拱手，“能做好当然求之不得，我祝严兄心想事成！”
好话不灵坏话灵，还真让许老板说着了，严庆祥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这使他大伤脑筋。光经营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纱厂（简称苏纶）厂房有倒坍的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家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严裕棠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
强龙不压地头蛇。严裕棠知道，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在苏州将此事摆平。再三权衡后，他决定找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他恳切地告诉请杜月笙：“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此时已是上海滩闻人，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可谓黑白两道，手眼通天。儿子们都以为老子急昏了头，自家怎能请动杜老大，但严裕棠深知钱能通神，他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1927年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30万两白银卖与严家。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此举对儿子们震撼很大，他们议论纷纷：“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买下苏纶后，根据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苏纶纱厂额定资本增加到80万元，其中90%以上是严家的。之后，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3年的长期贷款计150万两白银。
苏纶原有纱锭2万余锭，经过1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迅速好转，“天官牌”棉纱不仅挤进了沪浙市场，而且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同时，苏纶还注册了“飞鹰牌”、“神鹰牌”两个棉布商标，成为市场的抢手货。一年下来，苏纶的纯利达白银40万两之多。
苏纶纱厂的成功，无疑给大隆机器做了一个极其成功的活广告，让本土不少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
升 华
苏纶纱厂转危为安后，严裕棠的棉铁联营战略顺利实施，各项事业迈进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仿制，他希望能真正生产出完全由大隆自己设计制造的崭新设备，让大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生产厂家，就像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通用一样。
对于此前一直处于摸索着仿制别人产品的大隆来说，如果能做到严裕棠所希望的那一步，那就不仅仅是简单在生产技术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是在综合实力上将出现一次大飞跃；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及生产管理方面，将出现一次真正的升华。
这样的前景无疑是诱人的，对于大隆这样依靠师傅传帮带来维持生产的作坊式工厂来说，实现这样的前景也是很艰难的，但严裕棠很有底气，因为他最喜欢的第六个儿子严庆龄已从德国留学回来了。这个专修机械制造的小六子，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动手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大帮海归朋友，这些人简直就是一个中型机器制造厂现成的团队。
严庆龄当时已从德国留学归来，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前额高阔，仪表英俊而富魅力，在兄弟中长相最像父亲；他待人热情，气度稳重，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看着意气风发的小六子，严裕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自家父子，当然要说真话。”
“那我就直说了。我对大隆的现状很不满，工艺落后，效率低下，如能有效改进，那么我们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竞争，市场有希望向南洋一带拓展。”
“你有把握吗？”
“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极为高兴，他一生的机器制造事业就此开始。在大隆，他先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
有老父的大力支持，严庆龄对大隆现有的工艺组织大力革新。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他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这样的变动，对于原来的作坊式生产组织来说，近乎于脱胎换骨。流水线将生产环节细分化、简单化，每一个工艺环节很容易掌握，不再需要长期学习，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的师徒制，也抽空了严庆祥原来赖以生存的管理基础。
小六子动了老大的奶酪，严老大当然不愿意，兄弟俩从开始的意见不合，闹到最后几乎要撸袖子打架，最后一直闹到严裕棠面前去。
严庆祥的心情，父亲还是理解的：毕竟这些年，大隆实际上是老大一手在管，厂子里的很多老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厂子里的一草一木，严庆祥都很熟悉。现在，眼看这些自己熟悉的一切，都要在小六子的现代化蓝图中化为乌有，严庆祥有一种类似卸磨杀驴的感觉。当然，他在大隆经营这么多年，这其中的利益可谓错综复杂，这一点严裕棠也不是不清楚。小六子毕竟年轻，有些急于求成，动作太大，甚至影响了厂子订单的正常生产，应该适当踩一下刹车。但这孩子，自小就心高气傲，也不能把冷水泼得太重。怎么办呢？姜毕竟是老的辣。不一会儿，老严便想出了个办法，这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美人计——让小六子将厂子里的事放一放，先把婚结了。
这些年，严庆龄在外留学，他的婚事让严裕棠没少伤脑筋。此时，严裕棠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但家财万贯，不如妻贤子孝。妻贤夫祸少，老严心中其实早就把小六子当做自己事业的最佳接班人选，正因为如此，这小子的终身大事他自然要亲自过问。
这位未来的六儿媳是严裕棠亲自选定的，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这位严家未来的儿媳，就是后来被称为“台湾经营女神”、头戴“纺织女王”和“汽车皇后”两顶桂冠的著名女企业家吴舜文。
原来，吴、严两家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儿女联姻自然会让家族间关系锦上添花。当时，严家还有老六、老七尚未婚配，严裕棠希望吴家能从两人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严家主动上门求亲，吴舜文的父亲吴镜渊自然乐意，问题是严家那两个孩子此刻都远在国外留学，让他从何择起呢？这一点难不倒严裕棠，他带上两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来个看书择婿。吴镜渊一听，也觉得可行，俗话不是说“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
老吴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很快看出两兄弟的不同秉性。老六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这位海归；而老七的来信，则主要是汇报自己在校的生活琐事。吴镜渊读罢，向未来的亲家委婉地说道：“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他相中老六了，两家结亲大事定矣。
一封书信定终身，但这还是让女中学生吴舜文有些不甘心。她捧着那封家信，一时心潮难平，但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看着那潇洒的笔迹，她想：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严家这位六公子聪慧俊秀，温文尔雅，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才生，老父应该不会看走眼吧？！严庆龄的情况，与吴舜文大同小异。虽经洋化，但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吴家千金才貌双全，当然也只好遵从父命。
1932年，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严庆龄急匆匆地赶回上海。直到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青年才见了面。让严庆龄惊喜不已的是：未婚妻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举止优雅。吴小姐的惊喜也不亚于男友。从此，这对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一生轰轰烈烈的奋斗征程。
婚事完毕，意气风发的新郎官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夫婿忙于事业，吴舜文也不想荒废青春。结婚4年后，她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不久，她就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壮举”自然引人注目。
吴舜文自己也有些担心夫家人的看法，万幸的是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大力支持。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后来，她更克服语言障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学位，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绑 票
正当严庆龄准备大干一把时，严裕棠却被人绑票了。出了这样的塌天大事，严家上下全都蒙了，除了正常的生产，其他所有事情都暂时停下来了。
自从当年被人从背后推下江差点淹死之后，严裕棠一直比较小心。由于自己事事总是走在前面，扪心自问，这些年，大隆更多的是做别人做不了的活，他并没有怎么从同行手里抢食吃。因此，这些年过去了，他自己包括家人基本没发生过什么人身危险，渐渐也就有些大意了。但他没有想到，严家发了，树大招风，社会上有人竟然勾结黑道，再次盯上了他这个上海滩富豪。
大上海背靠内地，面向浩瀚大洋，那时号称“冒险家的乐园”。这称号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绑票。
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 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年、1923年和1927年这三个年份的数据！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等都有被绑票的经历。不幸的是，严裕棠很快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还被黑两次，真是极为罕见。
1928年10月22日，上海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上午九点三刻，严裕棠从家中出来，乘上自家的黄包车去公司上班。车到怡和码头附近时，两个持枪歹徒从一部黑色汽车中跳出来，挡住了黄包车的去路。车夫见绑匪只有两个人，假装顺从地把车子放下，趁绑匪把注意力放在严老板身上时，他一个箭步上去，从后面抓住一个绑匪厮打起来。车夫力气很大，他一边扭打一边高喊“抓强盗……”路边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绑匪一时惊慌失措。严裕棠见有脱身之机，猛一转身，一拳头朝持枪威胁自己的绑匪打去。绑匪见势不妙，连开三枪，所幸慌乱之中无一射中严裕棠要害。这时，巡捕赶到，两个匪徒一逃一抓。严裕棠身负三处枪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回家。
被绑票还能当场逃脱，严裕棠真是万幸。但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年多，严裕棠又遭厄运。这一回，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32年5月4日，上海滩春光明媚。上午8点多钟，严裕棠坐上了自备汽车去光裕公司上班。车到公司门口，严裕棠正欲下车，突然从斜次里冲出三个持枪匪徒，连人带车在公司门口将他劫持。严裕棠被带到一座楼房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由一个彪形大汉负责看管。由于绑匪目的是勒索巨款，所以他们在生活上并不苛待严裕棠，每日里好饭好菜相待。
半路上，严裕棠的司机被匪徒推下汽车,他马上到巡捕房去报了案。严家公子们闻听此事都大吃一惊,迅速商量对策营救父亲。为保老父性命，严氏昆仲决定“私了”,即花钱赎票。经过电话来回试探，绑匪提出50万元的预期价格，并提出要与严家人当面谈判。
严氏昆仲担心绑匪不守信义，扣押谈判者，借此增加要价，一时陷入踌躇。此时，距老严被绑已半个多月。这时，严家好友张子廉拔刀相助，使绑票案的侦破一下子出现了转机。张子廉是三星棉铁厂老板，与严裕棠是多年好友。从严裕棠被绑架开始，他一直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自费雇人跟踪绑匪。
6月3日夜，张子廉与巡捕房总稽探陨士霖一起，向严家兄弟通报了绑匪动态，并与他们商量对策。6月5日，警方的营救行动开始，严家亲友急切地等待警方消息。下午4点多钟，严裕棠突然独自一个回到了光裕公司。
原来，中午时分严裕棠听到屋外人声嘈杂，走廊里的来往脚步声很是杂乱，他意识到外面可能发生了异常情况。一阵杂乱声后，外面又是死一般寂静。严裕棠轻轻打开房门，探头看去，果然不见一个人影。他马上疾步下楼，奔出庭院，刚跨出铁门，门前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大汉想拖他进车。严裕棠逃命心切，拼命将这个大汉推倒，夺路而逃。正巧，前面有辆人力车，他奋力跳上人力车，一路奔向光裕公司。
再次被绑，严裕棠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脱险之后，他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被杜月笙坚决阻止了。这位大佬叮嘱严家从此不要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大佬的话自有道理，不能不听，但严裕棠总觉心里堵得慌，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
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登上海轮，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顿生离愁别绪。他回过头来，望着岸上送别的长子，不禁老泪纵横。
分 权
临去香港前，他当着几个儿子的面，将光裕公司经营大权全数交给长子严庆祥。上船时，严裕棠叮嘱严庆祥：“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要多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可惜的是，自小就闯**十里洋场的严庆祥并没有将老父的话真正放在心上，此时的他，自觉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
事实上，自1916年掌管厂务以来，严庆祥主管大隆已有十余年，但严裕棠一直执掌财政大权不肯放手，对此，严庆祥是极度不满甚至是愤恨的。慢慢地，他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
对于严庆祥，严裕棠是又爱又恨。严庆祥18岁那年，为使儿子能尽早接触工厂实际工作，严裕棠硬是把他从学校的老师身边拉回到了厂里，中途辍学，开始分挑父亲肩头的担子。这些年，每逢严裕棠出外或遭遇意外，光裕公司的业务总是由长子独自掌管。可惜的是，自小在十里洋场滚打的严庆祥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场恶习，在外面还养了不少女人。在这一点上，严裕棠时有所闻，也旁敲侧击过。年轻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总要适可而止为好，严裕棠安排其他兄弟进厂工作，名为协助，实际上也有监督的意思。
严裕棠从香港回来后，老二、老三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对付褚小毛的那一套，被自己的儿子有样学样照搬过来了。盘算一番后，严裕棠让二人先莫声张，他自有办法。
几天后，严裕棠把严庆祥在大隆厂的亲信唐志虞叫过来，威逼他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但他觉得老老板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账？为了隐瞒盈利，保守营业秘密，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账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账之外的账，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得罪老老板以后没法在厂里混，但出卖了小老板可能当场就得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写下血书：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自然清楚，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派人送去一笔钱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
敲山震虎后，严裕棠并没有马上剥夺长子的权力。真正让严庆祥倒台的，还是他投机失败。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名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得意忘形之时，他在棉纱投机上铸下大错。
其实，严庆祥对父亲炒房一直有看法，他自己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来钱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华商纱布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白手起家，靠买空卖空大发其财？正因如此，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
过去手头紧，严庆祥只好小玩，成败影响都不大。自从前两年做美棉生意大赚一笔后，交易所的老手们也开始敬畏他三分。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去素菜馆子吃饭。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但他自己手里有了本钱，正春风得意，哪肯放手？
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法币政策，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这对投机生意来说，实在是一大隐患。但当时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依然一番热闹气象，活跃在交易所的炒手们依旧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
其时，花纱市价不振，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估计还会下跌，便避开同行耳目，在市上大手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之后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他匆匆了结，却已经亏耗了80多万元。这让一向骄横的他元气大伤，无地自容，他明白自己的这个总经理算是做到头了。
严裕棠得知此事，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只是80万元，若被这败家子将家底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轮流坐庄，机会均等，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自家兄弟间的矛盾，相互督促，相互竞争。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最终裁决权依然保留在严裕棠自己手里。
但让严裕棠始料未及的是，中央业务会议不仅没有让他省心，耳根子反而越发不能清静了。轮流坐庄执政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各厂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
几回争吵后，严裕棠再次应变，下令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光裕公司随之撤销。这事实上是让各厂独立经营，也是对儿子间权限的一次再分配。在他看来，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儿子们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各厂的经营。
熬 日
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各种工作母机500余台，工人1 300多人，所获纯利20余万元。有业内资深人士评价说：“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良、规模最大者，现唯大隆机器制造厂一家而已。”
但大隆的好运，很快就要到头了。就像许多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一样，大隆的厄运是从1937年开始的。这一年，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民族工业的上升路径至此断绝，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有国，哪有家，严氏家族的产业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虽然政府号召工厂西迁，但严裕棠故土难离。虽然没有西迁，但大战在即，严裕棠还是抓紧时间转移资产。他一方面将各厂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最精良的机器设备转移进租界，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
不久，上海沦陷，大隆被日军占领，苏纶等纱厂也落入日寇之手。消息传来时，严裕棠正因为终日劳累而中暑卧床。惊闻噩耗，严裕棠如万箭穿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就此沦入外敌之手，他气得口喷鲜血，当场就昏迷过去。醒来后的严裕棠，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老三严庆祺马上去重庆，与国民政府保持关系。他自己，则带着其他老小，留守上海孤岛，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大江南北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堪称“孤岛天堂”。因此，各行各业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建新厂，假借了美商头衔，取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打量着簇新的泰利，710平方米的工厂，210平方米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真是气派大方。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不由得感叹：“真是大隆的儿子呀！”
更值得老严欣慰的是，泰利厂里的刨床、车床、磨床、铸冶、热处理等重要设备，都是泰利自己制造的。听着小六子的介绍，老严不由眉开眼笑，他的心情很久没有这么好过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就应该比老子强啊！”
虽然如此，严裕棠心中却始终对大隆割舍不下。大隆被日军侵占后，改做了兵工厂。他不时叫自家车夫开着车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好透过车窗看看那自己一草一木搭建起来的厂子，每一次都是百感交集。
泰利开工后，生意挺火暴，高峰时工人、学徒近千人。但是，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商人安安稳稳地做生意的，隔三差五地前来找事。为以防万一，严庆龄又委托德国朋友在租界另建一处仓库，把部分最精密的设备转移到那里。日本与德国算是盟国，那里应该比较安全。
不久，日军找上门来，要求与泰利合作生产军火，被庆龄一口回绝了。日本人很恼火，没过几天，就借口有人举报泰利私通重庆暗地生产军火而将严庆龄抓走，关押到宪兵司令部。闻听消息，严裕棠非常焦急，小六子这不是进了鬼门关了吗？他急忙派严庆祥想办法找人救。严庆龄也挺有种，在宪兵司令部里软硬不吃。最后，日军没办法，就卖个人情将他放了出来，但要求泰利恢复华商身份，继续营业，并给原先没收的物品补了几张军用票，算是征购。
小六子有惊无险出来后，严氏一家更加低调。在严裕棠支持下，严庆龄开了一家利达重工业银行，将之作为大隆的融资平台，吸收同业存款，其中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便是无锡望族出身的唐星海。当时，唐星海虽然还办着庆丰纱厂，但主要精力都放在苏浙皖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收花事务上。这笔钱就存放在利达，存款经常有数千万之巨。这笔巨款，为严家生产、投资带来很大便利，赚了不少钱。当然，唐星海也落了不少好处。
企业都交给儿子们打理，严裕棠比较空闲，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慈善事业上。其实，早在家庭富起来后，严裕棠就开始做慈善事业。
严家祖籍安徽，安徽乡下贫苦老乡到上海后，往往首先去投奔严家，顺带也会借一些安家费用。日积月累，这些欠款加起来为数也很可观。严裕棠当家后，他把乡亲们借严家的债务票据统统清理出来，全部烧掉，让他们可以安逸地睡大觉。
他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办学上。严裕棠把平凉路房子搬到严家宅，并在旁边开了第一所光裕小学。光裕小学的入学对象，不但是同乡，也包括大隆各厂在职职工子弟，社会上有些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孩子也来免费入学读书。之后，他又连续办了多所光裕小学。
20世纪30年代，湖北发大水，严裕棠慷慨解囊捐赠巨款救济灾民，后来获得当时市政府的表扬。经营苏纶纱厂后，严裕棠出资修缮了苏州门外一座桥，后被当地人叫做裕棠桥。
抗战烽烟四起后，严裕棠出资设立了裕斎助学金救济贫苦孩子，他还资助中国科学社190万元，其他善举如对徐家汇孤儿院、育婴堂、中华慈幼协会、时疫医院、普善山庄等社会单位的捐助更似涓涓细流，一直未断。
赴 台
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严裕棠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放下了。
因为早就派儿子严庆祺到重庆活动，所以，在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中，严家没受什么冲击。相反，通过严庆祺，严家动用和政界的关系，还低价收回了大隆。就连当年与日伪有些瓜葛的老大严庆祥，被严裕棠从苏州叫回上海后，因为严庆祺接任后，大把花钱，八面玲珑，也没受到什么追究。
此时，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也没有一丝一毫地变淡。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一直没有倒下，严裕棠怎能不欣慰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
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犹在耳畔，内战的枪声就已响起。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即接近破产，便又开始打起改革币制的主意，强制发行金圆券，变相掠夺民间资本。
进入1948年，时局更加混乱。严裕棠决意不再枯坐愁城，他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他又与庆龄仔细商议了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当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们召集起来，正式分了家。几个儿子都有厂子，只有老大庆祥得了一些地皮和现金，没有拿到实业。家业再大，最后也是子孙的，但在这国家多事之秋，仓促之间被动分家，严裕棠心里还是有些悲凉。
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分野，各色人等都在急遽变化的时代风云中，进行着错综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在这个大动**的十字路口，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名人、富人，都不得不进行抉择。走还是留？选择哪一个都不轻松。
此时，严裕棠已经将近70岁。他打算先到香港落脚，观望一下内地形势再说。在这个年龄还要背井离乡，内心的那种悲凉感受是无法言说的。
走过熟悉的十六铺码头，登上准备驰往香港的海轮，站在甲板上，严裕棠举起手，对着所有送行的亲友微笑着告别。江风猎猎，送行的亲友的身影越来越小，岸上的楼房也越来越低矮，最终消失在视野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下意识地，他吟出这两行悲壮的诗句。虽有预感，但他也不敢相信，这一别，就此山高水长，再无归途。
不久，上海解放。再不久，新中国正式成立。
严裕棠先在中国香港住了一阵，之后就转道去了巴西。严家子女多数都从内地出走，飘散国外，只有严庆祥一家例外。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1952年，他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元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之后，他的各类企业都被公私合营，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
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严裕棠从海路到了中国台湾，与小六子一家住在一起。这里毕竟离内地近，来台的相亲熟人也多。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
1953年，严庆龄夫妇在严裕棠的支持下，创立裕隆汽车制造公司，这家汽车企业充当了岛内经济工业化的领头羊。目前，由严家祖孙三代打造的裕隆集团已成为岛内一流财团，其投资领域横跨海峡两岸，成就了家族发展史上新的辉煌。
1958年11月，78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已什么都说不出声，只是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做着重合终点与起点的努力。而那双不愿意闭上的眼睛，至死都望向北方，流露着不尽的遗憾。
一湾浅浅的海水，就这样隔绝了海峡两岸无数个家庭。严裕棠的遗憾，也是成千上万流落到台湾的有识之士心中共同的感受，那种血泪之痛，正像于右任《望大陆》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严裕棠去世时，严庆龄夫妇已经在台湾企业界闯出名头。因此，严裕棠的丧事办得挺隆重，不少名流到场祭奠。在诸多挽联中，有一副没有落款的挽联这样写道：
雁过留声声声急声声慢急急慢慢说大隆，人过留影影影浓影影淡浓浓淡淡看光藻。
这副无名氏的挽联，可谓道尽了严裕棠一生的坎坷与业绩。
作为自学成才的大企业家，严裕棠一生曲曲折折，历尽艰辛，好几次都差点丢掉性命，在同时代企业家中，这样的经历几乎绝无仅有。而他所从事的工业基础设备制造业，在1949年前，几乎很少有人涉足。在那个一根铁钉都需要进口的时代，严氏家族的大隆机器制造厂，确实是中国民族资本一面独一无二的特殊旗帜。
“中国机器制造业之父”——这样的产业地位，确实是严裕棠一生主动追求的，而最终能得到社会承认，为历史所铭记，也算是求仁得仁，足以告慰这位老人于地下了。